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林国荣:解读柏克——以《自然正当与历史》第六章为例

更新时间:2008-12-29 18:31:51
作者: 林国荣  

  

  一、引言

  

  当下,前人的思想总是被“我们这些学人”、“哲学工匠”们(尼采语)一再地打磨成不言而喻的事情,凝结成丧失了任何可争议性和尖锐性的体系。思想家“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是怎么变得合法的,我不清楚。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自信能够解释。

  

  将一个思想家解读成一个凝固的体系,这不是偷懒,就是歪曲。这种方式于柏克尤其不公平。[1]今天,柏克以定论的“保守主义”哲学家而出名。事实上,他与新近起自美国的保守主义复兴潮流毫无关联之处。努力通过柏克来印证汉密尔顿血脉、甚至支持所谓的 “本土”蓝图或者后现代游戏,这确实令人惊讶和奇怪:这如何可能?

  

  很难说柏克是正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柏克并不是作为政治哲学家而阐述自己观念的,更没有创立一套政治哲学的体系和理论;他甚至没有明显的主题;[2]他传世的文字只是一些驳杂的演说词、小册子和通信[3],即使牵扯到了政治哲学的诸多方面,这也是通过关注于此时此地的当下问题而自然体现出来的;他一生都在忙于政务,可能稍有间断;他对政治事务具备罕见的洞察力,于同样的政治之事,或许只有托克维尔可与他分享同样的眼光;他从未写过一篇关于政治哲学的论文,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或不这样做。

  

  他讲过人类作为个体是愚蠢的、作为整体是聪明的,若就此打住,就无法理解他《关于匮乏的随想和细节》于新的政治经济学流派的贡献、以及他之成为亚当•斯密所倾慕的朋友;他赞同一切可能的商业自由,却强烈反对为个人私利辩护的理论体系,并用英国宪法的传统[4]将抽象经济自由“围堵”起来;人是理性动物,他从未在任何的程度上否认过这一点,在拒绝启蒙哲学家的时候,他是以“偏见”的名义来捍卫“传统智慧”的;他将 “时间”的维度引入关于契约和国家的看法、却从未忘记提到这是为了拒绝哲学家们“过分”的自信;他说“市民社会……是那自然的状态,”[5]铮铮断言回响着亚里士多德的声音[6],他所信奉的自然法足可使我们轻易地将之断言为再世的圣•托马斯,他却同时对美洲革命抱有同情、对革命之宪法倾慕有加;他倡言“温顺”(prudence)[7]于形而上学和任何权利理论的支配权能,是“这个低等世界的上帝”[8],却同时强调“温顺”并非权宜,它仍然是规则;他小心翼翼地区分了一般政治家所能取得的温顺和“更高秩序的温顺”,[9]这“更高秩序的温顺”能在必要的时候终止一般的温顺;他不断地凸显理论和实践之区分的主题,也习惯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观念,却从未利用过亚里士多德就理论和实践各自本性所作的研究;他不时提到“那个时代的冒牌哲学家”,[10]因此暗示存在另一类的哲学家,却从未尝试道出一个区分的标准;他敬重古典作家及其传统智慧,却拒绝无限制地将之接纳为未来的向导;他斥责卢梭为“自负的哲学家”,拒绝理论侵入实践,却又提供了一些时刻,于其时,实践必须无条件地诉求理论……正是如此众多的“错漏”和“矛盾”之处成就了柏克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事务家,亦为各派政治团体所不容。

  

  于法国革命,托克维尔致力于探究:为什么它是成功的,却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它是失败的,却还是成功了。柏克坚持类似的态度:“诸多羡慕,却什么也不赞成。”[11]除了他是政治事务家外,目前还没有理由就其政治身份断言更多的东西。无论形式还是内容,柏克就政治问题发表的议论都直接关联到当时的具体问题。美洲殖民地的危机、英国在爱尔兰和印度的统治,当然,还有法国的革命,是其中最主要的。因此,以一系列抽象命题来归结柏克的思考,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就是歪曲他看问题的原初角度和视野。捷径、甚至偷懒必然要求歪曲。

  

  《法国革命随想录》[12]诞生两百多年了,我们仍在追问:柏克赢得了那场论战了吗?这个顽固的问题预设了一个没有根据的前提,即柏克的思想乃是追忆往昔、守护传统的经典场所,乃是随时用来反击现代化浪潮的方便资源,乃是拒绝革命及其进步观念的最趁手武器。[13]可惜的是,柏克并没有论战并赢得战争的企图,他没有确切的敌人,他不期望去赢得什么。他仅仅是在严格政治领域进行思考的思想家。他张扬的修辞并未使他超越这个领域。相反,柏克期望的是边缘化。“若一个新的秩序正在到来,”那么“我的政治看法就当如梦幻般地消逝而去。”[14]决不能把这个看法简单地看成宿命论,或者历史主义,若要充分理解,就当与柏克的另一个至深的信念联系起来:“偶然(contingency)[15]和政治联合(political combination)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宏阔。”[16]这句话也恰当地刻画了柏克思想的本身。

  

  柏克思想之表达首先令人瞩目的在于修辞和文学技巧。其次,则是他思想的表达散落在毫无连贯性的众多演讲、通信、小册子里。这促使我们更加严肃、谨慎地把他的思想视为政治哲学。对此,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然正当与历史》(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文中简称NRH,如无特别说明,则所有对这本书的引用都出自这个版本。)中提供了挑战性的解释。

  

  二、《自然正当与历史》中的柏克形象

  

  在《自然正当与历史》这本选材挑剔的书里,施特劳斯用了半个章节的篇幅重新检拾了柏克的政治理论,提出了评判。这个评判不是最有名的(在此,至少可以提到潘恩的《人权论》(rightsofman)),但无疑是最富挑战性的。之所以这么说,部分理由是:和众多其他批评者相比,施特劳斯并没有盯住所谓柏克的“保守主义”不放,而是悄悄地把眼光放在了柏克保守主义的基础和理据之上。用科热夫的话来说就是,施特劳斯差不多是认为:柏克之政治上的正确乃是出于错误的原因。在章六,施特劳斯写道:“柏克的 ‘保守主义’和古典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但他对这一‘保守主义’的阐释却为这样一种对待人类事物的方式埋下了伏笔,这种方式比法国革命理论家们的‘极端情结’更远地游离于古典思想之外。”(NRH,PP.318-9)若对这段话单纯做字面理解,则施特劳斯似倾向于认为:最终来说,柏克的原则危害了他自己所寻求的政治的目标,这种危害较之他所反对的理论还要为甚。其实这看法于柏克、于施特劳斯都是不公平的,仅仅单纯和粗浅的字面理解是不成立的。在章六(此章的标题是“现代自然权利的危机”[17])论述柏克的部分,施特劳斯所呈现的柏克形象是多重交错的,就笔者分辨,至少有三种。

  

  首先,存在一个纯然现代的柏克,他“为‘历史学派’铺就了道路。”(NRH,P.3

  16)他的思考是“黑格尔的一个先导。”(NRH,P.319)也存在一个差不多是古典[18]的柏克,他“与西塞罗和苏亚雷兹并肩,对抗霍布斯和卢梭,”(NRH,P.295)并“回归亚里士多德”(NRH,P.303),以反击法国革命理论家激进的教条论式。在上述两个柏克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多少是居中的柏克。对于这个柏克,我们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说他“开启了对历史[19]的转向。”(NRH,P.304)于此,最好的理解是:他首要地回归“到了理论有别于实践和温顺,它在本质上是有局限的这样一个传统的看法上。”(NRH,P.316)

  

  1.柏克的第一个形象

  

  在章六,施特劳斯呈现的第一个柏克形象也许最合我们的口味。对此的论述大约用去了全文的三分之一(从第1段到第13段)。在此,施特劳斯用他少有的正面眼光来描述柏克。人们常常指责柏克的思想前后不一,施特劳斯仅把这一点一笔带过。施特劳斯也提到了柏克对“现代自然权利语式”的频繁使用,而这仅仅是为了表明柏克 “是如何将现代自然权利的观念溶入古典的或者托马斯的框架里面去的。”(NRH,P.296)换言之,在这些段落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柏克在努力对抗法国革命时所凭借的那些坚固理据。在这部分,柏克用以对抗革命理论家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而非“历史”。[20]柏克决不仅仅是反对革命理论家道德教义的内容。“他同样,并且首要地也反对其形式上所发生的变化:这新的道德教义是这样一些人的制造品,这些人思考人类事务就象几何学家思考数字和轨迹一样,而不是行动的人在思考切身事务。”(NRH,P.301)他们极端错误地把政治哲学运用于政治实践,最终引致了上面的变化。不象以往的革命事件,“仅仅立于政治的原则之上……法国革命乃是以‘教义和理论信条的革命’为基础的。”(NRH,P.302)这场革命扩展及宗教,“还深入了人类心灵的构成之中。”(NRH,P.302)它是“人的历史上首次彻底[21]的革命。”(NRH,P.319)只有它的理论性格能够同时解释它的全面和它的成功。惟有这个性格“使它与所有其它革命区别开来。法国革命是第一次‘哲学的革命’,是第一次由理论家、哲学家、‘纯粹的形而上学家’造就的革命,这些人‘不是附用的工具,不是鼓动的号手,而是革命的设计者和管理者,’是第一次由勃勃雄心和沉思精神(spiritofspeculation)联手合作的革命。”(NRH,P.302) 柏克反对沉思精神或者理论侵入实践领域,对此,施特劳斯强调,这可看作是对古典传统的回归,尤其是回归亚里士多德,即理论不足以指导实践。(NRH,P.302-3)随即,施特劳斯又对上述强调予以限制:“柏克之前,没有人曾花费如此大的力气谈论这个题目。”(NRH,P.303)但是,这个限制并没有严重损害柏克与古典思想之间的关联,因为,有可能是当时的环境迫使柏克把话说到如此剧烈的份儿上,“柏克尤其比亚里士多德更集中、更有力地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他要跟一种新的和强劲的‘玄思潮流’、跟一种拥有哲学根源的政治独断论交战。”(NRH,P.303)由此,施特劳斯在这个部分的最后一段(也就是第13段)得出结论说,柏克,“在他最重大的政治行动中”,以一种淳良的古典方式,“努力去恢复本然的政治方式[22],以此对抗”玄思潮流的政治要求。(NRH,P.303)

  

  在这一部分,施特劳斯似乎是要直接把柏克放入古典的思想传统中去。在此,施特劳斯展示了柏克从事工作的方式:柏克对现代自然权利语式的倚赖只是掩盖其古典色调的一层薄纱。尽管“柏克承认市民社会的目的是捍卫人的权利,尤其是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他否认幸福可以正当地和德性分开,更不用说对幸福的追求了,“幸福只有借助德性、借助约束才可发现,‘这约束是由德性加之于激情之上的。’”这些约束也“算作人的权利之列,”“在某中程度上与市民社会的要求紧密相连。”(NRH,P.297)也就是说,这些约束之必须,是因为“没有道德纽带的联结,人不可能行动起来,因为人相互之间决不是完全独立的。人的意志必须总在理性、温顺或者德性的节制之下。”(NRH,P.297)施特劳斯此处的讨论和在前文对古典自然正当观念的基础的讨论非常相象(NRH, PP.129-30),于此,施特劳斯有了足够的空间推论说:“柏克是在‘对义务的遵从中’,而非在‘臆象的人的权利’中找寻统治的基础的。与此相应,他否认所有义务皆自契约或同意而来的说法。”

  

  论述在下一段发生了微妙的转折。在这一段,施特劳斯将考察重点从人的义务转向了人的需要。柏克否认“同意或者契约”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在施特劳斯看来,这不仅是因为契约轻看了义务的分量,更重要的是:契约错误地服务于其意在推动的东西:人的利益和需要。柏克否认在自治和满足需要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多数人的判断,或者‘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往往的不同的’。”(NRH,PP.297-8)尽管人的情感和需要是治理者所必须关注的,满足需要的最好手段却不应当是治理者的决定性考虑。人们自己可以说清楚是什么在折磨他们,却“‘最终不能理解这些折磨是怎么来的’,”这些折磨常常是 “‘一些偏远因素和纯粹环境凑巧的结果。’”(NRH,P298)由此,施特劳斯写道:“柏克在‘对义务的遵从和对需要的满足中’,而不是在‘臆想的人的权利中’找寻统治的基础。相应地,柏克否认自然权利本身能说清楚一个给定制度的正当性:制度的正当在于它最宜于推进当下社会的德性;这种正当性不是自然正当所能决断的,只有经验[23]方可为之。”(NRH,P.298)此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t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3772.html
文章来源:《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