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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荣:解读柏克——以《自然正当与历史》第六章为例

更新时间:2008-12-29 18:31:51
作者: 林国荣  

  通过巧妙地扩展柏克的“统治基础”,从 “对义务的遵从”到“满足需要和对义务的遵从”,施特劳斯成功地削弱了柏克思想的古典成分,亦使之不那么高贵了。

  

  接着一段,施特劳斯用类似的方式进一步贬抑了柏克。在开段处,施特劳斯陈述说:“柏克并未拒绝下面看法,即所有权威的最终根源在人民,或者主权最终是人民的,或者权威得自此前未有立约的人们的约定。”(NRH,P.298)在施特劳斯看来,柏克仅仅“否认了这些终极真理或准真理有政治上的牵扯。”“‘若市民社会是约定的产物,这约定必定是它的律法’。”(NRH,P.298)施特劳斯强调,“就实践而言,约定、原初的立约,也即已有的制度是那最高的权威。”(NRH,P.298-9)接此,施特劳斯开始讨论柏克关于规约的理论,讨论是以下述方式进行的:“既然市民社会的功用是满足需要,我们可知它仅仅是规约,”就是说,“可证明是善意的,”[这规约]“可使给定的社会秩序神圣。”(NRH,P.299)确实令人震惊,在短短的三个段落里,读者经历了一个完全的翻转:施特劳斯的柏克从再临的圣•托马斯一跃变成了边沁——再稍稍加一点“温顺”。一边是将统治的基础归于人的义务,一边是视统治的功用不过是以满足需要为皓的的整体性分配,施特劳斯的柏克摇摆于两端之间,问题就是:“施特劳斯认为哪个才是真正的柏克呢?”

  

  2.柏克的第二个形象

  

  这部分覆盖了文章的第14段到23段。施特劳斯以最终要控之于(即使不是要归之于)柏克的一桩罪事开头。历史主义或者说“历史”的问题首次出场。“人们通常觉得,柏克是以‘历史’的名义来攻击他那个时代的流行理论的。”(NRH,P.304)对此,施特劳斯说:“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NRH,P.304)不过,“若从下面事实出发,上面的说法就只是有限地正确,这事实就是:柏克身后的几代人看作是转向‘历史’——更不用说是发现‘历史’——的东西,首要地却是对那传统看法的回归,即有别于实践或温顺的理论,其本质是有局限的。”(NRH,P.304)讨论至此,柏克思想中古典元素的分量依然是最重的。

  

  和第一部分一样,施特劳斯这一部分讨论的焦点仍是理论和实践的区分。不同的是,在这一部分,柏克思想中健全和“不健全”的面相都充分(也许是潜在地)地展现出来了。施特劳斯部分地继续了第一部分的话题,他悄悄地比较了柏克和亚里士多德各自关于自然正当和温顺的看法。一些亚里士多德论者承认,存在“令人沮丧的危急情况”,于其中“正常情况下有效的自然正当规则可以正当地加以权变,”(NRH,P.160)和他们一样,柏克也提供了这样一些危急情况。双方都承认,过去的经验不足以指导政治行动,新情况不断涌现,过去的经验可能是软弱无力的。这不禁使人想起了施特劳斯对亚里士多德论式:“自然正当应是变动的,以应对恶的翻新”——(NRH,P.161)所作的解断:“出自经验的政治规则是对以往的成败教训的表达。于新境遇它们是不适用的。有时候,新境遇起自对先前规则的反动,而这些规则和据称是普遍有效的先前经验——人在善和恶两方面都是花样翻新的——是不抵触的。”(NRH,P.305-6) 转折再次发生了。施特劳斯接着暗示了亚里士多德和柏克之间的重大区别,甚至在这部分的开头就作了暗示。随着讨论的进行,两者间的区别愈加显白。区别首先在这样的事实:在亚里士多德,自然正当之可变性是与“正义的内涵”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将我们的眼光指向了理论问题;而柏克仅仅在政治行动的具体境遇里来呈现这种可变性,换句话说,柏克的可变性之所及仅仅是实践。在讨论亚里士多德自然正当观念的两个核心段落里(NRH,PP.159-61),施特劳斯使用“正义”及其衍生词有三十次之多;相形之下,于柏克,施特劳斯只用了四次“正义”的衍生词。(见NRH,P.304、305、307)

  

  到此,柏克和古典思想之间的差别基本上还是隐含的,随后便被宣泻了出来。在施特劳斯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就柏克,理论是不健康地超然事外的,于国家和政治事务了无关涉,而就这些事务,政治家却必须采取有效的行动。这导致的结果可能是:通过对单纯理论的刻意追求和痴心忠诚,理论实际上错失了对政治可能的贡献。(NRH,P.309)“通过打开一个更宏阔的景观、并由此揭示了任何实践追求的局限,理论势必威胁到人们对实践的完全忠诚。”(NRH,P.304)这威胁也可能是因为理论的真和政治的善之间的必然联系被切断了。事实上,对柏克来说,“与自然权利在形而上学上的真相应,在政治和道德领域,理论拥有的却是同等程度的虚幻。”(NRH,P.307)[24]简言之,“理论拒绝错误、偏见和迷信,政治家则要将这些东西付之运用。”(NRH,P. 311)

  

  要强调的是,有人指责柏克反对理论,在这部分,施特劳斯暗示了柏克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差别,但所关注的并非上述指责的有效性,而是这一指责的性质:亚里士多德不会否认政治哲学为所有现存的制度投下了阴影,理论上的最好制度的光环,会映射出所有现存政体的缺陷;他只是坚持,这并不能损害政治哲学的尊严。事实上,仅仅从这一部分来判断,不妨暂时得出结论说:亚里士多德和柏克之间的真正不同并不在其他,而在理论生活和实践生活,谁者更好?施特劳斯正是以这个不同展开了讨论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

  

  3.柏克的第三个形象

  

  第三部分从第25到34段。一开始,施特劳斯强调了柏克从古典自然正当观念的游离。这个在前两部分隐含的、居次要地位的差别在第三部分被明示出来,并占据了讨论的核心地带。在这部分的第一段,施特劳斯就告白说:“柏克蔑视理论,尤其蔑视形而上学,从而与亚里士多德分道扬镳。”(NRH,P.311)[25]在这一段里,也得到了这样的信息,即“于柏克,至少可以说,他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所作出的区分和亚里士多德的区分存在尖刻的差别,他的区分并不是以对理论或理论生活的终极优越性的清晰信念为基础的。”(NRH,P.312)

  

  施特劳斯引证了柏克的《崇高和美的观念之哲学探源》,部分地支持了上述断言。施特劳斯试图把柏克和洛克、休谟联系起来,他强调指出,柏克拒绝“以理智美的眼光来理解可见美或感性美”,于此,“柏克唯一的理论努力……和英国感觉论传统是完全一致,与古典思想则明显抵触。”(NRH,P.313)这导致了“情绪和本能的一定解放,”也导致了理性地位的一定下降。(NRH,P.312)

  

  “正是这种对待理性的新颖态度,解释了柏克评价理论和实践区别时的非古典色调。”(NRH,P.312-3)在此,施特劳斯轻易地用到了“完全”、“明显”等这样干脆的形容词,显然是刻意所为,这至少表明:事情并不简单如此。接下来的一句话立刻就暗示了在柏克的思想中有着多得多的东西:“柏克对‘现代理性主义’的反对在无知无形中转到了对理性主义本身的反对。”(NRH,P.313)就是说:现代理性主义并非理性主义的原初形态或古典理性主义。这样,施特劳斯就精心准备了一个巧妙过渡:柏克的思想不再从其与古典思想的一致性角度来阐释,而是转换为与古典思想的对峙。在第二部分,柏克之游离于古典是或明或暗地被当作对健全思想体的偏离来对待的,而在这一部分,对待方式就完全反过来了。在此,必须对之作出限制的是柏克与古典理性主义的对峙,而不是与古典的一致。必须记得:“他就理性之缺陷所作的评论确是传统的。”(NRH,P. 313),而不主要是对传统方式的回归。

  

  在施特劳斯看来,柏克拒绝把理性作为构筑制度大厦的最好工具,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柏克理性批判中的新颖因素”。古典论者争辩说“最好的制度是理性的设计,”也就是说,尽管制度的目的不是人为制造,但“它产生的方式却是人为的”,柏克则争辩说,最好的制度 “并非起自计划,而是来自对自然进程的模仿……[这进程]不需要指导性的反思、是连续的、平缓的,不消说也是无知觉的,‘[这进程]跨越漫长的时间,经历事态的纷繁。’”(NRH,P.314)借此,施特劳斯说“所有‘新奇幻想和新近构造之下的共和国’必定是败坏的。”(NRH,P.314)

  

  施特劳斯强调,这种无需反思指导的自然进程观念和“后来的‘历史的’观念”不是一回事情。(NRH,P.314)对柏克来说,后来被认为是“历史过程”产物的“健全政治秩序”依然还是“温顺节制下的偶然因果链,以应环境之需。”(NRH,P.315)然而,施特劳斯立刻又指出,柏克对健全政治秩序之缘起的分析,贡献了为“历史的发现”所必须的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即把斯密的经济学原则——私利行为能够成就公共的善——运用于整体的政治领域,而在古典理性看来,这样的活动注定是要损害德性的。(NRH,P.315)由此,柏克便在无意中给历史主义提供了一项补充原则,历史主义需要这样的原则来完成卢梭肇始的工程,并完善卢梭对“人之人性”之偶然崛起的信仰。卢梭关于“人之人性”本身乃是历史的、柏克关于“良好秩序或理性秩序是目的不在这种秩序本身的诸多力量的结果”的“神义论观点”,若把这两方面加起来,就可成就历史主义的基础。“这样,柏克就为历史学派铺了路。”(NRH,P.316) 施特劳斯用多种方式表达了这一看法。其中一个就是把“世俗神意”的信仰归于柏克,这信仰“集中表达于这样的观念,即对于充分启蒙了的人来说,上帝之道是可以探知的。”(NRH,P.317)在这样的“把永恒溶入世俗”的努力中,高卓之士可以认识到:先前看作是恶的行为亦可产生善果,如此,则“不得做恶的禁令”就要大打折扣了。(NRH,P.317)问题就得从“这行为正当吗?”转为“这行为符合那善的唯一真正标准——历史的各种力量吗?”于此,柏克写道:若法国革命注定了要在欧洲取得成功,则“‘要反对这强劲的人类事务潮流的人……就不是刚毅和坚定,而是刚愎而顽固,’”此时,柏克实际上泄露了他于真正的人性之高贵的无知无感——“这高贵乃是人类最后的抵抗线。”(NRH,P.218)与此相应,施特劳斯写道:“从这种思想到以进步/退步之区分取代善/恶之区分的思想,只有一步之遥了。”(NRH,P.318)

  

  事实上,施特劳斯在前两部分努力在柏克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在第三部分统统都被斩断了。另一个转变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施特劳斯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在这一部分,施特劳斯写道:“前已指出,那些后来被看作是历史之发现的东西,起初只是对理论与实践之区分的恢复。”(NRH,P.319)但是,在前面,施特劳斯所说的事实上是:“柏克身后的几代人看作是转向‘历史’——更不用说是发现‘历史’——的东西,首要地是对那传统观念的回归,即理论有别于实践或温顺,其在本质上是局限的。”(NRH,P.304)在这种背景下,“起初”和“首要”之间是存在巨大差别的,“起初”意思似乎是说:尽管柏克的思想开始是要回归传统的自然正当观念,后来却偏入了哲学的激进主义,而“首要”则表明柏克的思想中尽管有着一些非古典因素,但确实构成了对古典的回归。[26]

  

  第三部分对柏克或名或暗的攻击,有些明显是不公正的,施特劳斯似乎是有意为之。柏克思想中的新奇因素带来两方面“最重大的实践结果”,于其中的任何一面,施特劳斯都没有精确地描述。(NRH,P.313)第一个方面是:“他[柏克]拒绝认为制度是可以 ‘制造’的,而赞同制度是可以‘生长’的。”(NRH,P.313)然而,这似乎忽略了柏克对美国宪法的反应。柏克说:“美国人民在其环境允许的范围内,造就了最好的宪法。”[27]施特劳斯一定很清楚,柏克并没有把新的、无疑是“制造”出来的美国宪法当作邪恶来反对的。在后来对柏克和西塞罗的宪政论进行比较时,施特劳斯断言:“‘那建造新政府的观念’”,并没有使西塞罗象柏克那样,充满‘厌恶和恐惧’。”(NRH,P.322)然而,施特劳斯并没有交代清楚,使柏克感到恐惧的并不是成就一个新政府的抽象前景,而是取代英国宪法的企图。是“我们”(即英国人民)厌恶激进理念和革命社会。

  

  第二方面——柏克“反对这样的观点,认为最好的社会秩序可以或应该是个人、智慧的立法者或立国者的作品,”——也遭受了怀疑,这并不是因为它是虚假的,而是因为它是误导的。此观点不独为柏克所拥有,西塞罗也持这样的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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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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