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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励生:在他者的意象关联性中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下)

——世界秩序原理的批判性解读:关于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更新时间:2008-12-27 18:14:22
作者: 吴励生 (进入专栏)  

  却用自由意识的辩证发展界定进步的历程。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发展的思路,却将矛盾的基本因素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历史进步成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历程。”⑤(p490)“‘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共产主义是历史的终点,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历史的起点。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乐园,而亚细亚社会则是人类文明停滞封闭的地狱,野蛮、残暴、愚昧、腐败,犹如千百年封存在棺木中的木乃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将中国与印度放到历史的起点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同样把‘亚细亚生产方式’放到历史的起点上。”⑤(p492)我们看到,关于进步的知识范型,在不同的思想家和学者那里不断地展开并拓深各自的理论范畴,尽管从东方到西方、从低级到高级的空间位置和时间历程几无变化。思想学术的力量以其惊人的威力把世界彻底当成了“图像”,尤其是马克思理论在后来的世界中产生出改造的能量更是惊人。然而,人们同时也显然可以深切地看到,他们是如何不依不饶地在建构他者的同时顽强地建构其自身的主体性的,他们的扩张也好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也罢,最基本的本质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开放性,即开放了历史也开放了地界最后开放了世界。尽管血淋淋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给世界范围内带来了众所周知的灾难,也尽管在马克思那里,“理论体系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并没有转化为价值体系上的欧洲中心主义,他同情东方的苦难,信任东方将是历史终结的契机”⑤(p496),然而,从西方到东方、从时间到空间、从低级到高级,我们终究难以摆脱逐渐失去“主体地位”沦为他们施暴的对象最后沦为“自我东方化”的几无“主体”的结果。现代性的核心的进步大叙事浩浩荡荡,顺之者成为沃勒斯坦所说的“核心国家”逆之者则成为他所说的“边缘国家”。中国的落后、停滞就必然成为他们边缘化、妖魔化甚至丑化的对象,即便是我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停滞、落后,以至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救亡图存”到“大国崛起”成为我们好几代人的最强音,社会大叙事甚至文学大叙事均一脉相承,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始终是“主旋律”。

  意味深长的是,在较早的时候,东方专制主义话语谱系里面,所谓专制的中国形象是不存在的——我们已经知道,从1250-1750年整整五百年间,西方均在不断赞美中国。本来,光是“西方现代有关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谱系有两种传统,一种是由道德而政治的,一种是由经济而政治的;前一传统由孟德斯鸠首创,后一传统由琼斯首创;前一传统终结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后一传统终结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⑤(p550),已经够周宁在知识谱系和文本世界里腾挪得了,然而,出于后现代主义思想从知识生产角度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性批判,并考察话语分配过程中的权力运作方式,或者毋宁说,周宁其实还有着把文本和话语作为客体批评并形成批评理论的学术旨趣——因为无论是政治、经济、法律(更不用说学术和思想)还是文学、艺术等一切社会的运作都离不开话语和形成话语的文本,更不用说事关世界秩序原理事关现代性建构过程。因此,与话语、形象、文本以及理论和知识有关的方方面面的谱系均在他的深入梳理之中,其意义幅度与历史脉络的张力得以惊人地不断延伸和拓展。

  本来,文本世界之无比庞大而繁杂可想而知,可周宁仍然可以对有关专制的话语从三个方面继续展开他的谱系学:地理环境、经济形式、文化精神。这里以地理环境谱系为例,比如:亚理斯多德的《政治学》,理论眼界仅局限于希腊(文明政体)与非希腊(野蛮专制),一开始就并非仅仅是政治学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地理概念,“在西方历史上,专制概念在古希腊出现时,就与东方或亚洲连结在一起。古希腊奠定了西方的东西方对立的地理观念,也奠定了地里观念构成的文化观念。”⑤(p553)中世纪早期东方与西方的形象价值有所颠倒,那是因为基督教是一种东方或亚洲宗教,传入西方或欧洲有一个异域冲击和本土化的过程,随着古典遗产的记忆的一点一点恢复,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记忆也一步步恢复。“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东方由近及远可分为三重。第一重是近东,古希腊时代是波斯帝国,中世纪是伊斯兰世界,近代指奥斯曼土耳其萨菲波斯,可能还包括埃及。这一重东方在地理上比较接近比较真切,文化上也有相对确定的同质性,如伊斯兰与东方政体。第二重东方主要指印度次大陆,可能还包括斯里兰卡、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这一重东方由于地理与文化上距离相对遥远,形象有些模糊和神秘,它在古罗马时代进入西方视野,但一直没有像第一重东方那样在政教方面表现出确定的同质性。第三重东方最为遥远也最晚被‘发现’,似乎与前两个东方也不太相同,甚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它在地域上属于东方,但在文化上却一时难以归入东方。从文艺复兴运动到启蒙运动,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但很长一段时间却无法归纳中国。”⑤(p565-556)周宁以为东方专制主义与西方绝对主义政体在观念上的区别在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君主拥有绝对的政治经济领主权,其他人都是他的臣仆与奴隶;欧洲国家的君主在法理上拥有绝对权力,但在制度上该权力又必须得到贵族和等级议会的限制。中华帝国开明君主专制形象,曾经帮助资产阶级确立绝对王权观念,限制贵族势力,继而又帮助资产阶级限制王权,将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文人政治上。文艺复兴时期是绝对主义国家的建立期,而启蒙运动时期则是绝对主义国家的分解期,以法国大革命为终结。这也便是周宁一直强调说的“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的启蒙运动利用中国思想的过程与方式。随着讨论的深入,就同一个谱系周宁又可能有新的发挥,而且经常循环往复,随时可发现或拓深或伸展,仍以地理环境系谱为例,在讨论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是“截然相反的世界”时,他又说道:“西方可能小于欧洲,也可能大于欧洲,古希腊时代的西方基本等于古希腊本身。罗马帝国时代等于意大利本土与西班牙一部分,中世纪等于西罗马帝国或拉丁基督教地区。16到19世纪间,西方的地理空间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了,北美成为第二个西方;在欧洲范围内却相对缩小了,波兰、俄罗斯等东欧地区与西班牙、希腊,似乎都变成了东方,西方等同于西北欧与北美。……一种文明或一个民族、国家,可以根据其文化特征,将其归入东方或西方。埃及属于非洲,却由于其历史、制度、信仰甚至种族(闪族)原因,毫无疑问地被归入东方。日本地处极东,20世纪后期却由于其现代化的成功,被归入西方世界。东方与西方的伪地理概念,看似‘常识’,实际上却有深远的意识形态意义。”⑤(p714-715)而且这种讨论还在延续,随着核心概念的转换,新的谱系在周宁那里就随时可能出现调整和完善。

  当然,这个二元对立的等级制概念,主要是通过对世界秩序原理的建构来完成的,当然也是通过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来完成的。同时,我们似乎更应该注意到,启蒙哲学家树立自由与民主旗帜的方式之一,就是无情地批判专制暴政。这样,对从孟德斯鸠到黑格尔的由道德而政治和从琼斯到马克思的由经济而政治的专制话语谱系的梳理,自然殊关重要。“赫尔德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1791)、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793-1794)、《关于中国人的军事禁食学校及其他一些奇闻》(1796)、巴罗的《中国行记》(1806)。在这四部有代表性的文本中,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不仅是事实,而且,不论从自然环境、种族遗传、国家精神来看,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事实。”⑤(593页)“孟德斯鸠的理论确立了某种‘范式’,黑格尔讨论中国时,他的关注点与思考方式都是孟德斯鸠设定的。……黑格尔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确定,决定中华帝国独一无二的东方专制主义特征的,是一种建立在家长制奴役基础上的、国民的未成熟的孩子般的幼稚软弱、愚昧迷信的奴性精神。”⑤(602-603页)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思路从土地所有制、水利灌溉工程、印度村社经济等角度,界定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基础和特征。不能不让人特别关注的是,斯密首先发现的东方专制与大公共工程之间的关系,之后不仅有琼斯“深入分析不同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探讨和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总结,更有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和魏特夫的“治水帝国”既像是知识又像是想象更像是神话的延伸。是否有土地私有制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留待后人去讨论,也尽管“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个前提是否为了解整个东方的钥匙,但作为研究范式的地租形式(琼斯)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可否认确实具有相当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有趣的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不仅继承亚当·斯密、理查·琼斯、约翰·穆勒的观点也继承孟德斯鸠、黑格尔的观点,并回归这两大知识传统的系谱中,周宁还专门列表梳理诸如“国家土地所有制”、“缺乏法律约束”、“宗教取代法律”、“没有世袭贵族”、“奴隶般的社会平等”、“孤立的村社”、“农业占据压倒工业的优势”、“公共水利工程”、“炎热的气候环境”、“历史静止不变”等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有点费解却颇为关键的概念。至于跟马克思一样为构筑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的马克斯·韦伯,其《儒教与道教》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自然也进入周宁的相关系谱范围,因为“不可思议,那些建立在严肃的‘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的、深奥的精英哲学中规划的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形象,为什么竟有意或无意地忽略那些‘资料’和‘事实’,那些‘亲历者’的见闻,为什么表现出理论范型或类型的知识专断与霸权?”⑤(641页)而周宁自己,除了关注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在讨论一般理论问题时对中国的相关论述外,对专业研究性的文本(包括传统汉学与现代中国研究方面的著作)和叙事文本:包括虚构与非虚构,诸如旅行者的游记、传教士的书简、殖民官的报告、新闻报道和有关中国的纯粹想象性的小说、戏剧与绘画等作品,也一样给予系谱化处理。如前所述,还不仅仅是知识谱系、话语谱系以及形象谱系,他尤为关注的始终还有话语生成机制,以及“话语机制内部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构成的话语活力机制”,直至达到揭开话语真相的目的:“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象一旦形成,就作为话语发挥其知识霸权,左右着西方的中国观。该话语具有其基本假设与内在逻辑,包括精英哲学、旅行见闻与大众传说三个不同层面上的一系列表述。这些表述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关于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象的‘知识体’。”⑤(642页)“话语始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一定的知识霸权范围内的表述论证或竞争,不但不会破坏话语的内聚力,反而会增强其活力与再生力,差异表述产生出新的意义,通过竞争与妥协,达到新的平衡。”⑤(644页)于是他在后来的论述中干脆特意借用了卡尔维诺小说《寒冬夜行人》所集中表现的一个深刻的隐喻:所有的故事其实都是一个故事,所有的书竟然都是一本书。

  进步与自由构成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身份,停滞与专制的中国,在自由大叙事中通过政治权力、道德权力、文化权力与学术权力合力运作并形成知识霸权和合法性,终于收编了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象。那么剩下的形象转型也即野蛮的中国形象就显得容易多了。就像那位鸦片战争前夕来中国“一上岸就被种种与他习惯的事物完全相反的景象惊呆了”的英国旅行者所“发现”的:“西方的罗盘指北,而中国的罗盘指南;西方的书从左向右读,中国的书则从右向左读;西方人写日期,从日到月到年,中国人正相反,从年到月到日;西方人会面与人握手,中国人见面,不握朋友的手而握自己的手……”⑤(p706)所谓“二元对立”,无所不在,思维、心理、意识和行为、行动、习惯,无一不如此。也许,这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模式,无论是谁,首先必须以他者为思维对象。也许,我需要特别提请注意周宁书中的这段话:“东方与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有三重意义:首先,它确立一种空间关系,世界被划分为二元对立的两部分向两极延伸,不管中界限在哪里,两极结构是确定的,而且,两极结构并不对等,有大小等级的区别,比如说,西方可能仅限于西北欧或西欧北美,而东方可能等于所有非西方世界,西方是中心是主导,而东方是边缘是依附;其次,东方与西方的空间关系同时又表现为一种时间关系,形成时空一体的拓扑结构,东方对应着过去,所谓古老的东方,西方对应着现代,所谓现代西方;最后,东方与西方的拓扑结构的时空框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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