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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更新时间:2008-12-22 17:56:36
作者: 李欧梵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系作者1999年5月26日在北京大学为文科学生所作的演讲,主要介绍美国学者杰姆逊关于“后现代”文化研究的方法、观点及其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价值,并借助其理论来观照分析当代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港地区)的一些文化现象,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化是否已经进入杰姆逊所称的“后现代阶段”?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同时试图解释“后现代”问题何以在中国引起热烈争论的原因。“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互交融的状况,正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复杂性。

  

    1985年秋天,美国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北大举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演讲,这些演讲后来辑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又再版了这本书,“后现代”,或者说“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这个名词,据我所知就是杰姆逊教授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在当时来说,此举相当大胆,因为他80年代初才开始从单篇文章中提出了他的后现代理论,而他的那本“大书”《后现代主义———后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就是访问北大后问世的。换言之,他第一次向世人介绍自己的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理论,是在北京大学。我想这对于北大是一个相当大的荣誉。最近我又重读这本书,仍然觉得受益良多。

   来北大之前,我又买了一本杰姆逊教授最新出版的论文集———The Cultural Turn(Verso, 1998),译成中文名为《文化转向》,意即当代整个文化批评和文化理论的文化转向。书中收录了他写于1983年到1998年的8篇论文, 1983年那篇经典性的论文《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也在其中。这本书受到美国各个学界的重视,我从前的同事,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也是马克思主义者, Perry Anderson,本来要为这本书作序,结果却越写越长,竟至成书,名为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Verso, 1998),即《后现代性的来源》。以介绍杰姆逊入手, Anderson把整个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来龙去脉都展现出来。据Anderson说,这个名词最早见于西班牙文坛,后来在1950年左右,中国革命刚刚成功时,有一位美国诗人Charles Orson提出了一个主张: 20世纪的上半叶是现代,下半叶就是后现代;后现代的动力不是西方,而是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这样说来,中国与西方后现代的起源可能还有一层关系。

   当然,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杰姆逊教授在其北大的演讲中提出的,他认为所谓文化上的现代和后现代,是和整个西方经济历史的发展相关的。所谓现代主义是文学、艺术上的名词,而现代性是较为广义的文化历史上名词。他把这个时期定在1880年左右到1930年左右;而他认为后现代阶段是从1960年前后开始的。这是他的一种历史分期法。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有非常大的区别,因为现代性所表现的是资本主义盛期的状况,他引用了列宁的名言: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端,就是帝国主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资本开始向世界发展,这种发展到了最极端之时,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而文学艺术表现的就是所谓“high modernism”,即高潮现代主义。可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西方世界在文化方面有了非常大的变动。

   杰姆逊受一位重要的比利时学者Ernest Mandel的影响,写了一本叫做Late Capitalism(《后期资本主义》)的书,认为后期资本主义和盛期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后期资本主义逐渐地跨国化、国际化乃至现在所说的全球化,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近几年来最大的发展就是全盘的金融化,所谓金融化就是把抽象的钱在世界的各地运转。在他看来,这种抽象的金融化倾向

   给西方文化带来了非常大的转变,后现代的文化即所谓电动器械、电脑,以及资讯的高速流通,其中最重要的是媒体,特别是视觉媒体,已影响到所有人的生活,他认为,五六十年代电视的发明为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电视的普及使整个人类生活视觉化。

   彩色电视机所表现出的形象完全是虚假的,是模拟式的。当然他用的不是“假”这个词,而是援引了法国理论家波德里亚的一个词: simulacrum,意即“摹拟的假相”。“假相”事实上在人们的生活中变成了真相,真实的生活反而被抽掉了,生活中展现的正是这种“假相”,或称“模拟象”。所以说电视的视觉影响对于整个人类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另一个现象就是所谓高级文化和普通文化的融合。

   当时现代主义所揭示的几个重要的立足点都已经被打破了。比如,在思想上,现代性所标榜的是个体的建立,是一种理性,是对于前途的乐观。杰姆逊教授认为这些在后现代时期都已经改了。而最主要的是现代主义所谓“个体”问题在语言上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彻底消解。现代主义所说的作家个人的视野,作家的天才,作家作品本身的震撼力,作家用自己的语言建立、并借以作用于读者的自己的世界等等一系列重要的论点,全部都被后现代主义理论推翻。在这种情形下,他认为在后现代中没有所谓“独创性”这回事;假若说后现代具有独创性的话,那就是“复制”,所有的东西都是按原本复制出来的。电影就是一个最大的复制品,你并不知道原本是什么;电视中的形象也是一连串的复制品;甚至包括他自己的理论,他也认为是复制品。这些复制品在全球各地不断地发展、衍生,其结果是一般人对于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从欣赏转为消费。所以说现在我们处身的时代就是文化大规模的复制、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时代。后现代理论中提到的已经不是一个个人阅读或创作的行为,而是一种集体的大众性消费行为。他认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以上是我对杰姆逊教授的理论所作的简略介绍。我是把杰姆逊的理论放在他个人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他所处的境遇以及西方文化思想史的境遇之中来看待的。我认为杰姆逊教授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自己并不是非常热衷于后现代主义,可是他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看出了世界文化的转变之后,拒绝对这种现象作道德式的批判。也就是说,他并不扮演上帝的角色,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作出评判,如果是这样,他未免把自已抬得太高了。而另一方面,他认为历史还是向前走的,可是将来的世界会是何种景象?未来资本主义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后现代主义以后又将如何?他最近非常困扰的就是日本学者福山提出的所谓“历史终结”的问题。福山认为,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全面征服世界,民主逐渐征服世界,以前的历史到此已是尽头,已经无路可走。对于这种观点杰姆逊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意的,但是他又认为照此发展下去,对于整个人类并无益处。而他又不愿扮演先知或领袖的角色,他始终困扰在自己所建立的这个理论系统之中,在其中对耳闻目睹的“假相”的文化作不停歇的探讨。他探讨的面越来越广,甚至于从他原来的专业法国文学、理论一直探讨到文学作品、艺术、建筑(特别是

   洛杉矶的那家旅馆),最近又开始探讨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他在这本书中提到,现在的意象世界已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看电影已经不注重情节,因为一切情节不过是为打斗和特技镜头作铺垫而已,人们只注目于所谓“镜头的精华”,这是视觉文化发展到极致的表现。于是他说:看样子,电影的预告片要比电影本身还重要,因为预告片是在短短两、三分钟里把电影中的精华镜头剪接起来。他说这番话时,美国的《星球大战》续集即将上映,我这次来北大之前,在报纸上看到人们争相观看这部电影的预告片。许多人花费七、八美元去看一场名不见经传的电影,就是为了能一睹随片附映的《星球大战》的预告片。当然,有一点是杰姆逊没有完全料到的,《星球大战》上映之后人们依然是排着长龙观看。我们据此可以看出,杰姆逊教授的真知灼见是相当了不起的。无论是高调的东西,还是低调的东西他都非常认真地加以研讨,并进行理论上的批判。

   杰姆逊教授今天如果在场他一定会说,他的这个理论还是在西方的立场上提出的。但是由于他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全球性的,那么他将不得不承认,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将来必然会发展为后现代性的社会,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你相信这种潮流,你就不能否认中国会进入这个世界性的潮流。问题就在于,中国现在的文化是否已经进入了杰姆逊所说的后现代阶段。一些令人困扰的问题随之产生。如果我有机会与杰姆逊教授对话,我将重新提出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否具有直线般的关联,有了前者的产生,就必然有后者的出现?其中是否有错综复杂的可能性?就杰姆逊的理论来看,西方的发展非常明显,到1960年左右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变。而中国在这方面与西方情况迥异,中国的现代性我认为是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然而事实上这种现代性的建构并未完成,这是大家的共识。没有完成的原因在于革命与战乱,而革命是否可以当作是现代性的延伸呢?是否可以当作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延伸呢?一般的学者、包括中国学者都持赞成态度。这意味着中国从20世纪初,

   到中国革命成功,甚至直到四个现代化,基本上所走的都是所谓“现代性的延展”的历程。其中必然有与西方不同的成分,但是在广义上还是一种现代性的计划。这个“大故事”好象还没有说完,可是恰恰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正进入繁荣阶段之时,杰姆逊教授突然提出我们现在要讲后现代理论了。

   后现代和现代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是否后现代可以继承现代性计划所未能完成的那些步骤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征象,比如中国都市文化的复苏,中国民族国家的模式过去未能做完的现在似乎又重新做下去,诸如此类。另外一方面,就杰姆逊的理论来说,现今所谓的“后”至少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时间上的先后;第二层意义是后现代在质和量上与现代性是有冲突的,是不同的,甚至是对抗性的,如我前面提到的后现代对于主体性的摧毁等。这样看来,中国目前的状态就比较复杂了。

   由于杰姆逊教授的影响,一些学者最近一起出了一本论文集,美国的学术杂志BoundaryⅡ(《界限2号》)为此刊出专号,1997年秋出版,编者是张旭东与土耳其学者Arif Dirlik。其中收录的论文作者除张旭东之外,有王宁、卢晓鹏、刘康、陈晓明、戴锦华、唐小兵,还有两位台湾学者廖炳惠、廖朝阳和一位美国女性学者Wendy Larson。这几位学者基本上都以为正是因为中国的发展与西方迥异,中国才更适于探讨后现代性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现代性本身就与西方不同,所以它的遗产也和西方不同,他们认为中国的后现代性所代表的是对后期社会主义或者是革命以后的现象所表现的一些行为和模式。他们提出各式各样的论点来证明事实上后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名词,而且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作为一个理论名词,它可以对现实发生的现象作最恰当的解释,如果没有这套理论,就无法描述这一些现象;另一方面的作用,一个好的理论可以带动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这批学者认为,在这两个层次上,中国的后现代性都可以成立。而谈及中国后现代性的内容,他们则各说各话。总的来讲,无论你是否愿意,“后现代性”已经被用来概括中国目前的现象了。

下面是我对于这几位学者的一个“后设”的评论。我自己不愿意参加这场争论,因为我自己不是学理论的,就采用了鲁迅先生“冷眼旁观”的方式。我仅从他们的文中尝试解释一下,为什么后现代理论在今天的中国争论得如此激烈。正如Anderson在他的书中所说,现代和后现代理论在全世界争论得最热烈的地方就是中国。以中国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而论,其影响非常广大。我认为,这些学者非常自然地接受了后现代理论,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自从解放以来,在文学研究方面已经作了一些很固定的分期,即近代、现代和当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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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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