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立新: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论证(一)

更新时间:2008-12-18 15:51:35
作者: 陈立新  

  

  在20世纪的西方思想界,卢卡奇是最受关注也最有争议的思想家之一。迄今为止,人们仍然操持着毁誉参半的评价,讲述着不同形象的卢卡奇。具体说来,卢卡奇颇有卓识地把理论触角深入于当代人的生存状况,洞察到西方现代性的本质和危害,从而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和赞扬。与此同时,卢卡奇挥之不去的黑格尔主义情结,未能划清马克思与近代哲学的界限,由此招致众多的非议和诟病。虽说这些评说都能在卢卡奇文本中找到依据,然而,我们还是不能忘记卢卡奇理论活动的初衷。且不说《历史与阶级意识》,就是《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卢卡奇都矢志不移地致力于从当代境遇出发阐扬马克思主义,借以彰显马克思哲学之于当代历史语境的基本意义。既然如此,由于马克思发动了针对近代哲学存在论的革命,从而全部问题的关键乃在于严格地审视卢卡奇对于马克思这种变革的解读,以及在此解读中必定出现的某些建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文把视线对准卢卡奇所皈依的存在论原则,呈现其真正的理论成就和失足之处,从而崭露创造性地转化卢卡奇理论沉思的可能性。

  

  一、存在论问题的优先性

  

  人们通常认为,与早年相比,卢卡奇晚年在哲学兴趣上出现了转向,亦即开始探讨本体论(亦即存在论)问题,并相应地展开了对于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论证和建构。从表面现象上看,这种判断有着充分的理由,卢卡奇晚年的煌煌巨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就是有力的证明。其实,这是仅仅止于文本形式的皮相之见。我们的异议不是指向这一判断之所说,而是针对这一判断固化为常识以后所产生的遮蔽。因为由此说法而来的推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没有讨论存在论的问题。但是,任何哲学思考都自觉不自觉地蕴藏着某种存在论承诺,卢卡奇也概莫能外。于是,上述判断将卢卡奇早年对于存在论的思考存而不论,就暴露出严重的片面性。我们认为,即便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的理论沉思已然突出了存在论问题的优先地位。我们试根据卢卡奇本人的论述来做出分析。

  

  卢卡奇以维护和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由于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指的就是其方法,所以,卢卡奇确定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本信念”,“就是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并正确地加以运用”。[1]而且,这本书的副标题直接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不过,如果我们指望能够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文本形式中找到与时下哲学教科书相雷同的辩证法原理,则肯定会无功而返。这些现象尤其值得玩味,至少透露了两点信息:其一,《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于“辩证法”的研究既非偶发,亦非余兴,而是极其慎重的理论探索;其二,卢卡奇此处所言的“辩证法”肯定具有未曾明言的意图。既然如此,我们势必需要厘清《历史与阶级意识》研究“辩证法”所负载的真正寓意。

  

  《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于“辩证法”的研究大体上是依循如下几个论点展开的:

  

  (1)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相对照。

  

  在卢卡奇看来,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就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的“辩证法”。对此,卢卡奇有三种说法。其一,“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卢卡奇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整整一系列经常使用的有决定意义的范畴都是直接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黑格尔自己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的直接继续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卢卡奇明确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坚持不懈地继续了黑格尔竭力要做而未能具体做到的事情”,同时也“留下了著作体系的尸骸,供追腐逐臭的语文学家和体系炮制者去分享”。[2]诸如此类性质的表述,我们在这本书还可以找到。显而易见,在这种语境中,卢卡奇无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异质性,把马克思等同于黑格尔。其二,认同并高度评价马克思关于不要把黑格尔作为“死狗”看待的告诫。卢卡奇觉得,许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忽略了马克思这一态度,连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努力也未能奏效,以至于黑格尔思想中富有价值的方面没有得到真正利用。至于如何贯彻马克思的这一要求,卢卡奇实际上只是发挥了恩格斯的观点,亦即摧毁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死’的建筑”,分离并拯救其中富有生命力的成果,使之“在现在能够再次成为充满活力和有效的力量”。[3]其三,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卢卡奇正确地指出,黑格尔没有认识到“历史的真正动力”,马克思用现实的实践活动终止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概念神话”,从而就在如何对待现实这个问题上与黑格尔分道扬镳了。不过,在深究黑格尔陷入“概念神话”的原因时,卢卡奇居然认为,黑格尔在构造哲学体系的时候,历史动力表现得不是十分清楚,以至于黑格尔“不得不把民族及其意识当作历史发展的真正承担者”,从而选择了“民族精神”的神话。[4]

  

  这些分析表明,卢卡奇在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问题上,表现出哲学立场上的左右摇摆,犯有原则性的错误。卢卡奇后来在“新版序言”中有过自我辩解,是想以黑格尔为凭借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即便如此,他也根本不能绕过两人的存在论分殊而奢谈问题,而关乎根本地需要指出马克思在存在论根基处对于黑格尔的革命性变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谈得上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资源的利用。可以说,卢卡奇的失误恰恰凸现了存在论问题的首要性。

  

  (2)把“改变现实”当作“辩证法”的“中心问题”。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卢卡奇不仅表示认同,而且还以为理论掌握群众的“方法”尤其重要。只有方法得当,理论才能真正掌握群众,从而转变为“革命工具”,由此证明理论的本质即是“辩证的方法”。既然如此,如果把理论和实践分离开来,就必定违背了“辩证法”的本质。卢卡奇反对把“辩证法”看成是“由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因为这样的话,理论思考始终只是“直观”的而不能成为“实践”的,从而就是纯粹“科学的”事情。于是,理论运思所采用的方法,就依其是否符合普遍的科学状况被接受或者被拒绝,而根本不管人们对现实的基本态度如何,也不管现实能否被改变。[5]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奇就把“辩证法的决定性的因素”归结为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而马克思“辩证法”就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毫无疑问,在这些叙述中,卢卡奇实际描述的乃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本性,本质重要地把“辩证法”安身立命之基标识出来。如果联想到马克思约束自己哲学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卢卡奇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研究,毋宁说正是在讨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根基问题。

  

  (3)把马克思“辩证法”指证为“总体性”的辩证法。

  

  在卢卡奇看来,“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6]可以看出,总体性被卢卡奇放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位置”。卢卡奇此举的目的究竟何在?这是因为只有辩证的总体观才能有助于我们认识作为“社会过程”的现实。就此可知,卢卡奇渴望总体性,是因为他洞察到理论本身得以存在的基本要求乃在于走向现实,把捉生活世界的现实性质。正是基于如此这般的认识,卢卡奇反复强调,总体性是一个超出了“纯粹理论”界限的实践问题,它属于阶级而不是个人。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就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同一的主-客体”:作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是“客体”;而无产阶级维护自身的生存权利必定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则又是“主体”。显然,卢卡奇借用总体性辩证法,最终过渡到能够影响历史发展天平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条件下得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引申出来。卢卡奇的这种思考可谓呼应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固有的关注现实的根本要求和品质,昭示着马克思哲学之于当代境遇的现实性。

  

  由上述这些分析来看,虽然《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文本表达形式上把研究马克思“辩证法”确定为直接的任务,并试图以此唤醒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成熟,但透过这些文本形式,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哲学所坚持的那种“改变世界”的基本诉求。就此说来,卢卡奇的理论思考真正彰显着存在论问题之于阐释马克思哲学的优先性,尽管卢卡奇在很多场合属于不自觉的流露,甚至还是反面烘衬出来的。这种状况理当使我们明白,卢卡奇并非仅仅是在晚年才关注存在论问题,《历史与阶级意识》已然隐而不露地与存在论有了牵涉。在这本书中,卢卡奇批判地分析了资本社会的物化现象,实际关注着资本社会的人的现实生存状况。这表明:既然有着与马克思相同的理论指向,则卢卡奇必定要承担某种存在论原则,而且毋庸置疑地关涉于马克思的存在论。

  

  二、透析资本世界的生存原则

  

  《历史与阶级意识》通篇最大的特点,是不做现实世界之外的哲学遐想,而把领悟自己的时代作为理论思考的生长点。这种思路的确立,不是卢卡奇偶然的率性而为,而有其深刻的现实动因。在卢卡奇看来,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解决资本时代生存困境的实际力量,而无产阶级只有具备了成熟的阶级意识才能承担并完成如此重任。然而,第二国际理论家片面强调“经济决定论”,不仅曲解了马克思,而且掩盖了资本社会的真实本质,势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由此可以想象的是,处在仅是资本社会片断认识的思想氛围中,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成熟只能是空谈,更遑论无产阶级实现历史使命了。为了阻止这种不良现象的蔓延,当务之急就是全面阐明资本社会,这就要透过资本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把握其真正的本质。正是出于如此这般的现实关切,卢卡奇便把目光投向了资本社会的现实生活世界。

  

  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前车之鉴,使得从何处入手分析资本社会尤其要紧。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从商品开始审视资本社会,无疑切中了要害。“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7]不过,卢卡奇断然拒绝第二国际理论家仅仅器重经济作用的分析方法,主张特别需要由“商品结构”来透视资本社会已然成为常态的物化现象。就此而言,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深刻洞见,为卢卡奇切入资本社会的物化现象提供了理论灵感。

  

  众所周知,马克思独具慧眼,史无前例地把“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剥离开来:“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8]由于资本社会“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9]所以,整个社会必然是建立在无止境地追逐价值的基础上,并以实现价值增殖为最终目标。换言之,在资本社会,抽象劳动乃是社会生活的原动力。这就暴露了资本社会自行制造的矛盾:具体劳动是人们能够直接感知的,但仅是资本社会得以存在的必要手段;抽象劳动作为资本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却是人们无法感性指认的,但始终寓于具体物品之中,与人们的生存筹划相伴随。就是说,人们看到的只是社会生活的表象,抽象劳动作为社会生活的实质却蔽而不明,以至于这种生活境遇被人们认定为世俗生活的基本内容而有其形式上的正当性。由于日常生活的现象是商品左右着人们,进入人们视野的也是有形的物品,抽象劳动的实际作用已然转换并表现为物对人的支配,所以,商品就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商品拜物教便由此而生。一旦商品拜物教成为整个社会盛行的生活风气,意味着人们皆归附于物化,甚至宁可说是日复一日地生产着物化。这就是说,在资本社会,物化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格调,人不是按照人的方式而是以物的逻辑来筹划生存。既然如此,我们必定需要追问:作为社会结构普遍原则的物化究竟为人安排了怎样的生存图景?这样一种扭曲着人的生活情境何以能够在资本社会持存?它是如何获得了文化辩护的?这些正是卢卡奇所遭遇并给予了回答的时代课题。

  

  抽象劳动的确不可感知,但并不意味着抽象劳动是与人绝缘的东西。恰恰相反,社会以抽象劳动为基础,却具有极其公正和平等的外观。如果说,具体劳动突出的是劳动的“质”,亦即“怎样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那么,抽象劳动则撇开了劳动的具体性质而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jiangxiangli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342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