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严家炎:复调小说: 鲁迅的突出贡献

更新时间:2008-12-15 00:57:53
作者: 严家炎  

  

  一、奇异的复合音响

  几乎每一位认真仔细地读过鲁迅小说的人, 都会感到他的许多作品有一种特别的不大容易把握好的滋味, 让人久久思索。这特别之处在于: 鲁迅小说里常常回响着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声音。而且这两种不同的声音, 并非来自两个不同的对立着的人物(如果是这样, 那就不稀奇了, 因为小说人物总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和行动的逻辑) , 竟是包含在作品的基调或总体倾向之中的。日本竹内好在他那本著作《鲁迅》中, 就曾隐约地说出过这种感觉, 他认为鲁迅小说里仿佛“有两个中心。它们既像椭圆的焦点, 又像平行线, 是那种有既相约、又相斥的作用力的东西。”①这种感觉不是偶然产生的。

  以《狂人日记》为例, 同一个主人公的日记, 就既是疯子的千真万确的病态思维和胡言乱语, 又能清醒深刻、振聋发聩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历史的某种真相; 当然, 这还只是表层的。在深层内容上, 同样也响着两种声音: 主人公一方面在激昂地愤怒地控诉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的罪行, 另一方面, 又在沉痛地发人深思地反省自身无意中也参预了“吃人”的悲剧,惭愧到了觉得“难见真的人”。战斗感与赎罪感同时并存。

  《孔乙己》中, 通过孔乙己这个小人物的遭遇, 尖锐批判了咸亨酒店里里外外人们的冷漠, 把别人的痛苦当做笑料、永远在看戏的人生态度, 同时又痛心地揭露了孔乙己自身虽然善良却又好吃懒做、不肯上进、一再偷窃等严重毛病, 以致这篇短短三千字的作品令读者产生一种极复杂的感情。

  在《药》中, 我们一方面痛切感到华老栓一家以及千千万万像华老栓家那样的普通百姓, 他们是多么痛苦、愚昧, 那么需要一场革命的大风暴来解救; 而另一方面, 要想掀起这场风暴的革命者夏瑜, 却被他的亲伯父告密成了死囚, 他被砍头后流的血又被愚昧群众当做医治亲人痨病的药; 其结果是两个年轻的牺牲者最后被比邻安葬, 两位母亲在次年清明节同时悲痛欲绝地出现在坟场上。小说迫使广大读者不能不认真思考: 生活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中国的状况到底有没有条件发生它所需要的这场革命大风暴, 发生之后实际效果又会怎样?

  《故乡》中闰土取香炉和烛台的时候, “我”暗地里笑他这样迷信这样崇拜偶像, 可临近结尾, 说到后辈“应该有新的生活”时,“我”转而马上又自省: “现在我所谓的希望, 不也是我手制的偶像么?”回响起另一种声音。

  《头发的故事》中, N 先生不断表达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失望, 他质问: “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 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而“我”对N 的淡漠以至嘲弄却又持批判性态度。整个作品就由这两种不同音响组成。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 当他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 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时, 穷困潦倒得连周围的孩子也躲避着他。到他肺病越来越严重, 答应当了一名军阀的顾问, 立刻门庭若市,成了人们口中的“魏大人”。他胜利了, 然而是彻底失败了; 他在“胜利”的喧笑中, 独自咀嚼着失败的伤痛离开了人世。读完作品, 我们耳朵边永远回荡着魏连殳那深夜的狼嗥般的哭声,他为他祖母哭, 更为他自己哭, 为一切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哀哭。我们分明感觉到, 这哭声, 不但发自作品主人公魏连殳, 也同样发自作者鲁迅本人。这是多重音响的复合, 复杂到了令人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再说《祝福》。长时期中研究者都从封建礼法和封建迷信如何深深地残害祥林嫂这位两次守寡的劳动妇女, 给她带来多大痛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所以总是将鲁四老爷以及柳妈为加害的一方、祥林嫂为受害的另一方加以对阵, 得出儒释道(教)合伙吃人的结论。这样做并不错, 但是远不完全, 多少有些简单化。正像汪晖先生所说, 当我们把祥林嫂的故事放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时, 发现小说主题就复杂化了: 第一人称叙述者是小说中的“新党”, 是唯一能在价值观上对儒释道合流的旧的伦理体系给予批判的人物, 而叙述过程恰恰层层深入地揭示出,这位叙述者似乎同样对祥林嫂之死负有责任。祥林嫂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识字的, 又是出门人”的“新党”身上, 但灵魂有无的问题却让“我”陷入两难的困境, “惶急”、“踌躇”、“吃惊”、“支吾”, 最终以“吞吞吐吐”的“说不清”作结: 这或多或少加速了祥林嫂在绝望中走向死亡。尽管读者知道: 第一人称叙事者的两难处境其实根源于祥林嫂的荒诞处境, 因为她既需要“有灵魂” (她可以看到自己的儿子阿毛) , 又需要“无灵魂” (她可以免于受两个男人把她身体锯成两半的痛苦) ,这本身是一种无可选择的悲剧。但鲁迅以带有反讽意味的叙述启示读者: 面对绝望的现实, 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除了挺身反抗之外别无其他途径, 否则就会成为旧秩序的“共谋”者。这种道德反省可以说就是《祝福》的副主题。②

  我们还可举一些其他作品来说明鲁迅小说基调的复杂性:《补天》写了女娲在苦闷和宣泄自己无穷精力的过程中抟土造人, 然而造出来的一群群小东西却十分古怪, 自己毫不喜欢, 实际上女娲造的是对立物。小说既赞美了女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创造精神, 又对创造的结果是如此荒唐感到无可奈何的焦灼和失望。

  《奔月》写了羿这位神话传说中射下九个太阳为人类建了大功的英雄。然而小说并不从他当年射日的雄姿写起, 却着力突出他目前的境遇: 他射光了封豕长蛇, 熊豹山鸡, 最后落了个英雄无用武之地, 再也射不到什么东西, 只能让老婆天天吃乌鸦炸酱面; 他的历史功绩被人淡忘; 弟子逄蒙转过来暗害他;不耐清苦的嫦娥, 终于吞药飞升。小说透露的那种种复杂的感情非常值得玩味。

  《非攻》中, 墨子为弱小的宋国立了大功, 使它免于受到强大的楚国的进攻和吞并, 体现了墨侠精神, 这是小说的主旨。但墨子回到宋国后的遭遇也很有意思: “一进宋国界, 就被搜检了两回; 走近都城, 又遇到募捐救国队, 募去了破包袱; 到得南关外, 又遇着大雨, 到城门下想避避雨, 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 淋得一身湿, 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小说就在墨子伤风中戛然而止。

  《理水》确是正面肯定大禹治水, 三过家门而不入, 艰苦到无以复加的那种苦干实干精神的。禹的出场, 从相互映照中构成了对大臣及文化山上学者们的嘲讽。然而, 皋陶所下的过于严厉的学大禹的命令, 使商家“起了大恐慌”。小说结尾一段这样写:

  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 态度也改变一点了: 吃喝不考究, 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 是阔绰的; 衣服很随便, 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 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 不多久, 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 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 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 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

  大禹的这种微妙的变化也很耐人寻味。

  诸如此类的多声部现象, 确实构成了鲁迅小说的基本面貌。

  佛典《楞严经》中提到过建筑上的“多重镜像”法: “道场中陈设, 有八圆镜各安其方, 又取八镜, 覆悬虚空, 与坛场所安之镜, 方向相对, 使其形影重重相涉。唐之释子借此布置,以为方便, 喻示法界事理相融, 悬二乃至十镜, 交光互影, 彼此摄入。”鲁迅的复调小说, 很像这类“交光互影, 彼此摄入”的境况。它也许就是鲁迅式感受世界、体验世界的独特方式吧!当然, 我无意于说鲁迅小说每篇都是“复调小说”。《呐喊》中, 有些作品像《鸭的喜剧》、《兔和猫》本来就是散文, 如果不是在新文学的草创期, 或者鲁迅的第一本散文集不是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因而不叫《朝花夕拾》, 鲁迅未必会把它们编进小说集里。《彷徨》则整齐多了, 不过个别篇章像《示众》也还只能算是一个场面的速写。尽管如此, 鲁迅小说还是以多声部的复调为特点的。这是鲁迅的很大贡献。陀斯妥耶夫斯基确实以复调小说著称, 但他写的都是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而能达到鲁迅这种成就, 极不容易, 可以说很了不起。

  

  二、决定鲁迅小说成为复调小说的几个因素

  

  首先, 由鲁迅个人的经历和体验所决定的思想的复杂性。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经说到过自己创作的起因。1932年写的《〈自选集〉自序》中又说:我做小说, 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 《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 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 所以我想, 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 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 见过二次革命, 见过袁世凯称帝, 张勋复辟, 看来看去, 就看得怀疑起来, 于是失望, 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 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 事件, 是有限得很的, 这想头, 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 正与希望相同。”

  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 又为什么提笔的呢? 想起来, 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 我想, 虽在寂寞中, 想头是不错的, 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 就是为此。自然, 在这中间, 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 催人留心, 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这几段话里包含了多层含义: 它说明鲁迅的小说发端于对自己的绝望的怀疑, 也就是感到自己对于历史过程的经验毕竟有限, 因而没有理由将个人经验范围内的“绝望”当做整个世界的“绝望”。但对“绝望”的怀疑, 又不意味着肯定“希望”。在鲁迅看来, “绝望”与“希望”都有点虚妄, 只有对“绝望”的反抗才具有真实的意义。所以他说: “我的反抗, 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而这种作为反抗对象的“黑暗”, 既存在于客观历史之中, 又内在于作家个人的心中,“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既是中国社会的象征, 又是自身灵魂里的存在。③他既要对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进行批判, 又试图挣脱内心的“大毒蛇” (《呐喊》自序) 的缠绕。鲁迅前期思想的基础是个性主义, 但他同时也感到了作为思想武器的个性主义的脆弱。后来他接受了集体主义, 但又从实践中似乎预感到某种条件下它可能成为专制主义的别称。这种种困扰着他的矛盾外化为作品时, 就带来他的小说的极大丰富性与复杂性。

  

  其次, 为了表现一些相当复杂的思想体验, 小说家鲁迅运用了多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他在运用写实主义的同时, 还根据不同的需要, 运用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其他方法。这些不同方法有时单独运用某一种; 有时以一种为主, 兼揉其他成分;有时两种方法双管齐下, 同时并用。总之, 非常有独创性。

  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它的正文是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同时并用的。刻画狂人, 用写实主义, 写出一个非常真实的医学上无可挑剔的“迫害狂”患者; 寄寓思想, 用象征主义,透过疯言疯语暗示出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的重大问题。应该说,在《狂人日记》中, 象征主义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没有它,一个短篇小说绝对不可能具有这种巨大丰富的思想容量; 没有它, 作品就不可能把反对肉体上吃人提高到揭露“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这个高度; 没有它, 狂人所呼叫的“我自己被人吃了, 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没有吃过人的孩子, 或者还有?”等等就完全失去了沉痛的味道; 没有它, 整篇《狂人日记》就只剩下了一堆疯话。当然, 写实主义方法在作品中也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只有真实精细地刻画狂人形象和他的“迫害狂”心理, 才能够借他的疯话来安装进许多象征的、双关的、含有深意的内容。可以说, 写实主义越成功, 象征主义才能越加发挥它的威力。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

  有个问题既关连到《狂人日记》的复调内涵, 也关连到这篇小说的创作方法, 因而不得不稍作辨析, 那就是对“小序”提到的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补”, 该怎样理解? 是否如有的学者所说, 意味着他又回到了“吃人”的队伍? 我以为, 这样理解缺少充分的根据。因为, 文言“小序”的作用, 仅在于交代日记的来历, 告诉读者它由一个“迫害狂”患者所记, 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和可信性, 并无其他更玄奥的含义。我们不必穿凿附会, 求之过深。作者特意用了“供医家研究”一语, 就证实“小序”和作品正文不同, 它只是以写实主义态度刻画狂人的继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baon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3255.html
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丛刊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