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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巨大历史变迁的现代意义:对nation观念的重新思考

更新时间:2001-06-06 10:00:00
作者: 包弼德  

  图片说明: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27-976年)。

  

  我今天要讲关于 Reconceptualizing the nation 的问题。大家觉的应该如何翻译nation这个词,是民族还是国家?我这里用nation这个词是指一个观念。我们怎么把我们所经历的事和各个方面沟通起来,比如社会地位,经济发展,政权,大自然,人性,道德观念等,我们如何把这些沟通起来,我用nation时就是指这个含义。

  

  我们在美国给你们的同辈,也就是哈佛大学的学生讲中国的历史,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美国大学生能够知道一点点的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文学,文化革命,儒教学等。现在美国所有中学教世界史时都包括中国史在内,而以前美国对世界史的观念很窄,只包括欧洲史,东亚,埃及等。

  

  美国大学和中国不同,他们上一门课只有一两个星期,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应该教给他们什么?有人说,根本不用学古代史,只讲现代史就可以了,因为中国古代史与现代中国是无关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一直是封建社会,一直是专制,没有什么变化,因此不用讲了。并且认为现代中国要加入现代化,必须以西方为榜样。他们的这种观点我不同意,我本人就是搞唐宋史的。那么他们这种观点来源于能力呢?首先来自于五四运动,那时对中国历史进行批评,认为中国对现代化没有贡献;其次,就是来源于18世纪的德国,认为不用研究中国历史,因为中国历史一直没有改变。这个看法还被马克思所接受。当然马克思对中国历史也没什么了解。

  

  我觉得封建社会这个观念本来不是中国历史造成的,而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我们在给美国学生讲课时,就要讲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是否有基本的改变。我想这当中还是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我开始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就是从唐宋开始的。我认为从唐到宋还是经历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拿唐的750年与宋的1050年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从外交关系上,唐有霸权,在北方唐以外没有国家,只有少数民族,而到了宋代,中国的外交关系就不一样了,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有宋、辽、夏、金;另外,唐时有1/8—1/4的人口在南方,而宋朝时则有1/2的人口在南方,并且从南朝与十国的对比来看,在宋朝的时候,虽然北方仍是以首都为中心的一元,但南方却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地方,有多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多种语言;从经济方面,从租庸调到两税法,都有很大的变化;唐朝首都是一个典型的adminitrative city,是政治的,而宋则是经济中心变成了首都;宋的人口是唐的两倍,货币数量是唐的二十倍,这都说明了商业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方面,宋朝还有了印刷、火药、指南针,这三个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社会方面,唐朝人的社会地位还是要看血统、身份,而宋朝人的社会地位则是看教育文化,科举制度被扩大,其重要性在社会中也越来越大。宋朝99%的学生考不上,可这些人还算是士人,仍是国家的精英,士人中做官的人只是一小部分。到了13世纪中叶,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有45万人,但只有500人得到进士。

  

  我的朋友认为虽然从唐朝到宋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中国的学者并未想出一个新的nation,还是照原来的样子发展下去了。我想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那些认为中国古代史没有用的人的看法就是对的 。可是我个人的兴趣是思想史,我的朋友提醒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到了宋朝是否想出了一个新的nation。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一点,那么这种新的nation是否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唐宋有什么不同?宋朝的思想是非常ideology的。虽然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朱熹等人的观点有所差异,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共通性。首先,宋代思想是comprehensive,他们的思想包括天地、人、政治、社会等很多方面;其次,他们的思想是integrated,他们还考虑如何将这些观念整和起来;最后,他们不光告诉学者学什么,同时还教会学者如何做学问,如何去了解一个问题。

  

  他们都讲为己之学。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宋朝的学者是否重新考虑了nation的观念。我们通过三个例子来分析。

  

  第一是王安石的新法。王安石是一个宰相,同时也是一个大学者。从宋神宗到宋徽宗期间,差不多有五十多年的时间都有新法的政权。王安石对nation的观点是将政府和社会结合起来,领导这个政府的人应该是士大夫,而士大夫是由懂道理做学问的人构成的。他的思想与宋朝出现的新情况是否有关?王安石将教育扩大,而且设立了新的课程,他用的是经义文章,这不是背书,而是研究某一个经文,将它用于社会。他认为教育是社会地位的基本。另外,在经济方面,王安石讲究理财,希望政府机构在经济方面有为。司马光与他关于经济的观点不同。王安石接受了经济可以发展的观点,这在宋朝是非常先进的。这也体现了宋朝的商业经济。但同时我们也的承认新法失败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他对士大夫的政策有些矛盾。一方面扩大教育,但另一方面王室不可能给这么多的人提供官位。此外,他对地方士人精英是非常消极的,总讲兼并,反对地方权力,地方精英,所以这方面的政策不适合士人精英的情况;其次,对皇帝的看法矛盾。一方面限制皇帝权力,但有没有告诉皇帝他的地位应该是怎样的。宋徽宗就是一心要提高皇帝地位,这与新法是不符的;最后是对外国的新霸权。新法一开始就开始侵略周围的国家,我想也许王安石本来也不想作战,可能只是皇帝坚持,并以此来作为支持新法的条件,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宋朝最终亡国了。

  

  第二是南宋叶适的观点。南宋是第一次中国政府在南方。南宋的朝廷反对意识形态。他们讲国家自卫,但认为不应该控制他国,承认金的完全的独立。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应有地方的独立性。从商业经济方面,他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观点都不一样。认为政府有责任稳定经济发展,减少赋税,减少军队,在各方面都要压缩但更有权力。还反对政府对教育的压抑。皇帝不是政治制度之外的,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天命,而是因为他做事做的好。皇帝就是一个政府的manager。对于士,主张让他们做吏,做流外官,想给地方士大夫一些事情做。

  

  第三是南宋的道学。他们也开始要恢复华北平原,并承认了北方有金国,还主张在战争方面要先看自己国内的情况,不要着急打仗。反对中央集权。承认有一个商业经济,市场经济。教育方面,道学有自己新的课程,有自己的书院。认为皇帝应该做一个有道的人,而不仅是做事做的好,希望他能给国家做一个道的标准。在哲学方面,道学认为个人是有天命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性。道德权威是政治权威的基本。道学中否认皇帝是圣人,因为他们认为做圣人的责任是学者的责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真正的权威属于学者而不是皇帝。将学者和皇帝对立起来。道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如何给士人应有的作用,对于这一点,王安石、司马光都没有想到。道学即是主张给那些不能做进士的人一个地位,并由此建立起一个新的community。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在国与家之间没有一个community,而道学主张就是建立地方精英的地位,在国与家之间寻找一个community,比如书院。只有道学家们才去了解了士人的情况,探讨给士人在政府之外一个什么责任。我们可以说道学有了新的nation的观念。

  

  所以,到了宋朝,学者们确实重新考虑了nation的观念,但这个对中国的历史是不是有影响。我想是有的。宋朝皇帝政权比唐朝的少,而地方精英的作用多于汉唐,且商业经济一直在发展。虽然政府的范围小了,但国家是统一的。教育一直在扩大。从以上这些角度,宋朝以后的历史,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新的社会。

  

  最后一个结论:历史是变迁的,但变迁的重要性不同,很少变迁是综合并有机联系的,而唐宋之间的变迁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考虑nation的意义,这是一个继续的过程,至今还未停止。

本文责编: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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