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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高华:旧本《老乞大》书后

更新时间:2008-11-28 07:34:36
作者: 陈高华  

  

  一

  

  朝鲜李朝时代(公元1392-1910年)有两种流行的汉语教科书,一种是《老乞大》,一种是《朴通事》。一般认为,“乞大”即契丹,老乞大即老契丹,书名可能与作者身分有关,但具体情况已不可考。《老乞大》全书不到二万字,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叙述道路见闻、住宿饮食、货物买卖等,并穿插一些宴饮、治病的段落。此书供朝鲜人学习汉语之用,同时又具有旅行指南和经商指南的功能,具有实用性。至迟在15世纪前期,《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已作为李朝的“译学”教材,见于官方记载。在以后流传过程中,为了适应汉语和中国社会变化的情况,两书都作过修改。李朝创制“谚文”后,便出现了两书的“谚解”本。现在通行的《奎章阁丛书》本《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应是17世纪的作品。[1]在两种“谚解”中,都提到有“旧本”和“今本”、“新本”之分。所谓“今本”、“新本”指的是两种“谚解”,而“旧本”则是修改前的本子。但长期以来,“旧本”是否还存在,一直是个谜。

  《老乞大》和《朴通事》对于研究汉语的演变以及中国社会状况、中朝关系都有很高的价值。汉语史的研究者历来对两书非常重视,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2]便将两种“谚解”全文收入。中外学者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两书的作品,为数相当可观。相形之下,从史学角度进行研究者则寥寥可数。我在《元大都》[3]、《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4]等作品中,曾利用两书的记载对元代史事作过一些探索。这方面其实还大有工作可做。

  1998年,韩国大邱发现了一种不同版本的《老乞大》,使学术界为之惊喜。这种《老乞大》,与“谚解”本比较,文字颇有出入。这些文字上的差异,正好说明新发现的本子,应该就是“谚解”本中所说的“旧本”,亦即《老乞大》的原始版本。因而人们一般称之为旧本《老乞大》,或原刊本《老乞大》、古本《老乞大》、元代汉语《老乞大》,等等。韩国庆北大学出版了《元代汉语本〈老乞大〉》(2000年),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原刊]〈老乞大〉研究》(2000年)。两者都收入了新发现《老乞大》的影印件。日本京都大学学者编撰的《老乞大》译注(包括旧本、《奎章阁丛书》本文字对照,日文翻译和名词解释)即将问世。还有一些专题研究论文,相继发表,但以汉语史研究居多。与历史有关的,就我所知,迄今只有日本青年学者船田善之的《元代史料にしての旧本〈老乞大〉――钞に物价の记载を中心にして》[5]。

  感谢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金文京教授的好意,使我看到了他和他的同事协力完成的上述《老乞大》译注的打印稿。同时我也看到了庆北大学出版的《元代汉语本〈老乞大〉》和郑光主编的《[原刊]〈老乞大〉研究》。在此写下了一些读后的粗浅心得,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来关心此书。

  

  二

  

  关于《老乞大》和《朴通事》的成书年代,过去存在一些争论,有的主张成书应相当于中国元朝末年时期,有的则认为可能相当于明朝初期。我在《交流》一文中指出,“如果单从语言学角度考虑,明初和元代很难说有明显的区别,判断两书产生于元末明初亦可说得过去。但如看重从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方面进行考察,则两书应断定为元代作品”。某些学者对成书时代在元末、明初之间摇摆不定,和“谚解”本对旧本所作修改有关。“谚解”本搀入了不少明代的典章名物,因而造成了错觉。应该指出的是,我在《交流》一文中用来判断时代的事例,主要出于《朴通事谚解》一书。相对来说,《老乞大谚解》的记载,可以用来说明成书年代的很少。旧本《老乞大》的发现,为该书成书年代相当于元朝末年说提供了坚实的证据。下面试举数例。

  1.“谚解”本《老乞大》中的“京都”、“北京”、“京里”,在旧本中都写成“大都”,如:

  

  如今那里去?我(俺)往北京(大都)去。[6]

  哥哥,曾知得京里(大都)马价如何?

  我(俺)从年时正月里将马和布子到京都(大都)卖了。

  

  “大都”是元朝的都城,忽必烈所建,即今北京的前身。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明成祖即位后改为北京,自此一直沿用至今。“大都”一名的多次出现,是旧本《老乞大》成书年代在元朝灭亡以前的有力证据。[7]

  2.“谚解”本中多处提及“钱”、“银子”,旧本中都作“钞”。对此上述船田文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但需指出的是,有一件买卖马匹的契约文书,在旧本中明确讲用中统钞作为货币:

  

  两言议定,时直价钱白银十二两(中统钞七锭),其银(钱)立契之日一併交足。……如先悔约,罚官银五两(中统钞一十两)与不悔之人使用无词。

  

  众所周知,元代以纸钞为货币,通行的是中统钞与至元钞,一般计价均以中统钞为准。明初通行大明宝钞,但很快便改以白银和铜钱为通行的货币。旧本中有关“钞”特别是“中统钞”的记述,最清楚地表明了它产生的时代。

  3.“谚解”本中有一段文字,记高丽商客投宿被店主拒绝,原因是:

  

  新近这里有一个人家,只为教几个客人宿来,那客人去了的后头,事发。那人们却是达达人家走出来的,因此将那人家连累,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似这般带累人家,怎么敢留你宿?

  

  我在《交流》一文中指出,“‘达达’即蒙古。‘达达人家走出来的,指从蒙古人家中逃出来的奴隶(驱口)。政府保护使长(奴隶主人)对奴隶的所有权,逮捕逃奴,‘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即指此。这正是元代社会特有的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足以说明其成书时代”。旧本的发现,完全证实了上述推断。在旧本中,“那人们却是达达人家走出来的”作“那人每却是达达人家走出来的□口”。“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作“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蚯有”。“□口”即“驱口”,这种写法在元刊本《元典章》中也有发现[8]。“谚解”本将“□口”、“□”删去,是因为元朝灭亡以后,“驱口”一词随之消失,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但删去两者,也就使这两句话意义模糊,不好理解了。

  4.《老乞大》有一段关于“买段子”的叙述。旧本和“谚解”本都有,但两本列举的“段子”种类,几乎完全不同。旧本中有“罟罟”、“销金段子”、“□子”、“截帛腰线”、“红腰线袄子”等名目,都是元代常见之物。“罟罟”最具特色,是蒙古贵妇人头上戴的冠饰,屡见于当代图画,亦有实物发现,关于“罟罟”的形制,详见方龄贵先生的考证。[9]“销金段子”的“销金”,应为印金,即印金的丝织品,也是元代上层喜爱的一种物品。[10]“□子”亦应为丝织品名称,“金答子”是元朝高级官员服装用料。[11]“腰线”是蒙古服装的一个特点,“又用红紫帛撚成线横在腰上,谓之腰线,盖欲马上腰围紧束突出,采艳好看”[12]。以上各种物品,在“谚解”本中都不见了。

  可以认为,两本中“买段子”内容的变化,是14-17世纪间中国丝织品种类变化的珍贵文献。而旧本中的记载,则为研究元代纺织和服饰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5.元代流行一种蒙语硬译文体,就是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的习惯,直接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文体。[13]这种文体主要使用于政府公牍,但对民间亦有明显的影响。最常见的如“上头”(蒙语介词的对译,意思是“因为”、“所以”)、“有”(有时用来表示动词现在时的时态;有时用来作系词,等于“是”。常见于句末)等。我在《交流》一文中说过,蒙语硬译文体的句型在《老》、《朴》二书原本中“一定很多,后来大多被删去,只有个别被保存了下来”。事实正是这样,在旧本《老乞大》中,蒙语硬译文体的影响,随处可见,如:

  

  每日和汉儿学生们一处学文书来,因此上,些少理会的。(“谚解”本)

  每日和汉儿学生每一处学文书来的上头,些少理会的有。(旧本)

  

  为什么有这般歹人?(“谚解”本)

  为什么这般的歹人有?(旧本)

  

  此外,旧本中还有一些元代常见而后代不再流行的词,在“谚解”本中也都作了改动,如“哏”(“很”)、“田地”(“地面”)、“面皮”(“面”)、“伴当”(“大伴”、“大哥”)、“每”(“们”)等。当然,上述语言现象在明代初期亦存在,但和前面列举的一些元代特有的典章名物联系起来考察,也可以作为断定旧本成书时代的重要证据。

  有的研究者因为旧本《老乞大》中大量出现蒙语直译(硬译)体文字(如上述“有”的使用),认为“可以假设《老乞大》是否有可能先用蒙古语编写,然后再用元代汉语翻译而成?”“有可能在忠穆王或恭愍王时期,用汉语口语直译蒙古语老乞大而成。”[14]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从书的内容来看,主要是讲述高丽商人到“汉地”经商的情况,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既是汉语教科书,又具有旅行和经商指南的作用,有什么必要先用蒙文写成再用汉语翻译呢?这是违反常理的。至于说其中有大量蒙语直译(或硬译)文字,那是因为元代特殊的社会状况造成的。蒙语是官方语言,蒙语硬译文体大量使用于政府公牍,不能不对其他形式的文字形式发生影响,进而影响到汉语口语。旧本《老乞大》说明,当时的汉语口语中渗人了不少蒙语的语法构造和词汇,这是不足为怪的。真实反映当时汉语口语的复杂情况,这也正是旧本《老乞大》价值所在。以此推论先有蒙语本,再译成汉语,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三

  

  旧本《老乞大》和“谚解”本《老乞大》相比较,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

  一是“帖里布”。旧本中有几处关于这种布的记载:

  

  更这马上駞着的小毛施,帖里布,一就待卖去。

  俺将着几个马来,更有些人参、毛施、帖里布,如今价钱如何?

  俺卖了这人参、毛施、帖里布时,不棟几日,好歹待你来。

  更店主人家引将几个买毛施、帖里布的客人来……[买主]:这帖里布好的多少价钱?低的多少价钱?[卖主]:帖里布这一等好的两锭、这一等较低的六十两。[买主]:恁休胡索价钱,这布如今见有行市……这毛施布高的三锭。低的两锭。这帖里布高的七十两,低的一锭。

  

  在“谚解”本中,前三条中的“帖里布”都删去了,最后一条中的“帖里布”,有的删去,有的改成“黄布”。“帖里布”与“毛施布”处处并提,都是高丽商人来华时携带的重要商品。毛施布论者颇多,我在《交流》中亦有说明,这是一种深受中国社会各阶层欢迎的白色麻布,而帖里布则从来未见有人论及。

  就目前所知,元代文献中涉及帖里布者,是王祯的《农书》。这部著名农学著作的《农器图谱集》之二十“麻苎门”,刊载了“行台监察御史詹云卿《造布之法》”,其中有“毛□布法”、“铁勒布法”、“麻铁黎布法”。[15]“毛□布”即“毛施布”,这是没有问题的。“铁黎布”与“帖里布”应是同名异译,至于“麻铁黎布”的“麻”是指该布用麻作原料。根据詹云卿的说法,“毛□布”和“麻铁黎布”的主要区别是,前者用“一色白苎麻”,而后者则用“杂色老火麻”。元代作为纺织原料的麻有两种,一种是苎麻,一种是大麻。“火麻”则是大麻的别名。[16]也就是说,帖里(铁黎)布是用大麻制作的。苎麻织成的布,“柔韧洁白,比之常布(即用大麻织成的布――引者)又价高一、二倍”[17]。旧本《老乞大》中毛□布比之帖里布的价钱要贵一倍,原因就在这里。至于另一种“铁勒布”,则是“将揀下杂色苎麻加工制成”,其价值亦应不如毛施布。但旧本《老乞大》没有涉及,亦未见有其他文献记载,有待他日考证。它和其余两种布一样,亦应是高丽的产品。

  詹云卿即詹士龙,士龙是名,云卿是字。詹士龙的父亲是南宋将领,被元军俘虏后不屈而死。詹士龙从小为元朝官员董文炳收养,长大后历任高邮兴化(今江苏兴化)县尹、两淮盐运司判官、淮安路(治今江苏淮安)总管府推官、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广西廉访司佥事等职。[18]从他的经历来看,出仕以后,主要在江南任职,并无在高丽活动的记载。他在《造布之法》中介绍了上述三种布的制作方法之后说:“此布……比之南布,或有价高数倍者,真良法也。镂版印行,与存心治生君子共之。”可以认为,詹士龙(云卿)为了改进江南麻布织造技术,因而采访记录了高丽的各种“造布”方法,写成文字,刻版印行,旨在引起重视,得到推广。王祯在《农书》中转载了《造布之法》,用意亦是一样。这样认真引进国外的生产技术,应视为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很有意义的事件。至于它是否对“南布”的制造发生影响,则有待进一步探索。

  另一是“择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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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pp. 12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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