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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伟:哲学的“终结”:从理论转向实践

更新时间:2008-11-25 16:32:18
作者: 张志伟 (进入专栏)  

  

  无论是哲学的“终结”还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都不是新问题,本文“老调重弹”的“新意”是这两个问题的“结合”: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终结”了,然而从理论转向实践亦意味着哲学的“新生”。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哲学都是时代的产儿,都是对它那个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某种回应,故哲学因问题而起,自实践而生。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一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1]换言之,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然,哲学自己是不会去总结和概况时代精神的,那是哲学家的任务。但是,如果哲学专业化到了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无从问津的地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哲学究竟通过什么方式影响社会?哲学究竟通过什么方式发挥作用?这就是我所说的“终结”:哲学像所有专业化的学科一样,变成了由少数专家学者从事的一个非常专业化的学科,它有自己的一套“行话”和特殊的“语境”,具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含量”,但却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现代社会以越来越精细的分工为前提,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大机器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当一个人不得不从事某一种职业或专业的时候,例如在某个学科的某个分支中的某个领域中的某个问题上成为专家,势必造成“专业缺憾”: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以牺牲其他兴趣和才能为代价,片面地发挥自己某一方面的才能,以便相互之间共享各自的成果,社会因此而获得迅速的进步。结果,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被限制在某个学科的狭窄的领域,已经不可能了解他所研究的整个学科,更谈不上对其他学科的通晓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向简单易用的方向努力,我可以不懂计算机技术和原理,但是我可以轻松地学会使用计算机。我不懂也用不着懂数学、物理学、生物学……我一样可以享受这些学科的成果。现在,哲学也是众多学科中的一个学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让哲学家们去思考哲学问题,去建立世界观、方法论和人生观,而我们用不着理解和领会,只要拿过来“共享”就可以了?哲学固然需要专家学者去研究,不过由于它关涉到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需要通过我们每个人的理解和领会才能发挥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的“终结”并非哲学的结束,而意味着从理论转向实践的开始。

  

  一、哲学的边界

  

  按照我们的学科分类,哲学属于人文学科。我们通常把知识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不用多说,社会科学指的是那些可以使用自然科学方法例如数学方法、统计方法等的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主要指的是文史哲那些不能使用科学方法的学科。

  毫无疑问,科学的制度化对于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科学知识开始了制度化,学科领域的划分越来越细致。科学研究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甚至社会的行为,科学研究是有规范的,也有一定的规划,这对于科学知识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代化分工越来越细的后果是,科学支离破碎,知识领域四分五裂了。这就好像我们大家都在研究一棵树,我们每个人只是在研究一片树叶,一根枝杈,却没有人研究整个大树一样。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越来越少,因为现代化的分工不提倡也不支持这样的人。尽管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然而却同样必须按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式从事研究。我们经常可以在申报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的申请表上发现“科学方法”、“技术路线”的字样。如果有人声称他是研究哲学的,我们会问他研究的是哪个二级学科,进一步还会追问属于哪个二级学科的哪个研究方向。专业化的结果是专家学者们都在研究哲学,又可以说没有研究哲学――他们研究的是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宗教学……却没有研究哲学。作为一个制度化的学科,哲学看上去很“繁荣”,因为研究方向越分越细,研究哲学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多,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哲学下属不同学科层出不穷的新成果,如果不考虑销售利润的问题,书店里摆放哲学类书籍的书架肯定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繁荣了,它却越来越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仅仅作为一个学科在发展,哲学越来越脱离现实,脱离社会,脱离时代。

  我们现代人本来就与现实生活存在着隔阂:我们生活在五花八门的观念、传媒、广告……之中,给这个世界涂抹了一层又一层浓重的色彩,现实世界原来是什么样早已不知道了。不仅如此,我们与世界之间还存在着理论观念的隔阂。研究哲学的人在思想中编织着观念的世界,那是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精神世界。例如我研究西方哲学史,研究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或者德国哲学家康德,我读他们的书,研究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通常没有时间考虑哲学家的思想与他的时代之间的关系,更没有时间考虑哲学家的思想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

  哲学的“终结”不仅表现在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力,而且表现在研究哲学的人成了专家,而不是哲学家。

  研究数学的人是数学家,研究物理学的人是物理学家,研究化学的人是化学家……这似乎都不成问题。然而在中国研究哲学的人却从来不自称也不愿意被称为哲学家。我们有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但是没有哲学家。

  为什么?

  首先是研究哲学的人的自谦,其次是自愧,最后是洁身自好。因为在中国的现代社会中往往哲学爱好者才自称或被称为“哲学家”,专门研究哲学的人更愿意被称为“专家”。换言之,“哲学家”这个称呼往往带有贬义,多数情况下是扣在哲学爱好者或者民间哲学家头上的“桂冠”,指的是在不具备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情况下自造哲学体系的人。这样的“哲学家”的确不值得提倡,然而把“哲学家”的称号拱手相让的确是我们这些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的耻辱。经常听到哲学爱好者们说:“你们有知识,我们有思想”、“哲学在民间”。反过来,我们这些经过了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系统训练的人却只是想作一个专家学者,而不愿意作哲学家。

  什么是哲学家?研究哲学的人就应该是哲学家,正如研究数学的人就是数学家一样。现在的哲学家并不是制造哲学体系的人,因为制造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的工作早就过时了。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哲学家的人,应该是那些面向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人,是那些有问题意识的人,他们不是仅仅生活在知识领域、思想之中的专家学者,而是有问题意识的思想家。用不着非得有体系和理论才是哲学家。对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就是哲学家。

  研究哲学的人之所以不敢称自己是哲学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是学科之间的森严壁垒。在我们的学科制度中,研究哲学的人是没有的,只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研究中国哲学的人,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没有研究哲学的人。学科的专业化使得哲学的二级学科以及研究方向越来越细,这固然对于培养专家学者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培养的只是专家学者,而不是哲学家。近年来,哲学界的同仁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了哲学内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例如“中、西、马”之间的对话。显然,无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研究中国哲学或是西方哲学,我们研究的都是哲学,都要面对同样的哲学问题。

  由此可见,哲学面临着两方面的界限,一方面是哲学自身中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一方面是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界限。如果不打破这两方面的界限,哲学就只是收藏家保险柜中的收藏品,与现实生活无关,除了收藏家之外,对其他的人没有任何价值。

  冲破哲学边界的关键是让哲学回归生活,面向社会实践。

  

  二、从理论转向实践

  

  从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诞生到19世纪黑格尔哲学为止,2000多年来,哲学家们像科学家一样试图描述宇宙自然,不同之处是哲学家描述的是作为整体的宇宙,而其目的是获得一种世界观。进入20世纪以后,哲学家们终于意识到描述这个宇宙是科学家的工作,哲学不可能做得比科学更好,而一种世界观也不是通过描述世界形成的,它是“意义的世界”:自然的宇宙是事实的世界,哲学的宇宙是意义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不是描述世界,而是解释世界,发现或者创造世界的“意义”。这个世界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人的“生活世界”。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哲学中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把研究视角转向了与人类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2]一方面,一些现实问题不断地引发哲学家们的哲学思考,由此形成了一些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的应用哲学,例如对市民社会与福利国家、民主与政治制度、公平与正义、个人与社会、国际政治关系等问题的思考,促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产生,对科技发展中提出的一些涉及生命价值和伦理观念变化的问题的解决,最终形成了生命伦理学;同样,对人类生存环境以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的伦理思考,产生了另一门新的应用伦理学即环境伦理学。

  显然,这些“应用哲学”不仅仅是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学科,相关的问题早就产生了。它表明了从理论转向实践是哲学的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时代的变化也促使哲学家们对自身的哲学传统提出了质疑和反思。实际上哲学家们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20世纪西方哲学在相当程度上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反思和批判自己的传统。哲学自公元前6世纪产生直到19世纪黑格尔哲学为止,体现为一种以科学思维方式为主导的理性主义。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这种理性主义发生了动摇,现实世界的变化打断了哲学的迷梦。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意识到理性从来没有统治世界,即使理性统治世界也不一定是人类社会的繁荣。然而,也正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科学的制度化使得哲学安身于大学之中,专业化、职业化的结果是哲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一个可以与现实世界平行发展的思想世界。研究哲学的人倘佯于思想的王国,越来越多地以以往的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

  正当哲学悠闲漫步的时候,现实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两个超级大国剩下了一个,冷战结束。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代。紧接着是欧盟的成立,紧跟着是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当然还有“911”……于是,原来似乎是平行发展的哲学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由于现实世界的剧烈变化而不对称了。其中最重要的变化非全球化莫属。全球化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换言之,全球化的时代需要全新的世界观。如果说任何一个时代的哲学都是与那个时代相适应的哲学,那么我们恐怕还没有适应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还没有形成适应这个时代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看到老一代哲学家例如伽达默尔、德里达、利科等离开尘世,却不见具有世界影响的新生代哲学家崭露头角的原因之一。

  20世纪80年代盛行一时的后现代主义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多元化和异质性取代了一元论和总体性,西方哲学的传统被彻底颠覆了,哲学特有的宏大叙事话语在解构的策略下分崩离析,西方哲学不仅失去了传统的研究对象,从天上降临尘间,而且越来越边缘化,更多地与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等融合在一起,显示出了跨学科的特征,并且开始回归“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第一个区别了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在他看来,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是不同的。理论知识的对象是不变的东西,对于不变的必然的东西,我们只能认识它而不能对它有所作为,而实践知识的对象则是那些在生活中经常变动的事情,我们需要对之深思熟虑,以便判断什么是对自己有益的。这就是“实践智慧”(phronesis),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伦理的理性,即人寻求对他自身好(善,有益)和坏(恶,无益)的理性的品质和行为的能力,也就是辨别和选择善恶、利害的能力。如果没有实践智慧,我们就不可能在两个极端之间选择中道,所以实践智慧类似自由选择的能力。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根据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区别,理论智慧当然高于实践智慧,思辨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然而,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中,例如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利科、罗蒂等哲学家那里,“实践智慧”越来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人们关于自然科学的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恰当地说,以往人们也许要靠对宇宙自然的认识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现在则更多地诉诸于选择与筹划的能力。因为实际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自然科学不过是具有相对而言最大限度的普遍必然性的“地方性知识”,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我们必须在诸多可能性中进行筹划与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ian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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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哲学家2006》,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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