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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璟超:法律变革下的公民行动——以台湾70-80年代民权运动为例

更新时间:2008-11-20 00:19:43
作者: 张璟超  

  社会经历着动荡与发展并存的时期。出现了所谓的“自力救济运动”。从政治方面来看,转型时期政府立法、行政管理机构的低效率、政府领域的腐败、国民党长达40年高度专权带来的政治的僵化和对民情的漠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领域没有合法的政治沟通、政治参与的管道,民情难以申诉是民权运动不断发展的一个途径诉求因素。从经济方面来看,转型国家过分强调宏观经济的增长,过分突出资本和社会财富的原始积累,以至于产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大多数贫困群体、弱势团体,使社会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这是促使民众参与民权运动的不满的动因。从社会方面来讲,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产阶级形成,公民意识提高,另一方面随着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扩大,交通联络发达,新闻传播遍及各地,开放、独立人格的形成和政治理性人的成熟,一个成熟、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这为社会化的民权运动提供一个基本的平台。在这样的环境下,一般民众以不满的情绪与公民政治意识,自发的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解决自身面临的、有关切身利益的社会运动中去。

  因而,当国名党政府当局在1986年决定“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后,在社会中被积压了几十年的“社会力”[14]像火山般的一下子爆发出来,冲垮了整个政治体系的结构基础和政治力量对比。80年代中后期就爆发了民众自发性参与的民权运动,诉求目标直指政府当局。时称“自力救济运动”。“自力救济”运动主要有消费者运动、环境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校园民主运动、原住民人权运动、老兵运动、反核运动、教师人权运动、果农抗议、政治受刑人人权运动、残障弱势团体的请愿运动、新约教会的抗议运动、农民权益运动和党外人士民主运动共15大类,几乎除军工人员之外都卷入了这场涉及所有领域的民权运动。其数量以不成比例的倍数增长,其激烈程度更是难以想象。 [15] “自力救济”运动也可以称为“准政党政治”运动,并且继续了美丽岛时期的社会化-群众路线,把行动领域扩大到广大社会领域,为以后政党政治时代奠定坚实的群众与组织基础。

  2. 杂志与政团的重新崛起

  各行各业的专业性组织、团体、党外联合性办公机构也重新出现,这些组织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合法政治地位、宣传队伍、独立的办公机构、期刊和财源。随这党外运动的日逾壮大 与成熟,在1983年党外人士先后成立了党外公政会和党外 编年会,它们都是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性团体,因而成立之初就遭到了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阻挠。在1986、1987年间,各类带有民主精神启蒙性质杂志、期刊也大规模出现,如《人间》、《当代》、《台湾文化》和《文星》以反文化垄断、反压迫为主题重申民主精神与自由信念,在社会民众中起了民主启蒙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党外运动接续前期的组织模式,办杂志,组织政团,参加竞选,将公民行动的社会化与组织化路线恢复与发展,为之后民主进步党的成立与政治政治格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3.民主进步党的成立

  党外民主运动对宏观层面的政治民主化的推动作用最为关键,许信良“机场事件”冲垮了国民党新闻体制的垄断地位,使得政府当局放松对电台、报纸等传媒的控制,有力的促成1986年2月份政府当局做出“开放报禁”的决定,而9月28日民进党获得成立,从而反对党派能够获得汲取政治资源的能力,其后一年政府当局又做出“开放党禁”的举措,民进党最终取得与国民党政治竞争的资格,推动和加快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民主进步党的主要组建力量就是美丽岛事件的相关人员,包括辩护团的律师。可以说从美丽岛时代的政团-准政党组织到民主进步党的政党组织中间虽然经过军审与逮捕的打压,但是运动本身仍然顽强的保留延续下来,是不断持续的发展,从中可以看出组织性公民行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从美丽岛时期的报社-政治性社团到军审之后的公连会等选举后援性政团-准政党团体最后突破到正式形成反对党,确立台湾政党政治的格局,为90年代的宪政改革与最后实现政党轮替奠定了民主政治的结构基础。

  

  结论

  

  从台湾民权运动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公民行动与秩序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

  一是集体行动风潮,通过集聚社会资源威逼政府当局作出秩序变革的意愿和实际运行;二是国民党威权体制自上而下的民主化,通过体系内的政党政治的互动推动政治发展。它以政治冲突、政治暴力的方式唤起政府对法治秩序建设重要性的认知,唤起民众对秩序变革的热切期望和信心,为秩序变革扫除最基本的障碍。从中还可以总结出组织成熟的公民行动对法律规范下的秩序变革的有效作用。总结其经验,可以说,一是要坚持持续的行动与运动,二是要注意行动的理性以保存力量;三是要注意组织化行动的发展,从群体行动到社团,再到政团,最后形成政党,形成政党政治的格局;四是要注重社会化的路线,争取民众的支持,积极宣传,发动群众,并将行动扩大到广大社会领域,即增强了运动的规模与力量,又有利于巩固与扩大行动的成果。五是要关注行动的途径与方式,即在法律秩序下的合理,合法途径,包括选举与宣传媒介,通过实际行动,不断使原来被束之高阁的法定权利得以逐步落实,在对抗与妥协中拓宽当局可以容忍的行动空间,最后实现秩序的变革;

  特别是通过法律途径与依循法律精神,可以更理性更平和的推动秩序变革,体制转轨,政治社会转型。非暴力,公开化,和平,理性,组织性,全民性,平民化的民权运动,是东亚乃至全球政治领域要求秩序变革的公民行动的正确发展途径。当然,要实现秩序变革,也需要体制内开明力量的主动回应,双方共同努力,才能成功。

  本文尝试在说明“组织成熟的公民行动可以有效推动法律(秩序)变革”的基本命题与描述政治公共领域中的公民行动—秩序变革的冲击—反应的互动模式的过程中,通过对台湾民权运动的发展历史进行粗略的考察,借用韦伯的理念型的方法,分析归纳出公民行动的不同类型。但是由于相关史料文献基于现实条件的查找与运用限制,以及作者本身理论水平的不足,错漏在所难免。此外也无法在有限篇幅中进一步对运动过程中的各种因素,情况进行细化分析,更好的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归纳出更丰富细致的模式与类型,以为学术分析之一般运用。而台湾的民权运动的历程本身作为中国民权运动的宝贵经验,是需要得到更多更深入的研究与借鉴的。本文的论述与分析只是作者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在以后文献收集,分析与理论研究经验的积累中,还希望不断提高对该研究论题的认识。

  

  参考文献:

  

  一.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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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诺内特 P-塞尔兹尼克(著) 张志铭(译)《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

  亚当-米奇尼克(著) 崔卫平(译)《通往公民社会》[M] 2005年

  崔卫平(著)《正义之前》[M]新星出版社 2005年

  菲利普-汉森(著) 刘桂林(译)《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M]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年

  鲁道夫-耶林(著) 胡宝海(译)《为权利而斗争》[M]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年

  亨廷顿(著) 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 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

  格雷厄姆-沃拉斯(著) 朱曾汶(译)《政治中的人性》[M]商务印书馆 1997年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M]商务印书馆 1997年

  邓正来 J-亚力山大(编著)《国家与社会》[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著) 简惠美(译)《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孙立平(著)《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

  李达(编著)《台湾党外领袖人物》[M] (一,二集) 广角镜出版社 1987年

  江南(著)《蒋经国传》[M](中国友谊出版社 1984年

  (俄)米格拉尼扬(著)徐葵等(译)《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M]新华出版社 2003年

  佛雷德里克-巴特(著) 黄建生(译)《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韦伯(著)简忠华(译)《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毛寿龙(著)《政治社会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

  邓正来(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M]商务印书馆 2006年

  (法)勒庞(著) 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2005年

  二.论文集:

  金雁 秦晖(著)《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埃尔斯特 斯莱格斯塔德(编) 潘勤 谢鹏程(译)《宪政与民主》[C]三联出版社 1997年

  阿伦特等(著) 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C]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荆尧 常燕生 辛旗(编)《九十年代台湾政治》[C]华艺出版社 1991年

  

  注释:

  

  [1] 本文所称“变革”概念或需略作辨析。亨廷顿在分析民主化时把转型过程划分为变革,置换,移转三种类型。而以威权体制下掌权者在民主化中起带头作用者为“变革”,而把体制外力量通过斗争促成威权政权垮台,实现民主化者为“置换”。由政府和反对派采取的联合行动而产生,则为“移转”。证诸台湾史实,主线当以体制外的民权运动为,按亨氏之说即“置换”,可理解为秩序结构中的权力置换。而证之90年代的发展,则当时威权当局领导的主动开放“报禁”“党禁”与之后的“宪政改革”以及后美丽岛时代的社运--“自力救济运动”对于最后实现民主转型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可说涵有亨氏“变革”与‘移转“意味。故理念之类型于具体之历史中往往共同显现或交替出现。而本文之“变革”则包括这亨氏“置换”“变革”“移转”三者,取其变化秩序之共同大意。

  [2] 亨廷顿(著) 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 P139 上海三联书店

  [3] 同上P140

  [4] 同上P141

  [5] 亨廷顿(著) 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 P150三联书店

  [6] 转引自江南《蒋经国传》[M] P454,中国友谊出版社,1984年版

  [7] 所谓“社会化”指行动组织在行动开展目标与行动依靠力量上对广泛社会领域与社会大众的投入与关注。

  [8] 所谓“组织化”指公民行动中中集体性行动这一类型下次级范畴中的组织性行动所具有的一个主要特征,即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经由一个固定规范的机构被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有效的整体,目标一致,行动一致的状态。组织化是民主化过程中公民行动发展的重要方向与途径,对于其中的各种类型文中还讲进行分析。

  [9] 这里所谓“政团”即政治性社团,是指组织性公民行动中的一种组织类型,其一般是由非政治性社团(如杂志社,学术性研究会,学生社团等)发展而来。以政治性诉求为标地,进行政治性活动,可以成为政党的前驱。它是把各种积极力量转化纳入政治行动轨道的重要途径,比一般社团的组织化要求也更高。

  [10] 转引自江南《蒋经国传》[M] P454,中国友谊出版社,1984年版

  [11] 相关情况参见李达(编著)《台湾党外领袖人物》[M] 广角镜出版社 1987年版

  [12] 江南《蒋经国传》[M] P454,中国友谊出版社,1984年版

  [13] 此点对于公民行动乃至文明转型的成功以及公民行动与公共领域中的一般民众行为的区分关系重大,不得不略加以申说。对法律规范的强调是防止民主的激情与权力的欲望争脱理性的节制,演变为有野心的领袖操纵下的暴民政治。台湾民主化中出现的族群撕裂与统独纷争如果没有被规范在法治的轨道中,其民主政治与公民社会也将是岌岌可危。

  [14] 70年代党外刊物《台湾政论》曾刊载《台湾社会力分析》一文,剖析威权统治下的台湾社会状况,引起知识界很大震动。

  [15] 参见葛永光等著:《现代化的困境与调适—中华民国转型期的经验》[M],台北:幼狮,1989。转引自邹建锋 蒋婕虹《台湾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分析:以自力救济和政党政治为例(198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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