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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从后冷战时期中日关系看冲突与融合

更新时间:2008-11-10 15:16:24
作者: 袁伟时 (进入专栏)  

  

  以1991年12月苏联瓦解为标志,冷战时期划上句号。十多年来,中日关系风浪迭起,个中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日前与友人闲聊,问难辩驳,放言无忌。录之如次,聊博读者一粲。

  

  矛盾客观存在,冲突还是融合却取决于双方决策

  

  友:最容易激发中国人民族情绪的当属中日关系。起起伏伏,令人捉摸不定。福田上台,胡锦涛五月访日,满天乌云又好像消散了。日本政客和右翼文人是麻烦制造者,他们一再挑动事端,讨厌极了。

  袁:上一世纪5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一再剑拔弩张。我也不喜欢那些信口开河的政客和文人。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中日矛盾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其实,不少矛盾是复杂的,能有今天这个局面,来之不易。

  经济上互以对方为最大市场之一,日本又是中国主要资金和技术来源地之一。有好些矛盾和利益冲突,但一直和平共处。

  双方领土、领海争端——东海划界和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虽然没有最终解决,终归缓和了。

  吵得最厉害的历史问题,包括慰安妇、强迫劳工的赔偿、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对侵略罪行的认识等等。

  最深的疑惧则是日本会不会介入台海冲突,会不会支持台独?

  其他问题还有:如何对待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如何看待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军事、政治同盟?

  处理这些问题,成败互见,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友:两国关系总的说来是日本处心积虑要侵略或压制中国。

  袁:从1874年日本派兵入侵台湾开始,140多年的恩恩怨怨,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日本野心逐步膨胀,冀图把中国变为它的附属国、殖民地,是中日矛盾尖锐的主要根源。不过,1945年特别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原因就比较复杂了。

  简单地说,双方的决策对矛盾的尖锐或缓和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是个典型案例。20世纪70年代起,冲突不断。中日达成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留待以后解决的协议以来,虽然犯规事例不时发生,但总的说来局势比较稳定,小的冲突通常都能及时化解。

  80年代中国处理中日关系摆脱“革命外交”的羁绊,双方受益良多。90年代起,突显历史问题,弄得彼此都很不愉快。今年中日关系有很大改善,其中奥妙之一是历史问题点到为止,归于淡化。

  

  如实认识现状是正确解决或缓和矛盾的前提

  

  友:这样淡化,是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不清算历史罪行,以史为鉴,日本人还会玩花样。他们老想包围或孤立中国,一再冀图与所谓价值观相同的国家结成针对中国的联盟,就是其中之一。

  袁:日本的一些政客,观念还停留在冷战年代。他们有意无意忽视了一个重要情况:中国是个转型国家,是帮助还是阻挡中国融入世界,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他们不时玩弄一些小动作是冷战思维尚未祛除干净的表现。

  不过,总结历史经验,处理认识领域的矛盾,我认为有三点是应该遵守的。

  第一.尊重和等待。

  认识总是多元的,即使你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也应该尊重他人坚持和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至于你或他们的观点会不会改变,只能耐心等待。

  第二.现实利益高于认识的分歧。

  纠缠于认识分歧往往会陷入意识形态陷阱,要寻求绕开认识分歧寻求双方利益的交汇点。

  历史问题是认识问题,再吵三十年,也不一定能吵出双方满意的结果。有丰富外交工作经验、后来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八年的何方先生说得好: “要逐渐淡化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更不可把历史问题定为两国关系的基础,而应当是邓小平说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 ‘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如果以历史问题为基础,那我们几乎会同所有邻国和主要西方国家都无法搞好关系。例如俄国占了我们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连列宁、斯大林都一直不承认;同其他邻国如朝、越、印度等也都有无法达成共识的历史问题;而当年一再侵略中国的列强又有哪个承认侵略呢?难道和所有这些国家都要算历史帐?” 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一再提出这个观点,可谓远见卓识。把历史问题还给历史,让历史学家们从容切磋、论难;政客和平民百姓则各自慢慢思量,有何不可?

  淡化历史问题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求同存异的正确选择。

  第三.冷静、全面地认识世界现状是清醒地处理内外矛盾的基础。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几十年间,我国一切错误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对世界现状缺乏清醒的认识。

  1957年以后,变本加厉在国内外大搞阶级斗争,弄得国内哀鸿遍野,国外到处烽烟。就在这个时候德国、法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相继驶进快车道,我们则仍在“革命”迷宫中打转,被远远抛到后面去了!

  20世纪下半叶有冷战,但在眼花缭乱的现象后面,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哪一国家和地区掌握住这个主旋律,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相应地扩大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自由,健全法治,实现民主,对外开放,就能走上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如果被局部现象迷惑,整天算计如何“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轻则内外矛盾交迫,发展迟滞;重则国家瓦解、灭亡,苏联就是典型。

  友:难道与日本关系紧张,也是我们认识错误造成的?

  袁:日本方面当然有处理不当之处。责任是双方面的。我们反省自己的。

  中国人最担心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不承认侵略罪行。人多嘴杂,社会现象繁复,这些指摘当然可以找到这样那样的例证。可是,片面和无知是近邻;全面了解有关事实,许多人的情绪也许会平和一点,不再采取不恰当的措施激化矛盾。

  1.1972年以来,从天皇到内阁总理,日本21次承认侵略中国和道歉。

  2.日本制度变革的深远影响。被强迫民主化后的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制度设计上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杜绝了军人和元老干政的渠道,要复活军国主义谈何容易!

  3.日本的军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很低,集中资金发展教育和经济,一举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他们得到的和平红利与导致整个国家毁灭的战争后果对比如此强烈,要煽动年轻一代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已经不可能了。

  4.日本民众和社会精英反省侵略罪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没有停息,并逐步上升为主流。总的趋势是清醒的声音越来越强。

  最初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人数不多,至20世纪70年代,承认和揭露侵略罪行的活动逐步拓展到主流学者和报刊。

  《产经新闻》是日本影响最大报刊之一,以保守著称,乃至被目为“右翼”。1974年8月15日它开始连载《蒋介石秘录》,历时一年多才登完。这部十五卷的书,是他们派出社论委员古屋奎二等人收集、阅读大量资料包括四千多万字当时没有公开的档案后写成的。其基调之一是谴责日本侵略。看看他们怎样叙述卢沟桥事变吧:

  “日军的目的是向中国挑衅,所谓‘一名士兵失踪’,根本是捏造,以作为武力攻击的藉口。”“实则这个所谓失踪的士兵则是因解手而离队,20分钟之后便已经回到队上,但日军却隐瞒这个事实,坚持非进入宛平城不可,以造成开火的藉口。”

  指着鼻子骂日军发动侵略战争,态度何等鲜明!

  再以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南京大屠杀来说,它是这样记载的:

  “日军首先将未及撤退的中国军人解除武装以后,使列队于长江岸边,用机关枪扫射,悉数杀戮。

  继之,残杀的对象更及于妇孺老弱。设置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国际难民委员会’所属‘妇女收容所’收容了7000多妇女,被日军用卡车载运出去,加以强暴以后,再行杀害。”

  “像这样地不管战斗员、非战斗员和不问老幼男女的大屠杀,达2个月之久,有说是屠杀了30万,有说40万,直到今天都还未能明了其确实数字。”

  “据东京军事法庭判决,在南京屠杀的军民合计至少20万人以上,被掠夺、放火的民居约为全市的三分之一。”

  进入21世纪以后,否认侵略罪行的右翼明显居于劣势。标志性事件是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社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稿的《检证战争责任》一书在2006年出版。正如该社总裁兼总主笔、81岁的渡边恒雄所说,如今,除了个别报刊外,“日本的主要媒体在战争责任和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已形成重要共识。”谴责那场战争的“侵略性、残忍性”,批判靖国神社游就馆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的谬误,已经成了日本社会的主流。

  作为多元社会,日本国内有各种各样为侵略辩护的奇谈怪论;反省近代日本的侵略罪行,仍是日本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彻底解决还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但是,总的趋势是反省历史罪行、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逆转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是突出历史问题,还是专注关乎中国发展和国家现实利益?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后果。

  友:那时他们正处心积虑消灭中国,想对外开放也不行。

  袁: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大使馆不想离开中国,通过多个渠道表达美国政府力图与新政府建立联系的意愿。

  二是张治中等民主人士直截了当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建议:对外不要一边倒。毛泽东公开拒绝了这个明智的建议。

  

  对历史的片面认知是矛盾激化的重要根源

  

  友:恕我直言,你这些观点正是饱受指责的汉奸言论。什么“对日新思维”等等,被网友骂得狗血淋头!

   袁:“汉奸”是不严谨的概念,中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当然有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贼”,汪精卫一伙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为了金钱出卖军事情报等机密的无耻之徒,他们是不是所谓“汉奸”、“卖国贼”则要烦劳法律专家认真研究了。我说的国家机密是指真正的事关国家利益的机密,而不是别有用心随意编造的所谓机密。

  现在时兴的骂别人为汉奸的那些狂热分子,大都是无知而偏激之徒。随意在政治层面诋毁他人,激化矛盾,说轻一点是无知。如果是为人正直的年轻人,将来见识增长了,会内疚和脸红的。

  即使是历史人物,不少被目为卖国贼的,其实也是无知加偏激制造出来的。

  友:你想为他们翻案吗?

  袁:不是翻案,而是要排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研究的干扰,还原历史真相。看看“汉奸”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非常有趣。

  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被守旧大臣和无知文人咒骂为“汉奸”,原因无非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敢于直言中国不但在器物层面落后了,而且在整个文明发展水平包括价值层面都落后了,已沦为“无道”之国!他不过是为了救治自己的国家说了大实话,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救国先驱!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大批文人说他出任对外公使就是“事鬼”,应该连他的祖屋都烧掉!

  远的不多说,讨论一下民国时期的情况吧。

  友:难道说曹、张、陆一伙是卖国贼也错了?

  袁:正是如此。

  1919年五月四日的爱国大游行,高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国贼指的是:曹汝霖(1877~1966)、章宗祥(1879~1962)和陆宗舆(1876~1941)三人。壮烈的一幕是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其实,曹、章、陆的“国贼”帽子都戴得有些冤枉。要是说五四当天学生们烧别人的住宅是爱国情绪支配下违法的过激行动,时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笼统地指斥他们“卖国”,就有治学不严谨之嫌了。

  他们为人诟病之处主要是参与对日外交中的表现。其中有四个标志性的事件:

  1.二十一条谈判。

  曹汝霖(外交部次长)、陆宗舆(驻日公使)都是这次谈判的参与者。但在袁世凯支持下,他们和其他参与者一道,对侵犯中国主权最严重的第五号的七条要求 ,坚决不予讨论;其他条款也想方设法减轻了中国的损失;在当时条件下能够这样做不太容易。“汉奸”、“卖国”云云,显然根据不足。顺便说说,在上下一心抵制下,被迫答应的那些条款也大都没有执行。

  2.西原借款。

  首先要肯定民国建立后,政府长期入不敷出,任何人当政都不能不借外债。借债不等于卖国。为什么借日本人的钱?王芸生有个精辟的分析:“自欧战以来,日本工商业大为发达……当时政府乃以对外投资为政策,计为外国发行债券几达六万万元,其中英国国债为二万八千万元,法国国债为七千六百万元,俄国国债为二万二千二百万元,其对于中国之投资,不过施行其同一政策,西原特为其政府推行而已。”

  1917至1918年间,日本寺内内阁上台,一反前任大隈内阁的外交政策,对华比较友好,以民间名义,委托西原龟三为中介,先后提供七笔共计一亿四千五百万元贷款。与当时其他外国贷款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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