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重塑国家意识形态

——2008.10.14对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班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26 次 更新时间:2008-10-22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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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 (进入专栏)  

今天能来中国传媒大学演讲非常高兴,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应该是同行。可我毕业以后,没搞媒体,但经常有机会接触媒体,不过都是就事论事,不能像今天这样比较敞开地谈。

媒体工作者的基本职责

我不知道传媒大学有没有这样的课,这是最基本的职业教育,应该作为公共课。传媒工作者的基本职责是传播理念、推动进步、造福民众。具体来说,传播真的理念、善的理念、美的理念、先进的理念、文明的理念、积极的理念;推动人类的进步、国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个人的进步;给民众带来感官的快乐、情感的愉悦、精神的幸福。

媒体承担着社会的责任、公共的责任,代表社会、国家、民族的正义、良知和道德。当然,媒体也要赚钱,不赚钱怎么生存、发展?但是,媒体毕竟与赚钱为目的企业不同,即使以赚钱为目的的企业也要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也要赚钱,但毕竟与普通民众不同,更应重视社会影响。媒体工作者在社会职能上是有定位的,应该在符合职能定位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发展,就像医生的职能是治病救人,只能在这个前提下赚钱。我前天去了一个叫岳成律师事务所的,它在全国有许多家分所,美国也有分所。它非常重视文化和理念,其中有一条说:律师是乘人之危赚钱的,我们要凭良心服务好。还有一条说:律师要心存敬畏,规范自己的行为,好好做人。律师似乎是最不讲道德、良心的,谁给钱,就给谁服务。但这个律师事务所强调正义、良知、道德。结果怎么样?社会信誉好,赚了更多的钱。当律师也好,当媒体工作者也好,首先还是要好好做人。

媒体工作者有可能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制造了一大堆无用的文字垃圾、影像垃圾,这是浪费生命;也可能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制造了一大堆有毒的垃圾,毒害人的身心,那是有害的生命。也可以花费毕生的精力去影响社会、推动进步,那是有益的生命。

今天我们媒体的状况如何呢?

宣扬色情暴力。不少杂志、网站,就是靠这个来吸引读者。

宣传恶的理念。不少演播的电视剧,专门发掘人性中的恶,加以宣扬,好人是坏的,坏人是好的。

迎合低级趣味。庸俗搞笑、无聊打斗、造谣生事、专揭隐私。

追求空洞无物。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假话连篇。

收视率第一、发行第一、广告第一、赚钱第一,以至不顾一切、不择手段,视为媒体的规则,似乎不这样做,媒体就没法生存。当今中国真正有良知的、反映民意的、敢讲真话的媒体也有,但不多。希望在座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媒体工作者,用你们的良知、智慧和道德,克服媒体中的歪风,树立起正气。

正规的比较好的媒体,如果分类的话,大多热衷于抢新闻、抓热点,不太重视新闻、热点背后的深层原因,好像狗熊掰棒子,尝一口就丢掉,没有发掘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应该是三流媒体。发掘新闻、热点背后的制度、理念原因,寻求解决的办法和途径,这是二流媒体。将人们不注意的冷点变为热点,从而影响社会、推动进步,这是一流媒体。现实社会中,三流媒体是大多数,但二流的要多起来,一流的应该有。一个好的媒体,总有几个战略性的记者善于挖掘冷点,研究热点,能发表有影响力的文章和报道。问题是媒体有没有这种追求?我遇到过不少记者只满足于完成任务,谈一点有深度的问题毫无兴趣,那一辈子只能当三流记者。

有人说,现在这种大环境,能发掘冷点、探讨热点吗?这不是让我们犯忌吗?中国的舆论环境不那么自由,要当一流、二流记者,一流、二流媒体是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深圳商报做了这样一组报道:第一篇报道讲海水污染严重;第二篇报道讲,造成海水污染的重要原因是生活污水。第三篇报道讲,用有磷洗衣粉洗衣服造成大量的生活污水。第四篇报道建议使用无磷洗衣粉。这个不为社会注意的问题,经过报道引起重视,深圳作出了禁用无磷洗衣粉的决定。发掘这样的冷点,怎么会犯忌呢?当然,触及敏感问题而不犯忌,是需要智慧的。

我建议媒体开辟三个栏目:一是热点背后,专门探讨热点背后的问题,比如凤凰卫视报道了范跑跑的问题,这涉及做人的道德底线,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二是关注冷点,我列出了十几个问题。比如中国人自杀非常严重,每年自杀28.7万人,自杀未遂200万人,即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汶川大地震死了七、八万,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但是自杀死了28.7万人,居然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最近深圳龙岗发生的火灾事件烧死44人,中央派了庞大的调查组。可深圳每年自杀2000人却没有人关注。这就是冷点。在15岁至35岁的年龄段,自杀又是死亡的首因。我专门为电视台做了一个节目,稿子都写好了,就是还没有找到“买家”,题目是“年轻人为什么选择自杀?”中国农业大学一个月连续4个人跳楼,有人写了一付对联:实验楼、科研楼、教学楼,楼楼可跳,博士生、研究生、硕士生前赴后继,横批是空前绝后。年轻人那么爱自己,怎么会选择自杀呢?这个问题不值得探讨吗?它只具有新闻价值,谁谁跳楼了,然后等待下一个跳楼,比谁报道得快、抢拍自杀的镜头,满足一下人们的好奇心?这就是媒体的工作?我写的这个专题节目,可以引起年轻人的反省、父母的警觉、学校的重视、社会的关注,怎么没有收视率呢?预防自杀、关爱生命,符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怎么会犯忌呢?

媒体工作者的优势是见多识广,可接触政府、学者、民众所不知道的第一手素材,关键是要善于思考,抓住问题,发掘问题,然后向有识之士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我在复旦大学学新闻时,一篇文章决定了我一辈子的命运。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文章最终取决于独特的、深刻的见解。这给了我很大启发,文字再漂亮,知识再丰富,最终取决于要有思想和见解。我就非常重视理论的学习,并且注重联系实际。学新闻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思想方法,就是关注实际、抓住问题。我学习理论著作,一定思考对今天有什么用。坦率说,我的理论功底不如专门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但是我善于抓住问题,分析问题。我大学毕业后从研究理论到政策、到体制,从研究经济到社会、到文化,从一个行业跳到另外一个行业。我已经参与了中国八大决策的制订和推广,现在又创造了三个第一:在2004年5月写的《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即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第二,在这本书中,针对中国人自杀率高、精神障碍严重提出建设“情感护理”的设想,并先后在浙江金华市、燕京华侨大学、深圳市农产品公司、中集集团公司、金蝶软件公司推动建立了“情感护理中心”;第三,我提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我正在传播这个理念。

作为媒体工作者要有良知和智慧,其次才是技能。搞传媒的,不光是有亮的脸、快的脚、灵的耳、敏的眼,关键是要有头脑、会思考,这就是智慧;还要有良知、良心,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然也要有技巧、能力。有了良知与智慧,就能做好媒体,即使不干这一行,也可以做好其他工作。

良知和智慧从哪里来?需要改革学校教育,现在的学校教育恰恰不重视良知和智慧的培养,偏重于专业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靠自己的感悟和努力,提升人生理念,训练思维能力。

要不要重塑国家意识形态

提意识形态,今天的中国人大都反感,还讲什么意识形态,有钱就行。其实,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理念、价值判断。不讲意识形态,重视利益追求,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讲国家意识形态,更有人反对,认为国家不应该有意识形态。现在提倡多元,讲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思想专制。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国家对外要维护安全,对内要保持稳定。为此,国家一定要倡导共同奉行的价值观,作为共同的行为规范。有了共同的价值观才有制度、法律和道德。制度和法律是硬的,必须执行;道德是软的,但不讲道德要受到舆论的批评。所以,任何国家都有意识形态。号称自由主义的美国就没有意识形态吗?布什不惜采取战争的手段打伊拉克、阿富汗,推广美国的价值观。

一个社会,信仰可以多元,思想可以多元,习俗可以多元,生活方式可以多元,但必须有普世价值、道德底线,这就是一元,才能保持和谐、稳定。讲一元,是规范人的行为,不是规范人的思想。规范人的行为是指遵守必要的制度、法律、道德。我们过去错在哪里?思想、信仰、习俗、生活方式都要一律。这是错误的。现在,从国家制度层面上还缺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保障,但在社会认识层面上,则强调多元、强调宽容,而否定一元、否定底线、否定共同价值观。

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提法,分歧就更大了。思想界普遍认为,当今中国最需要解决的是利益调整、制度改革,而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重塑。分配不公,确实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30年改革,我国经济总量跃举世界第四,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但是利益分配不均,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世界警戒线达0.47。据有关资料,在我国总人口中,占10%左右的贫困型劳动者没有解决温饱,占70%左右的温饱型劳动者,没有解决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也就是占总人口80%的劳动者没有解决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剩下10%左右为发展型劳动者,以及7%的中产阶级,2.1%的国家管理人员,0.3%的资本家,大体上也占10%。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二、三次分配,需要利益的大调整,必将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者。我们奉行的价值理念是发展第一,也就是通过发展来解决,即通过做大蛋糕、不损害既得利益来进行调整。按照这种理念,一次分配照旧向资方倾斜,二次分配仍将加大建设投资,三次分配以发展大局为重,限制社团的政策制度不会改变。结果只能是经济越发展,分化越严重。

分配不公的背后是利益主体没有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力。现在网上激烈争论,土地是实行私有,还是集体所有?然而作为利益主体的农民却没有发言权。其实最有发言权的是农民,土地本来就是农民的,后来用集体化剥夺了农民。今天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就应该征求农民的意见。让各个村农民自己讨论,集体经济不好的、村干部不好的,农民就会要求私有,在真正自愿的基础上再合作。相反,集体经济强的、村干部好的,农民就会赞成集体所有。

推进中国民主化改革的进程,几乎成为思想界和广大民众的共同呼声。但是这项改革却推不动。司马南以反普世价值为名,把民主化改革扣上反华、反政府、反体制的罪名。政治改革是权力的再分配,同样将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者。有什么理由推进这场改革呢?比较起来,反对的理由更为有力,新党章上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条文,四项基本原则中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定。

利益调整也好,政治改革也好,都是权和利的再分配。要冲破阻力,一是需要支持的政治力量,二是需要正义、神圣的理念。而正义、神圣的理念是集聚政治力量的重要条件。今天,有什么理念支持这场权和利的大调整呢?没有。

30年前邓小平启动改革,既有政治权威的优势,又提出了不容争辩的理由,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国家要富强,民众要致富,上下有共识,没有利益受损者。今天要启动新一轮改革,必须有不容辩驳的理由和共识,重塑国家意识理念成为当今中国的首要问题。

谁来重塑国家意识形态

我国曾经是泛意识形态的国家。毛泽东时代把意识形态放在第一位,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思想都要服从无产阶级政治。经济领域,反资本主义复辟。社会领域,坚持全面专政。教育领域,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文化领域,为工农兵服务。思想领域,斗私批修、兴无灭资。所有问题都要提到政治高度,与意识形态相联系。农民种自留地,企业实行计件工资,文人写小说,民众听轻音乐,等等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遭批判。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民众,即使受怨、遭害、挨饿都不怀疑正在进行事业的正义、神圣、崇高。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不受二遍苦、二茬罪,为了反修防修,为了无产阶级江山不变颜色。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

邓小平开启了去意识形态的时代。他提出“猫论”、“摸论”、“不争论”都是为了避开姓社姓资的争论,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没有邓小平的魄力,很难想象中国能从意识形态的迷雾中走出来。国家经济面临崩溃,民众要解决温饱,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也就具有了某种正义性和神圣性,所以,发展成了硬道理,推动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成绩的原因也就是问题的根源。政府以发展为第一,而不顾一切。民众以挣钱为第一,就不择手段。中国的官员与民众从此告别正义和神圣,以最快的速度、最低廉的成本获利成为最高原则。各级政府竞相压低劳动、土地、环境价格,创造了全世界最好的投资天堂,商人则以利润的一部分作为回报。官商结盟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也带来了两极分化、腐败泛滥、犯罪严重、道德恶化。当今中国最“正义”、“神圣”的事业就是捞钱,没有多少人对意识形态感兴趣。即使在中国的思想界,也不把意识形态当作一回事,几乎成了无人问津的领域。

新一代领导人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先后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作为治国的新的意识形态。可惜,口号是新的,内容是旧的。“以人为本”解释为“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与为人民服务没有区别。“和谐社会”解释为首先是发展,还是发展第一,原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科学发展观”解释为又好又快发展,还不如毛泽东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达了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意愿。可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第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解释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则要坚持社会主义,都是搬概念。第二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则是同义反复。第三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怎么能等同于社会主义?第四条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改革创新又怎么是社会主义?现在,名义上有国家意识形态,但只体现在文件中、报告上,党员不听、官员不听、民众不听、年轻人和大学生更不听。中国人除了对钱感兴趣之外,其它都不顾了,成为没有精神、灵魂、思想、道德的民族。我称之为空意识形态的时代。

现在,道德领域继承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倡导为人民服务;经济领域坚持邓小平理论,奉行发展第一,就是为人民币服务。重塑国家意识形态陷入困境。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是句好话,但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作为政治理念,为人民服务无法考量和评判,解释权在政府,官员做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行动权也在政府,提供什么服务,政府说了算,人民不需要的服务却提供,需要的服务又不提供。比如过去提供全面专政服务,现在喜欢搞形象工程,人民不想要能拒绝吗?人民真正需要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却不到位,人民又能怎么样?被服务者不能选择的服务,能称为服务吗?为人民服务作为道德理念,就更有问题了,恰恰为不服务提供借口。我凭什么为你服务,你代表人民吗?服务者铮铮有词,被服务者无言答对。过去的中国服务水准低、服务态度差是出了名的。改革以后,服务水准、服务态度都有很大的提高与改善,靠的是邓小平为人民币服务的理念。现在,谁还为人民服务,都是为人民币服务。问题也就出来了,为人民币服务而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事大量发生,毒奶事件不过是暴露的一个个案而已。怎么办?有人怀念过去,那有这事,此话不假。但为人民服务没有动力带来的城市发票证、农村饿死人,是不会有多少人想退回去的。在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币服务中很难作正确的选择。在体制内既没有智慧,也没有胆识突破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超越邓小平的为人民币服务。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落在了体制外,民间的思想空前活跃。

我发起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已举行了九次研讨会。创建中国新文化就是重塑国家意识形态。有人质疑,这是知识分子的虚骄和狂妄。凡新文化都是体制外创建的,孔子创建了儒学,释伽牟尼创建了佛学,西方文明是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众多哲学家、思想家创建的,他们都在体制外。创建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也是在体制外。体制外没有体制的约束,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所以,新文化都是体制外创建的,体制内只能是阐述、解释。但没有体制的约束确实会虚骄和狂妄。今天我们要重塑国家意识形态,而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重塑的国家意识形态一定要被共产党所接受,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衔接。现在很多文人、学者提出的这主张、那意见,眼里没有共产党。那你创建的绝不会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只能是俱乐部的宗旨、清谈馆的话料。要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先知、先觉者提出,国家政权推广,广大民众接受,缺哪一条都不行。

如何重塑国家意识形态

中国思想界绝大部分人赞成重塑,但主张移植,反对创新。

一种意见认为,西方文明很好啊,应该把自由、民主、人权移植过来。西方人认为,人生而自由、天赋人权,把自由、民主、人权作为神圣、正义的事业来追求,而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尽管我们国家逐步接受了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口号,但没有真正接受这些理念。而反对者则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由来反对。改革派找了一条理由,说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观,这就触动了反改革派的敏感神经。于是,爆发了普世价值之争。对民众来说,当然要自由、民主、人权,但维护的是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忽视甚至侵犯人家的自由、民主、人权。在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缺乏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缺乏意识形态的正义性和崇高性,移植过来相当困难。

另一种主张恢复儒学传统,只要按孔子的教导做,固守道统,中国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孔子的理想是复辟周礼,回到西周,中国能退回二千多年前?仁、义、礼、智、信能不能搬来作为今天中国人的道德准则呢?其背后是中国古人对祖先的崇拜、对父母的敬畏。光宗耀祖是价值追求,不给父母丢脸是道德底线,靠这种理念支撑,要做好人,不做坏事。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还有对祖宗的崇拜、对父母的敬畏吗?现在掀起了国学热,国学的真谛是修身、克己,是做人的规范。可现在教国学,是为了赚钱,学国学是赶时髦。信奉金钱第一的现代中国人,凭什么讲仁、义、礼、智、信?

还有一种主张就是回到改革前,计划经济、公有制、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很好啊,没有黄、赌、毒,没有小偷、强盗,搞了两弹一星,建起了工业化的独立体系。但是,付出了严重代价:经济比例失调、民众普遍贫困、人身自由丧失、数千万人不正常死亡。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600万人,是抗日战争死亡人数1800万的两倍。这是自然灾害吗?明明没有生产这么多粮食,层层虚报,结果超购征粮,断了农民的口粮。农民可以去讨饭啊,但必须有证明,没有乞讨的自由!政府的粮库里还有403亿斤粮,为什么不拿出来救济啊?不敢上报真实情况是重要原因。这是一场人祸啊,是计划经济加专制制度造成的。为什么农民宁愿饿死不抢粮?为什么文化革命中被整死还呼毛主席万岁?当时,全党全国人民都有神圣、正义的理念支撑,有对毛泽东像神一样的敬畏。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还能恢复这样的信仰吗?

这三种主张之间水火不容、互相攻奸。批西方文明是丛林规则、弱肉强食,批传统文化是专制、愚昧,批社会主义是专制、落后。移植哪一种主张都难。所以,重塑国家意识形态,必须创新。说创新,不是不要继承,而是继承中创新,创新中继承。

我提出了三爱理念,即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人权,就是承认爱自己、鼓励爱自己、保障爱自己。我们过去搞社会主义,就不允许爱自己,那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人人都是爱自己的,谁不爱自己呀?

传统文化是爱他人,孔子的仁爱精神就是爱他人。要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宽厚待人,诚信对友。

社会主义就是爱大家。社会主义的原意就是维护公共利益。什么是资本主义?有资本才有主义,按资本股权来分配。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来出主意,社会来参与,按社会公共利益来分配。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继承了5000年的传统文化、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既古为今用,又洋为中用,还坚持社会主义,既继承,又创新,可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理念。

需要终极理念的支撑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必须有终极理念的支撑,才有正义性、神圣性,才可能被大家所信仰、所追求。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终极理念是什么?为什么要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人类的信仰都有终极追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给人来世的幸福,传统文化、共产主义是给人现世的快乐。大多数现代人不信来世,对传统文化、共产主义也不感兴趣,那怎么办?我就创造了第六种信仰,即幸福学。

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的本质,人与动物的区别在哪里?这就是人要追求幸福。与动物不同,人存在对物质的无限性追求和精神的无限性追求。不管是穷人与富人、男人与女人,都有共同的动机、愿望、目的,那就是追求幸福。很多人认为,幸福是主观的,各人有各人的幸福。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满足了人的需求。如果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那是精神病。所以幸福感,表现形式是主观的,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我们就可以抽象、概括出幸福的主要来源。

来自于物质层面的幸福。买了一套别墅,看着大海,哇,幸福感油然而生。这种幸福感是真实的,不能说是虚假的。这就是人发财、赚钱的动力。但物质层面的幸福感,是短暂的。住别墅、看大海,时间长了就没劲了。这就必须有新的刺激,不断刺激产生的幸福感是递减的。现代人吃的、玩的太多了,但总感觉不好吃、不好玩。物质层面的幸福感有可能是有害的,鱼翅、鲍鱼吃多了,就会犯糖尿病、血压高。所以,人单单追求物质幸福是不够的。

来自情感层面的幸福。这就是人和人真挚的情感。亲情、友情、爱情、信任、拥护、爱戴,都会带来幸福感。来自人和人的真情所产生的幸福感,比来自于物质层面的幸福感长远得多、持久得多。而且多多益善,没有害处。更重要的是不会破坏环境、不消耗资源。现代人恰恰忽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幸福。一颗柔软的心、一个纯净的笑、一个尊敬的礼、一个亲切的问,都可以给人带来幸福、带来愉悦。

来自精神层面的幸福。什么叫精神呢?人是要死的,总想生命怎么无限延长。人希望永恒,所谓精神就是永恒,超越生命有限的永恒。人想永恒,就信教,这就是宗教精神。我做好事、做好人,将来到天堂,这就是永恒。把孩子拉扯大,虽然死了,我的生命在孩子身上得到延续,这就是母爱精神。中国的父母不惜一切代价培养自己的孩子,这是对永恒的一种追求。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这就是雷锋倡导的奉献精神。我的有限生命,通过奉献在许多人身上得到延续。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工作、提供服务,受到顾客的认可、尊重,也可以实现永恒,这就是敬业精神。还有牺牲精神,你掉到了河里,我把你救上来,我虽死了,但我的生命在你的身上得到延续,所以叫重于泰山。

人怎么获得幸福呢?那就是要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首先要爱自己,身心健康。成天上网、喝酒、打麻将,心脏病、血压高,身体不健康,能幸福吗?还要心理健康,一受挫折或刺激,就受不了,就跳楼,能幸福吗?其次要规划人生,实现价值,不能白活一辈子。那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呢?吃好、玩好算不算?那只是自我需求的满足。所谓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满足。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就是对他人的效用,也就是能给他人带来幸福、愉悦。所以,真正爱自己,必然爱他人,光爱自己不爱他人,就不会幸福。你有一大堆的钱,谁也不愿意跟你讲真话,谁也不愿意跟你来往,你幸福吗?最后还要爱大家,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遵守公德。

幸福是门大学问、是门大知识,需要普及、需要推广。懂得了这门学问,不管你是老板还是员工,钱多还是钱少,男人还是女人,农村人还是城里人,都会活得愉快、快乐、幸福。如果没有学好,再多的钱、再大的官、再有名,也不幸福、不快乐。可是,现代人重视谋生的技能,不重视谋幸福的知识,这是误区。传媒要担当传授幸福知识的重任,我设计了《幸福你我他》栏目,有幸福故事、幸福论坛、幸福警示、幸福信箱、幸福指数、幸福竞赛……希望找到合作媒体。

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以幸福为终极目标,倡导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可以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当然,这需要为共产党和广大民众所接受。

以幸福为目标,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就是让所有人幸福。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为人民谋幸福。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说到底就是让民众幸福。以幸福为目标,也符合民众的愿望,谁不希望幸福?

具有信仰所需要的终极性、神圣性、正义性,具有理念所必须的严密性、现实性、实践性。我正在地方、学校、企业推广,得到领导、师生、员工的认同。

普遍幸福应取代发展第一成为新一轮改革的目标,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可以成为推进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领域改革的新共识,也可以作为修身、治家、治企、治校的新理念。

综合了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既符合现代文明,又超越现代文明;既继承传统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既坚持社会主义,又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既是创建中国的新文化,也是为世界探索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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