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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杰进:国际制度设计中的规范与理性[1]

更新时间:2008-10-22 15:16:22
作者: 朱杰进  

  

  [摘要]:国际制度设计日益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一项重要的议事日程和研究议程。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之内,忽视了社会规范因素在国际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借鉴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探讨了规范在国际制度设计中的作用,指出强意义合法性机制与弱意义合法性机制是国际制度设计中规范与理性相互作用的两种形式。强意义合法性机制是指构成性规范通过塑造行为体的思维方式和社会身份,进而成为国际制度设计中行为体无需考虑就加以接受的“理性神话”。弱意义合法性机制是指限制性规范通过影响行为体利益计算的方式作用于国际制度设计的过程,行为体出于对声誉和责任方面的考虑,会限制一些纯粹出于物质利益追求的国际制度设计行为。

  [关键词]:国际制度设计;规范、理性;强意义合法性机制;弱意义合法性机制

  

  一、引言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国际制度设计(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Design)成为一项日益重要的议事日程和研究议程。从议事日程的角度来说,当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制度化”的世界,各种国际行为主体竭尽全力地参与到国际制度设计的进程中去,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和最大化地实现自身的利益。[2]从研究议程的角度来说,国际制度设计是国际制度研究中一个相对新颖也相对重要的研究领域。莉莎·马丁(Lisa Martin)和贝思·西蒙斯(Beth Simmons)在总结国际制度研究时指出,国际制度研究经历了两个转变:一是从“对国际制度的描述”(Descriptive)向“对国际制度的分析”(Analytic)转变,二是从“国际制度是否重要”(Whether)向“国际制度如何重要”(How)转变。[3]

  国际制度设计的研究在这两个转变中都处于前沿的位置。“国际制度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应该如何设计”,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分析性的。只是与传统国际制度研究分析国际制度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路径相反,国际制度设计的研究分析国家行为如何影响国际制度。而且这个分析过程本身也会促进我们对“国际制度如何重要”的理解。因为只有细致地了解“国际制度如何形成”,才能深入地分析“国际制度如何发挥作用”。

  目前学术界关于国际制度设计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只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分析了理性因素在国际制度设计中的作用,忽视了规范等社会性因素的重要影响。因而本文在梳理和批判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探讨了规范因素在国际制度设计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二、“国际制度理性设计”及其批判

  

  芭芭拉·凯里迈诺斯(Barbara Koremenos)、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和邓肯·斯耐德尔(Duncan Snidal )三位理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2001年第4期《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的专刊里提出了一个“国际制度理性设计”(Ration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研究纲领。其主要思想是:国际制度设计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换句话说,建立国际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国家间合作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因而难题类型的不同就决定了设计出来的国际制度特征的不同。[4]具体来说,国家间合作的难题类型包括执行问题、分配问题、博弈者数目及力量对比问题、不确定性问题四种,国际制度的特征分为成员资格、议题范围、集中程度、控制方式、灵活性五个方面,国际制度设计的过程就是根据国家间合作的难题类型,选择不同特征的国际制度,如当执行问题严重时,国际制度会采用限制性成员资格;当分配问题突出时,国际制度会扩大议题范围;当博弈者力量对比不对称时,国际制度会采取不对称的控制方式;当不确定性上升时,国际制度会加大灵活性等。[5]在此基础上,安德鲁·基德(Andrew Kydd)、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罗纳德·米切尔(Ronald Mitchell)、詹姆斯·莫罗(James Morrow)等学者分别利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捕鲸委员会、《国际战俘公约》等国际制度设计的具体案例来进行了实证分析。[6]

  凯里迈诺斯们的理性设计研究纲领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制度设计的研究,尤其是细致地分析了理性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对于国际制度设计的知识积累具有重大意义。[7]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理性设计研究纲领也有明显的不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忽视了规范因素在国际制度设计中的作用。[8]毕竟现实中的国际制度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既包含理性因素,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规范因素的影响。正如国内学者李少军和郭树勇在点评该研究纲领时所指出的,“国际制度作为对人的一种约束,不可能完全客观。制度设计者都是有价值取向的,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的价值偏好带入设计之中”。[9]“制度的理性设计肯定是国际社会‘制度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国际社会的制度化不能仅仅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还得研究先验问题,也就是说,‘制度化’的同时还有一个‘社会化’的问题”[10] 。

  

  三、国际制度设计中的规范与理性

  

  要分析国际制度设计中规范因素如何发挥作用以及规范与理性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明确规范与理性这两个概念的确切含义。多数学者对“规范”的定义大同小异,只是强调的方面各有侧重。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more)认为,“规范是行为体共同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11]。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把规范定义成“在给定行为体身份的情况下,对行为体行为适当性的共同预期”[12]。约翰·鲁杰(John Ruggie)认为,“规范是一种主体间信念,体现了人们的集体意向,其意义和重要性依赖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13]。综合这些论断,本文将规范定义成“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形成并接受的关于彼此行为适当性的一种稳定预期(Stable Expectations)和共有观念(Shared Ideas)”。“理性”是一个从核心向外围不断扩展的概念体系。核心层次理性指的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行为体追求目标的最大化”。[14]这是一种抽象程度最高的“纯粹理性”,又被称为“形式理性”,其对手段唯一的要求就是效率,即它能使目标实现达到最大程度。而目标本身是外生于决策过程的。目标是什么呢?形式理性没有具体阐述。理性选择理论是更进一步的理性判断,指的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行为体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本文采用的就是理性选择意义上的“理性”概念。在界定了规范与理性的概念之后,本文将借助组织社会学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来探讨规范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1、规范与理性

  

  组织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组织现象和组织行为。“新制度学派”,是组织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流派,[15]主要研究规范因素在制度设计中的作用,其基本观点是:任何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设计的,制度设计的过程必须与特定的社会规范保持一致,也就是满足“合法性”的要求。[16]换句话说,规范通过“合法性机制”作用于制度设计的过程。合法性机制分为两种:“强意义”的合法性机制与“弱意义”的合法性机制。具体来说,两种不同的“合法性机制”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规范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1)、“强意义合法性机制”:规范构成(Constitute)理性

  “强意义”合法性机制是指,作为社会共享观念的规范具有如此大的约束力,以至于人们在制度设计中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不得不采用规范所认可的制度形式,因为这样的规范已经不是以人为刻意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自然法则的形式,成为神化的东西,使得人们在无意识中就按照这种规范的要求进行制度设计,被称为“制度设计的理性神话” (Rationalized Myth)[17]。例如,如果让现代的人们设计一所大学,那么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要设置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分系设科、每一个系要设有系主任和若干教员等等,这些大学的组织形式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深深扎根,成为类似于自然法则的东西,使得我们不自觉地就会按照这样的模式来塑造大学的组织结构。我们已经不可能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到用孔子办学的模式来塑造现代大学了。

  理性是“行为体在给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18]那么,什么是自我利益?在利益的界定过程中,规范起到了“思维框架”的作用,也就是构成性作用,强意义合法性机制代表的就是这种构成性规范。例如,什么是国家的核心利益?近代以来,领土完整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而在这种利益界定的过程中,领土主权的规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根据约翰·鲁杰的研究[19],在中世纪的欧洲,领土经常作为“嫁妆”或“礼物”在各国之间流动,有时甚至出现“在同一块土地上表现出叠加的所有权”,国家并没有绝对的、排他的、不可分割的领土观念,因而也就不会把领土完整当成最核心的国家利益。而到了近代以后,“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的规范逐渐形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身份开始生成,各国逐渐把领土完整当成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出现“宁舍千军,不丢寸土”的局面。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在考察规范构成理性的时候,需要引进“社会时间”变量,也就是说,只有在“长时段”中,我们才可以观察到构成性规范的变化,以及由构成性规范所界定的利益的变化。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史学派在社会时间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把时间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科学所使用的时间――“自然时间”,一分一秒,又被称为钟表时间;另一种是社会科学用的时间――“社会时间”,这是包含了社会意义的时间概念。比如,“冷战”,从二战结束不久到1990年,这就包含了两大意识形态对抗的社会意义。社会时间又被称为“时段”,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三种,短时段适于研究具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时段适于研究社会的周期性变化,长时段适于研究作为社会基础的构成性规范的变化 [20]。

  (2)、“弱意义合法性机制”:规范限制(Constrain)理性

  “弱意义”的合法性机制是指,规范通过影响资源分配或激励方式来影响制度设计。在这里,规范不是一开始就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而是通过人的利益动机,鼓励人们采纳被社会广泛认可,符合社会规范要求的制度设计。例如,一个企业如果采用被社会广泛认可的制度形式,就会更容易提高知名度,更容易和其他企业交往,也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承认和支持,这些就会诱使企业采取具有此种“合法性”的制度设计。企业这样做不是因为企业家固有的思维方式,而是企业家意识到这样做会给企业带来好处。

  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逻辑是“成本-收益”分析,也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去获取最大的收益,效率优先是它的最大特征,但人类社会的存在与维系要求人类的很多行为不仅要考虑效率,而且要考虑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体主要是出于对声誉和责任方面的考虑,会主动地限制一些纯粹出于物质利益追求的功利性行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种限制性规范需要与利益因素相互联系才能发生作用,因而其影响就不是决定性的,而是概率意义上的。

  

  2、国际制度设计中的规范与理性

  

  具体到国际制度设计的过程,规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或者说规范与理性之间是什么样关系?结合上文对强意义合法性机制与弱意义合法性机制的分析,我们将国际制度设计中规范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概括为:

  (1)从规范构成理性的角度来说,某些规范为国际制度设计中的“理性”提供了历史文化基础,界定了“理性”的内涵,因而也就塑造了制度的基本形态。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小组的克里斯琴·勒-斯密特(Christian Reus-Smit)指出,国际制度有三个层面:最高的一层是宪法结构(Constitutional Structures),通过深层宪法性价值观念来确定国家行动的合法性;其次是基本制度(Fundamental Institutions),就是国家间为解决合作难题而制定的规则;再次是问题领域的专门性机制(Issue-Specific Regim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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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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