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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时杰: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知识论

更新时间:2008-10-20 14:46:54
作者: 范时杰  

  

  内容提要:自从人类社会发展到后工业时代,人们的思维就必然要随着经济基础发生转变,一种后现代的认识论渗透到了各个学科领域,政治学也不例外。传统政治学内涵为后现代政治学所挑战,这种挑战对政治学的研究主体和认识论上都带来了冲击.

  关键词:政治哲学 后现代 主体 认识论

  

  政治哲学的发展,是一个艰苦的历程,是伴随着哲学的认知地深化而不断演进。然而对于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学术界处于繁芜的纷争中,还是莫衷一是,没有一个公认的界定。○1萨拜因认为政治哲学是关于历史事件的论说;卡特林强调了科学分析的重要性;斯特劳斯有特别的诸种价值观念的前提作用,不同政治思想家不同的主张,往往会对政治哲学内涵的认识大相径庭。

  但是对于政治哲学研究的边界,我们还是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的,就是从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比对中,进行交叉认识,清晰的分析各自的领域。

  政治学就是对实际政治行为的分析,政治哲学就是在论题或主题、范围和正确性标准与政治学相区别。在主题上,政治哲学不仅涉及到事实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准则问题,即涉及到抽象的道德原理或当前的实际活动,既涉及到方法,也涉及到目的,更涉及到一种超理论——关于理论的理论;就涉及范围来说,政治哲学就使主要以系统结构为其特征,即综合的政治理论结构,他的轮廓不能被勾划的相当清晰,因为我们没有衡量局部和全部的适当尺度;就论证的标准来讲,任何被经验现象证实的都是科学,任何被非经验现象证实的都是哲学,其实这样本身给我们的认知带来了混乱,因为一个人若检验道德理论,而又不能用经验现象来检验,那它就会把道德理论归于哲学范畴,超理论的命运我们也就可以明显地揭示,它是一个关于自身检验的理论,必然化为政治哲学范畴。当然从这个界定中,根据哈里·埃克斯坦《政治思想的现状与展望》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出政治哲学的效用问题:研究名著、研究综合的政治理论、政治责任理论(伦理学说)和政治学的超理论。○2

  

  一、传统的政治哲学的内涵

  

  虽然我们对政治哲学的效用问题可以有一个大致的认同,但是对于政治哲学的内涵还是不能从这个效用问题中得到证实。乔治·H·萨拜因在《什么叫政治理论》认为政治哲学就是“哲学家关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思想,并据之以定名的。……在历史进程中……与具有科学上的和哲学上的可靠性的多种概念相符合。”○3并一再强调政治哲学探索历史事件的逻辑合理性,此种追求就是一种事实可靠性和目标实现性的双向维度的逻辑。在萨拜因的视野中,政治哲学的内容就是一种本体论的认识。利奥·斯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看来,政治哲学通过对“古典政治学”的概括和引申,根据“社会科学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角度来判断,应该建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大厦之上,“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4显然在斯特劳斯的视角中,政治哲学的内涵应该涵盖政治的本体论:政治行为、政治制度等和政治的价值论:政治的价值标准、目的等。而米勒认为,政治哲学的研究针对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政体形式问题,何种政府或政体是善的/恶的,不同性质政体所代表的美德如何,“我们可以把政治哲学定义为对好政府或恶政府的本质、原因和影响的探究过程,”“政治哲学主要的关注点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国家,甚或说是高尚的政治权威;是否只能存在一种政府形式或者可以有多种政府形式,即是否是一个政治体系适用全人类还是不同的政治体系适用不同的人。”○5他的立足点基本上仍然是政治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没有摆脱原有政治哲学的笼罩。重视语境和文本研究的剑桥学派,通过对历史、政治、修辞的透视,也仍然把自己的解读视角重点放在政治哲学的价值论和对政治主体或本体的考究上,但对如何得到对政治主体的认知,通过何种途径来推导政治价值,奠定政治价值的逻辑基础,没有视而不见,通过对政治哲学文本(ways to reading texts),来实现对政治哲学的认识论的发轫,使之生发于此。○6韩水法认为在政治哲学历史上,规范、价值与观念,乃至方法的普遍性要求与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对它们的理解,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也就一直处于不断的调适之中。“什么是政治哲学呢?政治哲学探讨政治的规范和价值、政治的观念基础以及政治科学的方法论,它同时厘定与分析表述这些规范、价值和观念的概念,论证某些正当的规范、价值和观念构成的方式。正是由于它的规范与方法论的性质,所以它无法归于任何一门经验的社会科学之下,而属于哲学的领域。如果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更为一般和抽象的表述,那么就可以说,政治哲学关涉人类生活中政治层面的根本问题。”○7在他看来,政治哲学囊括了政治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和知识论。其实而且早在80年代,美国学者就开始注意到了政治哲学内涵的深远,他们认为,政治哲学是研究与政治,特别是与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和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有关的观念的分支学科。政治哲学有几个主要研究重点:第一,作为规范理论,它力图阐明政治的价值,确定什么是希求的和道德的事物。……第二,当政治哲学考虑“是怎么样”而不是考虑“应该怎么样”的实际政治时,它关心的是现实的实质或根本性质,而不注意对特殊的现实现象进行观察。……第三,最为分析哲学,政治哲学研究词汇和概念的含义、论证的逻辑性、发现真理的途径以及命题的根据。○8很明显,政治哲学中存在认识论的重要地位,这种认识论是立足于分析哲学的基础上,使其科学化。

  因此,我们可以推演出政治哲学中,认识论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认识论是追求一种关于知识性质或者行动原则的主张,其根据何在,支撑为何物,凭什么应该相信或遵从。政治哲学知识论是一种衡量政治原则和政治价值的标准,有了诸等考量认识论构成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

  

  二、后现代主义对分析政治哲学的挑战

  

  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是引领当今世界潮流和走向的要素,其已经发展到了后工业化时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与之自由民主制相竞争、抗衡的意识形态终结。因此以比较、竞争为基础而形成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优越性失去了参照系,若干年前从新教中探寻个人意志神圣化,从民族主义中设定公民平等,以自由主义论证协商、妥协、一致为基础的有机政治体认识,到如今成为宗教没落、民族意识淡薄、国界慢慢消失、意识形态终结和国民意识退却的见证人。

  在这场危机中,后现代主义以一种吵杂的声音,开始响彻整个社会、人文科学。他们认为“词和术语不反映现实生活,而只反映声音之间的差别,只是人们之间为了方便而签定的协议的结果。”○8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理性一致的情况,任何对话若非在指向——意谓的逻辑体系中,那将是对话双方意谓风马牛不相及,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在认识论上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非理性主义和认识世界可能性中持怀疑论,否认了唯理论所坚持的人的知识反映客观世界发生的事物的本质,也不可能有为认识主体提供认识客体的价值中立的条件。他们对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进一步推衍,通过协商、对话、谈判,达成一致,这是获取认识唯一可行的方案。新的知识不产生于认识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产生于个人关于某个具体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的对照中。

  所以,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高扬理性、夸大人类自身把握、认识和改造世界和社会的能力,摒弃开放社会的系统复杂性,对自身理性的盲目崇拜、迷信和过度膨胀,只会造就各种“乌托邦工程”和“宏大社会工程”,零星渐进工程思维在这种逻辑中被无情的碾碎。“人类理性那个全能错觉催化下形成的国家干预冲动,最后却总无一例外将自己的活动空间延伸到本质上属于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领域,逐渐演变成为能鲸吞一切社会多元性的利维坦。”○9这将原有公——私领域和界限逐渐模糊,公民的主体性和社会存在性被削减,相对于国家的公民社会逐步萎缩,其独立性、自主性不复存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公共领域”,试图建立一个充分独立、自主、具有商谈伦理的公民社会,在政治光谱上,我们可以将后现代主义者定义为一种社群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

  政治哲学若试图通过分析的途径达至科学化、真理化,本身就是一种反科学、反理性,因为没有认识到理性之所不及,科学之所不及。若强行为之,只会是一种哲学上的“元叙事”,在利奥塔看来,“元叙述是一种现代的总体的,一元的理论,这种理论表示了人性试图达到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上的普遍道德和知识的自我实现。”○10这种将本来就是多元的东西强行的纳入到一元中,妄图将其实证化、科学化,只会导致认识论上的暴力专政,即使形成了共识也是在元话语体系。这如利奥塔所说,“共识只是讨论问题时的某种状况,共识并不是科学讨论的最终目的,正相反,讨论的目的不是追求共识,而是追求谬误推理。”○11

  他们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向和历史现实中,看到了现代人类社会所出现的极权政治并非是源于现代社会经济的集中,而是我们人类试图寻找一个元叙事,来达成共识,创建宏大叙事的一种认识论根源,在于人类自身思想文化深处的一种复杂多样世界归复于一个本体意识。人们试图将科学理念引入社会、人文科学,寻找社会、人类自身发展的逻辑和内在规律,那是非常危险的,任何分析的政治哲学探索政治系统的规律和真理,那是毫无意义,也是事倍功半。

  然而分析的政治哲学在本世纪才始兴起,尽管它有深远的英国经验主义的渊源。它一度占据英美政治哲学,尤其美国政治哲学的主流,并且今天依然有其不倒的威势。这派政治哲学是分析哲学在政治哲学领域内的扩展,它将自己的研究范围限于分析和澄清政治和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表述方式与语言结构、政治学的方法论等。通过这种限定,它在厘清政治哲学的学科范围与基本概念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顺理成章,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摧毁分析哲学为其主要任务,以一种修辞哲学来取代分析哲学,“对话—谈话”的相对主义原则应当成为修辞哲学的基础,通过对话、商谈才可能提供关于真理的多少近乎真实的解释。那么以分析哲学为基石而建立的分析政治哲学,其科学化、实证化也就相应得被抽离了理论支撑。

  在此逻辑中,后现代主义者还发现了人们的心灵和精神生活的空虚,他们批判将人们的终极关怀、价值追求和精神生活完全归入私人领域,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生活在共同体中,具有社会性是其第一属性,应该由公共伦理加以约束人的主体性,以一种先验的规范完善人性。他们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理念,城邦的至善在于使城邦公民身体健康、物质富足和良好的道德。

  其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的非偶然性。它是社会科学中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的实证主义理论危机的自然结果,也是寻找社会科学再次生发的契机。对政治学来说,长期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以一种实证的视角,坚持事实—价值两分,摒弃研究者研究的主体性,泯灭了人的主体性,物极必反,后现代主义对分析政治哲学的反动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更是政治学的知识论摆脱死胡同的出路的一种很好的尝试。

  

  三、政治哲学中探讨的主体的变化

  

  从古希腊自然哲学伊始,哲学家就一直不断的探寻世界之本源。而本原问题与政治相关就是权力和权利的产生和运作。本源最早的含义就是追求宇宙的根源、起源,主要以自然万物为对象。泰勒斯认为万物之始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阿派朗是万物之始,宇宙上无限或者无限制、无规定性,作为本源是一种物体,是具备一切性质的混合体,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本源是气,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数,赫拉柯利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团永恒的活火。

  作为考察对象,本原是一种客观存在,追求的是空间上的最基本的单位或粒子,存在为何物。自然哲学发展经过中世纪,漫步到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科学和理性逐渐高扬,人逐渐把人性从神性中剥离出来,理性主义思维开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发展到康德哲学后,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哲学体系,讲求一种判断力和纯粹理性,注重对基本的语言和概念的清晰界定和划归。这种对概念分析思维,演变成了现代的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哲学试图把本原的东西给以明确的说明,分析的是抽象的概念,缩减到政治领域的中就是探寻政治系统本体论,也是更多是分析一种本迪格特·安德森所讲的“想象或者虚拟的共同体”概念。一般的来说,政治系统中不存在单称词,在政治生活中不能找到任何政治概念的指称物。即使空间上的最原初对应物体已经无从认识或找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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