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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与趋向

更新时间:2008-10-15 16:24:22
作者: 耿云志 (进入专栏)  

  

  [提 要]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是个长期、曲折、复杂的过程,负载着久远、深厚的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在力图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难以化解的困惑,例如中西文化与华夷之辨的问题,古今文化不同的际遇与民族命运的问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等等。此外,社会条件的制约,也是文化转型过程中无法逾越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只能在全民族的探索与奋斗的实践中,在与世界文化越来越密切的接触与交汇中,逐渐获得解决。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基本同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基本的趋势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也就是对外必须秉持开放的文化观念,对内必须坚持人的解放,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动的创造精神。

  

  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其基本含义是指中国文化由古代转化到近代。具体来说,是由基本封闭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的,定孔子与儒学为一尊的,压抑个性的古代文化,转变为开放式的,与近代民主制度相联系的,自由与兼容的,鼓励个性发展的近代文化。对于像中国这样有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这个转化过程是相当长期和复杂的。我认为,在中国,这个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①。我将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作为考察范围。因为,我觉得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民族觉醒经历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这一点,在学术界已有很高程度的共识。再则,新文化运动在一些最基本的方面,为中国的现代发展开辟了道路。例如,倡导开放的文化观念;传播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强调自由和民主的落实,并将其与个性解放紧密结合起来,等等。可以说,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沿着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方向继续前进的。所以,尽管中国的文化转型仍在继续,但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一个相对完整的阶段。据此,本文即就这个时期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作些分析和评述。

  

  一、文化转型中的困惑

  

  从晚明开始,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已经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但毕竟仍106没有突破君主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的笼罩。所以,当鸦片战争的结局带给中国丧权与屈辱的同时,在中国人民面前展示了完全不熟悉的近代文化。尽管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的观念,但这种外来文化的先进性,终究还是会逐渐为一些人所见识。由此便产生了一些长期不易化解的矛盾与困惑。

  

  第一个重大的困惑是中西问题。

  

  中国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且是独立的,连续不断的,所以,文化积累极其丰富,数千年来不曾遇到任何真正的挑战。中国人视阈所及的范围内的其他民族,其文化发展都不同程度地低于中国。中国读书人寝馈于丛如山积的文化典籍中,从未想到在中华之外还有其他高等的文化,还有可与中国相比肩的拥有高等文化的民族。这种心理几乎是牢不可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累次遭遇西方列强的侵夺,割地赔款,受尽屈辱。在如此情况下,绝大多数士大夫仍不肯承认我们有不如人处。一则,西人形貌、言语、行为皆属异类。在中国人的观念和字典里,异类只能是蛮夷。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可以说,每一个层次的相对稳固的群体,也都把他们自己作为观察他们群体以外的一切事物的尺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尺度。既然在中国人的固有观念里,自己民族以外的民族都是蛮夷,那么,这个陌生的西方民族,也必定是蛮夷。更何况,西方列强强卖毒品,掠夺土地,虐杀人民,其所作所为又确有与蛮夷相类之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长久难以消除。魏源的“师夷长技”,冯桂芬的“采西学”,不过是对西方列强所拥有的文化的一种极其表浅的认识。由此引发的洋务运动也长期未曾得到多数读书人的认可,经常受到攻击和辱骂。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这同样是根深蒂固的。直到洋务运动遭遇失败之前,洋务仍未得到读书人普遍的认可,只是事实上被容忍了。其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在传统士大夫们看来,工艺之学,以及相应的“奇技淫巧”之类,西方即使稍占优胜,亦无损于中华文明在礼教等方面的优越地位。当康有为、梁启超辈进而提出变革制度的主张时,遭到强烈的反对,理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礼教之大防不可违。然而列强之割土地,建租界,主海关及领事裁判权等等,都早已破坏了祖宗之法;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皇帝及太后狼狈西逃,此时,尚何有礼教之大防!可是,在中国人自家圈内,讲说中华文明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和民族,仍是大多数读圣贤书者深信不疑的。正因如此,在经历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直至君主制被推翻,成立民主共和国,仍有很多读书人,甚至是很有学问的人,如王国维、罗振玉、沈曾植等,仍以改革与革命有损于中华文明之传统而宁做大清之遗民,坚不肯断发易服,做共和国的国民。

  民国建立后,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缺乏必要的支持力量,共和派不能掌握政权。而旧营垒中又派别不一,想完全回复旧制也归于失败。于是,整个社会呈现无序状态。这时,以中国文化护法者自居的人们便纷纷出来,大讲一切问题都出在效西法上。中国自古依孔孟学说,上追三代之遗风,下垂礼、义、忠、信之教;要摆脱当前这种混乱无序,道德堕落的险境,必须摈弃西法,回到孔孟学说的轨道上来,也就是必须回到中国固有的传统上来。他们认为,如果真正按孔孟之道去做,中国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过去的种种失败,不是因孔孟之道不足以应世变,而是人们不识真正的孔孟之道为何事。主张借鉴、学习西方的人,面对当前的形势,则说眼前一切弊病不是效西法而致,乃是人们未知真正的西学、西法为何事。

  应该说,两方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前者所说,是把孔孟学说高度理想化。其实,孔孟学说中,凡涉治国平天下者,都属理想。而对于如何实现此理想,其方法、手段、途径,或则根本不谈,或则言之笼统,不切实际。所以,孔孟学说完全付诸实行是根本不可能的。孔孟学说从积极的方面说,其最大价值是帮助养成君子人格,然修身、进德,为人生除衣食等事之外最为切近之事,所以孔孟学说之于人生之影响亦最大。以此,每次文化演进的重要关头,传统思想观念都能挟孔孟学说以与新观念相颉颃,成为一种阻力。由于时代提出的尖锐挑战,是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问题。在这一方面,人们很难从传统和孔孟学说中找到直接有用的答案,而不得不“向西方寻求真理”。何况,孔孟学说中,虽有不少有益于塑造君子人格的内容,但它同时也含有大量宗法伦理的内容,束缚人的个性。所以,对时代最敏感的青年,绝大多数都不肯尊信以孔孟学说为核心内容的传统道德。

  近代以来,中国人了解西方和西方文化,大体不出以下几种渠道。1,西方来华人员,包括外交官员、商人、传教士和少数在教育界、新闻界、金融界、海关等部门从业的人员等。中国人中能够和这些人发生来往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2,中国派出人员,包括驻外使领人员、驻外商业机构人员、留学生和访学人员等。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未能深入所在国人民的生活中去深入了解那里的文化,也未能更多地以口说或文笔向国内普通民众系统介绍外国的文化。3,报纸刊物。从清末以来,报纸刊物逐渐形成中国近代传媒系统的主干;广播事业兴办很晚,且极不普遍。报刊中有一部分常能介绍一些外国的消息、事件、人物及各地风情。自然只能是一些极其肤浅的,支离片段的,有些难免还是错误的。4,译书,清末至民国时期所译外国书,主要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书,政治法律方面的书,文学艺术方面的书,高等学校的教材,以及少量学术方面的书。因为国家常处于战乱之中,译书的工作缺乏较好的组织和计划,或者是为应付急需,或者是出于商业利益,或者是其他偶然性的原因。这样不成系统的翻译介绍,自然难期更好的效果。所以,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仍然缺乏了解,历次有关文化的论争表明,反对西方文化者对西方文化固属隔膜,即赞成学习借鉴西方文化者对西方文化,有些亦属一知半解。

  中西文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差异比较问题,更不是简单的孰优孰劣问题。重要的是从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中认识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认识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从而发生深刻的文化自觉。在文化的接触、交流中,如果不加以外部的强制,一切优秀的东西决无丧失之虞。文化决不等于文字典籍,而是包括文字记载、口头传说、实物实迹、个人与群体行为、风俗习惯等等内容。这些东西在特殊情况下,尤其是在有巨大外部强制力的情况下,或许可以暂时地、局部地被扭曲淹没,但决不可能完全丧失或被完全取代。中国人在中西文化遭遇后之所以长期不能解决好文化心态,不能从容、理性、正确地处理好这个问题,除因为长期封闭、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之外,主要是因为旧纲解纽、新纲未立之际,政治不上轨道,有志于文化事业者无法坚持一贯地有组织、有系统从事文化的整理与建设工作。对文化问题往往不能平心地讨论,或失之急进,或失之固守,且常被政治所裹胁,为政客们所利用。这就是国人长期未能走出困惑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重大的困惑是古今问题。

  

  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积累异常丰富,这是极大的优点,但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它,就会变成包袱。在西方的挑战面前,在现代的挑战面前,国家贫弱,民族受辱,有人便常常以祖宗的光荣和历史上的辉煌相夸耀,借以安慰自己。这样,反而会麻痹民族进取心,延搁现代化的进展。更可虑的是,一部分顽固守旧的文人和一部分政客相结合,利用人们对往日辉煌的怀恋,引导人们向后看,大力鼓吹复旧、复古。这显然容易淆乱视听,妨碍人们寻出正确的进路。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中,都会遇到古与今的问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呈现为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是一个困惑着许许多多读书人不能自我超拔的问题。按照许多被旧观念束缚的读书人的想法,若没有西方列强的侵略,若没有西方文化的扰乱,中国人在自己的传统里生存是很舒服自在的。所以,在他们看来,文化的出路应当是尽量地抵制西方文化,即使实在不得不学习它的某些长处,也应该把这种学习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里。与此同时,则应尽量保持固有的传统,使其不受损坏。这显然是以古胜今的思想。这种思想之不能解决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只要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还没有走上新的健全的发展道路,还没有让绝大多数人看到新社会、新文化的曙光,这种思想就仍有广阔的市场。人们在行进中,遇到一时无法越过的障碍时,往往在歧路彷徨的心态下,退而向后看,想回到原路上去。只有很少的,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才敢于往前闯,去探求超越障碍的出路和方法。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文化传统异常悠久的民族来说,要使整个民族动员起来,以冒险的精神去探寻新的出路,那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谓冒险的精神,说得平和一点儿,其实就是创新的精神。要使一个老大的民族从它的传统里走出来,尝试一种新生活,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客观现实也在强化人们的今不如昔心理。外受列强的侵略、压迫,内部充满争斗和动乱,再加上灾荒和疾病,以至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里,人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除了以昔日祖上的光荣来安慰自己之外,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对中国文化产生起码的自信呢?恐怕只有少数对中国固有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相当了解的人,才能对传统有评判和反省的态度,对西方文化能持一种开放的眼光和心态。但他们往往被冠以民族虚无主义甚至是更难听的所谓崇洋媚外的骂名,这就使古今文化的困惑更加难以解脱。

  以上所谈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国人所难以解脱的最重要的两种困惑,此外当然还有其他困惑。但相对而言,毕竟是较次要的。我们再简单谈谈人们所熟知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关系的困惑问题。

  中国传统最重人文,最重人的精神生活,所谓“人是万物之灵”,“人贵有精神”。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如果人们把物质生活看得与精神生活同样重要,甚至比精神生活还重要,那就够不上人的标准,就是所谓“与禽兽相去几希”。在清末,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外国人将中国一位官员引到外国军舰上参观过后,这位官员被问及有何感想。他说,中国人所重者,一向不在这类工艺、技巧上,所重者在文章②。他这里所说的文章,似不宜简单地理解为狭义的写文章的那个文章,而是泛指精神文化生活。在洋务运动时期倭仁反对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中,在戊戌时期有关变法改革的争论中,在民初关于道德问题的争论中,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东西文化和新旧文化的争论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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