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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光: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及其新发展

更新时间:2008-10-08 10:17:00
作者: 张新光  

  1800年将出售国有土地的最小地段降为320英亩,1804年降为160英亩,1820年降为80英亩,1832年降为40英亩,同时将每英亩土地售价由2美元降低至1.25美元。1841年颁布的“先买权土地法案”规定:“占地人”有权按最低价优先购买自己开垦的不超过160英亩土地。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又规定:“凡年满21岁的男女公民,只需交付10美元的申请费,在所申请的160英亩的宅地上定居和垦殖5年后,就拥有对该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据统计,从1860年到1950年,美国将2.5亿英亩国有土地授予了西部移民。但从19世纪下半叶起,美国联邦政府却以赠与方式将西部土地的3/4出售给了铁路、学院以及军人等,由此直接引发了第三次土地资本投机活动的高潮。比如从1850年到1871年,美国赠予各铁路公司的国有土地总计1.8亿英亩,平均每亩售价仅为0.57美元,使铁路公司成为仅次于联邦政府和各州实际的土地持有者。可见,美国西部的土地开发及其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工业革命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从海岸导向内地的铁路、没有连接河道的运河、没有横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没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没有能割大草原草皮的农业机械、没有征服诸土著民族的连发枪,荒野原是不可征服的。”[11](p309)因此,从1860年到1900年的40年间,美国西部移民总人数达到1400多万人,其中有近200 万个农户无偿获得宅地为28300万亩,但在新建农场中其土地来源只有16%归因于宅地法,其余的大部分农场土地来自于大地产公司再出售和联邦政府现金出售。仅以加州为例,这里的农场主都不是独立的小自耕农,约占18%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几乎控制了州内80%以上的土地。到19世纪末,美国大约有700万人失去土地,由乡村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达到了360万人。[12](p12)可见,美国资本主义租佃制大农场的形成并不是靠农场之间的竞争、分化和兼并完成的,而是国会与大地产商、金融集团联合控制并以地租形式分配资本平均利润的过程。总之,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的实质是“国家与资本的联盟”和“用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

  

  二、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的新发展

  

  进入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货币资本作为最先进、最发达的生产要素“成为发动整个社会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成为推动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13](p173)尤其是在美国,农业中的资本渗透和规模扩张越来越大,资本集中度越来越高,国家与金融资本的联盟越来越紧密,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总的看,当代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是高度的商业化、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工厂化、知识化、社会化、国际化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农产品商品率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从1910年到2005年,美国从事初级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由1200万人减少到不足200万人,所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由33%下降到0.7%。全国农场总数由1935年最多时的681.4万个减少到1945年的596.7万个,到1989年进一步减少为217万个,目前仅剩下不到200万个。平均每个农场经营土地规模由1950年的191英亩增加到2000年的435英亩,扩大了127.7%,其中500英亩以上的大中型农场增幅为43.3%,年销售额在2500美元以下的家庭农场减少80%,年销售额在5000~10000美元之间的小型农场减少62%,采用租赁经营形式的农场面积超过45%。[14]比如在20世纪初期,美国工业最发达的新英格兰和大西洋岸中部地区平均每英亩耕地使用农具和机器价值分别为2.58美元和3.88美元,而到2002 年全国平均每个农场建筑和土地市场价值为53.8 万美元,机械和设备市场价值为 6.66万美元。1930年代,美国创办一个农场只需要投资1000美元,1940年增加到6000美元,1972年增加到10万美元,2000年增加到15万美元。如此巨大的农业资本投入,单靠小自耕农场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赖国家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在1950年,美国农场债务总额为130亿美元, 1970年增加到530亿美元, 2000年增加到1970亿美元。从1950年到1983年,美国每个农场平均债务由2205美元猛增至9万美元,约占农场资产总额的20.6%,甚至有的农场主欠债数额高达几百万美元,每年仅支付贷款利息一项就需要花费几十万美元。从1980年到1996年,美国农场主支付银行贷款利息总额由163亿美元增加到316亿美元,所占农场费用总额的比率由11%上升到15%。租佃农场主支付给不在地主的地租总额也由1984年的86.4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70亿美元。这两项支出已成为目前美国农场主经营费用中的最大项目。所以有学者提出:“在美国赚农场主的钱比农场主赚的钱要多。”[15](p170~181)可以说,美国的现代农业主要是靠“资本输血”喂养大的,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相比,农业利用的资本数量多得不成比例,也有学者把美国农业称之为“债务农业”。因此,随着以大农场为代表的美国农业与金融资本联盟的日益加深,与劳动利润相比,农业资本获取的利润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不正常的状态。比如在1949年,美国农业中农民劳动所得占43%,而到1968年劳动所得仅占19.99%,资本却得到了80%以上的农业利润,“这是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分配上的一种完全反常情况。这种畸形的经济过程似乎正在加速发展。”[15](p273)

  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政府为了保证务农者的收入与其他部门就业者保持一个大致相当的水平,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法律政策,主要包括固定农产品价格补贴、补贴性市场价格、出口补贴、限制竞争性农产品进口、加强对种植和市场销售的管制、提供农业优惠贷款、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和科学研究投入等等。在1960 年代,美国农场家庭平均收入为 4054 美元,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收入为 6237 美元,前者仅仅相当于后者的 65%;而到2002 年,美国家庭农场平均收入达到 65757 美元,城市家庭平均收入仅为 57852 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14%。到2005年,美国农场净收入为832亿美元,其中政府补贴高达227亿美元,占30%左右的大农场从中获得了75%的补贴。美国农业土地市场价值的25%来自于政府的财政补贴,不足200万农民每年人均获得政府财政补贴高达11450美元。[16]根据2002年由美国国会通过的“农业安全和农村投资法案”,联邦政府计划在2002~2011年的10年间将向农业提供1900亿美元的巨额补贴,这比过去的农业法所确定的财政补贴数额增加了接近80%。目前,美国的棉花生产成本是国际平均价格的2倍,但联邦政府每年仍拨付39亿美元的财政补助,“这种情形的出现不仅对美国农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而且对世界农业的稳定也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17](p142)比如从1996年到2001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世界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美国农产品价格指数也下降8﹒1%,但其生产资料价格却上涨了7%,结果是大多数农场主的经营收入全面下降,其中遭受损失最严重的是小农场主。“据1996年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个统计资料表明,全国有6﹒1%左右的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黑人占绝大多数,贫困率最高的是美国南部的农业区域。”[15](p434)可见,当代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强大与繁荣,不仅是资本排挤土地和劳动的结果,而且“政府规定的税则、农业补贴和农场劳动的宏观干预政策,一直就是影响大规模合营农场发展的潜在动力。因此,不能说这种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它是强制接受的结果,是注射财政激素的结果。”[9](p200)总之,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农业问题,也不是纯粹的市场机制问题,而是资本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是政府介入农业进而保障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利益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从19世纪“西进运动”中把土著印第安人作为野蛮人排斥和屠杀而获得了工业革命的资本原始积累,到20世纪对世界能源资源和“粮食武器”的垄断,再到21世纪的“基因大战”,其所展开的正是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到能源、生物基因的血腥掠夺史,而其背后隐藏的最大秘密就是“资本对农业高额利润的追逐”和“国家与金融资本的联盟”。这两大特征是深刻地内在于“美国式道路”之中的。比如在1971年,美国农产品贸易盈余仅为19亿美元,而到1981年则猛增至270亿美元。目前,美国农业产值仅占GDP的2%,纯粹务农者所占经济就业人口的比例仅为0﹒7%,但其农产品出口却占到全国出口总价值的8%,且一直处于盈余状态。2006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达到770亿美元,其中小麦出口占世界市场的 45%,大豆占 34%,玉米占22%,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农业部长近日宣布,2008年农业出口预计将达到1085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盈余大约在300亿美元。据美国农业部测算,农产品出口每赚一美元利润至少可为其他经济部门带来1.32美元的利润,每出口10亿美元就可创造出17万个就业机会。目前,美国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仅为0.7%,而食品和农牧业部门的增加值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9%,全国纯农牧业生产领域就业人数仅占l%,而食品、服装、纺织等部门就业人员的比重占到15%。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转基因技术产品出口已经占了农业和食品出口的35%,年出口额高达120亿美元。1996年美国从转基因农业中得到的净利润为9200万美元,1997年净利润上升为3﹒15亿美元。而在过去两年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中,与农业技术关系最大的生物技术类指数上涨了330%,市值已经达到3000多亿美元,成为第二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目前,美国通过转基因技术和生物遗传技术不断形成新品种、新食物、新饲料、新农药、新化肥、新兽药,使国内生产和对外贸易不断扩大,有效地控制了21世纪世界农业出口与粮食流通市场的主导权和垄断地位。[18]可见,“美国农业改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同整个制度的变革的动力相关联的。这一改革的发生是由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性决定的。”[9](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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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稿日期:2008-10-08

  作者简介:张新光(1964-),男,河南邓州人,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本论》教学和“三农”问题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出版专著《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等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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