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一个民族主义者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几点批判

——勿把奥运开幕式意识形态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64 次 更新时间:2008-10-01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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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东 (进入专栏)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在视觉上美轮美奂,特别是古代部分,是我这一生中看过的最美的大型表演。这是大家都高兴的事情,我是不会出来煞风景的。然而,最美轮美奂的东西,往往离现实也是最远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一部分持文化保守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要利用奥运会开幕式来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的话,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也许有人会质问:有谁准备把奥运开幕式意识形态化了?首先,这只是我的担心,没有更好。其次,这是约稿编辑的安排,你也可以完全不理会我这里谈到奥运开幕式的段落,把本文的副标题忽略就是——无论有没有奥运开幕式,无论奥运开幕式表演的是什么,我对于文化保守主义都持批判态度,从奥运开幕式入手,只是个方便的切入点而已。

一、奥运氛围远不是这个世界的现实

奥运氛围远不是这个世界的现实。其实,就在奥运开幕式上演的同一时间,格鲁吉亚的火箭炮正在轰击南奥塞梯的居民,而俄罗斯的坦克正在向格鲁吉亚隆隆开进。这一点是如此有说服力,又如此讽刺性地说明了奥运氛围离这个世界的现实有多么遥远。而俄格武装冲突,是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新秩序重新破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纽约时报》有文章认为这是新的一轮世界强国对抗的开始。无论如何,与奥运会同时开始的俄格武装冲突的意义都远大于一个奥运会,它才代表了这个世界的现实。

即使是奥运会本身,除了开闭幕式是完全的一个“和”字之外,奥运开赛之后,这个“和”字便悄然退场。我这里不是指的对抗性运动本身——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体育运动中的对抗性与“和”字没有任何冲突,而是指的世界各国都在从奥运会解读出与体育完全无关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实在是无法与“和”字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引人注目的就是奖牌排行榜问题。首先,我们中国嘴上再怎么谦虚,你能说我们真的不在意奖牌排行榜吗?于是有些自由派人士出来说了:中国在意奖牌排行榜是不对的,“人家”就不在意。是这么回事吗?被某些自由派人士以“不在意金牌”而捧到天上的加拿大,实际上因为一开始没有拿到奖牌而国内闹翻了天,总理不得不出来解释:“我们有后劲”,而政府资助的多项体育项目已经启动,准备在温哥华冬奥会和伦敦夏奥会上夺牌。最明显的是美国,他们的媒体和奥委会,因美国在金牌榜上落后于中国而改按奖牌总数排列名次(在中国为美国辩护的人总是最多,所以又有许多人跳出来说,美国一直是这么排的,而这根本不是事实)。这种排法连很多美国老百姓都不好意思了,他们质问:按这种排法,如果中国拿了20块金牌,美国拿了21块铜牌,则还是美国赢,这象话吗?在历次奥运会上所拿金牌远远超过世界其它国家的美国,还在意奖牌榜到了有些变态的程度,这说明了什么?我看到的一个美国网民的对答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回答。“从什么时候起,奥运会成了国家争输赢的地方了?”一位美国网民问道。许多美国网民都用了同一句话回答:“这是很(粗话),但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就一直这样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这是很(粗话),但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就一直这样了,今天以及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个现实离“和”很远很远,而我们决不应该妄想我们的头脑都被“和”了,人家的头脑就也被“和”了。

作为奥运会的开幕式,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元素,强调一个“和”字,是在这个特定场合非常恰当的做法,但如果把只适用于这个特定场合的文化元素意识形态化,作为引导中国的文化方向,那就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完全脱节了。

二、文化保守主义羁绊中国前进的脚步

中国的文化辉煌灿烂、博大精深,你可以从里面找出任何你想找的东西来弘扬,一点问题都不会有。当然不仅仅是中国文化,任何一个大的文明,都是这样的。所以,当我说我反对文化保守主义时,我是反对今天专门挑出了中国文化中的某些我认为不适合中国进步的元素来弘扬的那些主张,而不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事实上,我对中国传统文化评价很高,因为它在人类有历史记载的大部分时候,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领先于这个世界,只是到了近代才输给了西方。这是我与例如《河殇》派、《狼图腾》这样的中国文明虚无主义者的根本性不同。

那么,中国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究竟在弘扬什么东西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安分止争”,这个“安分止争”才是那个抽象的“和”字的具体内容。“安分止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人都安于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不要和别人去争。这是他们所弘扬的东西的核心,所有其它的貌似深邃和拐弯抹角其实都只是包装而已。“安分止争”有对内和对外两个含义。用于对内,则是主张除了经济领域——这个领域的竞争他们是挡不住的——之外,在所有的其它领域,大家都安分守己,不要去竞争什么,不要改变一丁点既存的秩序。用于对外,则是我们也不要去竞争,要在现有的国际格局中安分守己,甚至克己奉外,千万不能有任何进取的举动。我则认为这两者都是对于中国前进脚步的羁绊。

先说对内。中国在经济领域——也包括意义小得多的体育领域——的竞争被放开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中国人具有多么巨大的活力,创造出了多么巨大的成就。在其它领域,如政治、文化、学术领域,中国人被“止争”了,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停滞,是花架子,甚至有时候是腐败。我认为,在国内,我们要弘扬的不应该是“止争”,不应该是什么都不改变,而是良性竞争,即和平的竞争,“和”字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值得弘扬的。生物自出现以来,就一直在竞争,硬性的“止争”,只是在为恶性之争开路,绝对带不来持久的和谐社会。

再说对外。今天的国际秩序所依据的仍旧是丛林法则,而我们的影响力远远达不到改变这一切的程度。所以,究竟是和平竞争还是非和平竞争,都不取决于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又是这个世界上块头足够大的玩家,我们自己再退缩,人家也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是一定要把我们作为竞争对手的,我们一厢情愿地“安分止争”怎么做得到呢?“安分止争”的主张适用于具有无可争辩的超级大国地位的古代中国,而绝不适用于今天崛起中的中国。这样的主张,表面上看起来是把中国文化抬到了道德制高点上,而实际上却是对中国民族精神的阉割,旨在把中国人降到外国人的仆从的地位上。中国人如果真的一直按照这种主张去做,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做仆从都不可得——因为任何人都不会放心一个块头这么大的仆从,而是干脆被肢解、被开除球籍。我建议,应该把那些主张弘扬“安分止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送到美国去,让他们去说服美国人,而不是在这里阉割中国人。

三、这样功利的弘扬将败坏中国传统文化的名誉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利心是明显的。有功利心并不见得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无论中外,任何对于某种文化元素的弘扬都会有功利心在里面,但如果出于功利心的弘扬只是有利于少数人而不利于整个中国前进的步伐,那么,这种弘扬必然会败坏它所谓“弘扬”的对象的名声。我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安分止争”这个元素的弘扬,其功利心是十分明显的:它明显地对一部分人有利,所以颇得这部分人的青睐。问题是这部分人在中国只占很少数,他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与中国的利益相一致。而一般的中国人并不像不少知识分子所喜欢想象的那样愚昧:他们对于这样的功利心是有明确的感受的。所以,我认为,现在很多对于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比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文明虚无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名声的伤害都大,它实际上败坏了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使得其中无数美好的东西都受牵连,被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所鄙视。

四、结语:让少年中国前行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写下了不朽名篇《少年中国说》。那时候的中国,既老且弱且朽,“少年中国”只是梁启超的一个梦想。今天的中国,经过无数先驱者的前仆后继,才是真正从灰烬中再生,成为少年中国。

今天,中国一般民众的少年般的活力是明显的。这种活力凸现在上层精英们把持不住的各个领域,如经济,如体育。遗憾的是,中国的上层精英却从原来带领中国从灰烬中再生的少年英雄,变成了既老且弱且朽的老年人。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就是这些老年人(不是指年龄,而是指心态)对于少年中国的羁绊。

诚然,少年中国也是存在许多问题的:它也许偏激、好斗,也许摆来摆去、缺乏定力,也许举止粗俗、没有礼貌,但它是在大步向前走,它会在前进中逐渐成熟。请不要因为这些缺点就力图阉割他们,力图把他们也变成老年人的影子,“止争”、“不杀”,既老且弱且朽,则中国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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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友讨论的回复:

我已经不知道怎样才能写出振聋发聩的文章,但我自己认为这篇文章也是比较重要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化纵横》试刊号上。由于是发表在有刊号的正式杂志上,我的有些话必须磨掉棱角。在这里,我可以说得更明白一些,我认为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就是主张对内专制,对外投降,正好与我的内外主张相反。所以,我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厌恶与我在其他方面的论敌徐友渔、袁伟时等不相上下——虽然理由不尽相同。

对于北京人的帖的几点回答,特别是牵涉到与文中有关的究竟是“安分止争”还是“定分止争”。

【北京人:你说的是“定分止争”,可康晓光说的是“安分止争”,我是亲耳听到的,不会错。这两个似乎还是有差别的吧!也许“定分”是条件,但“安分”显然不是,他说的是无条件,即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就安于什么位置。你可以说这是对于儒家思想的错误理解,可我这里说的是新儒家,他们就是这么理解的。“君君、臣臣……”强调的显然不只是敬业,而是等级秩序,这一点,新儒家是这样理解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新儒家对于儒家的理解倒也没什么错。

“定分止争”原本是荀子、韩非子说的,是法家而非儒家。新儒家把它说成“安分止争”,可以说是一个读书不够的失误。但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失误而不是别的失误呢?这个失误跟他们心中的目标难道没有关系吗?

查百度和Google,将“定分止争”写成“安分止争”的很不少。“定分止争”原本是个法家,也是法学的概念,而“安分止争”好像并无古代的出典,这个请教一下国学大师们,而这么多人就是喜欢用“安分止争”而不是“定分止争”,这是为什么?】

又及:古人说的好像是先“定分止争”,而后百姓“安分”;而今人则先叫百姓“安分”,如此就“止争”了;这里面差别似乎很大。

又及:孟子说过:“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话的意思是仁爱是由近及远的,我的理解应该没错吧?但是,我从蒋庆等新儒家那里看到的却恰恰相反:他们对近的行霸道,对远的行媚爱(我自己杜撰的词)。

我的总体感觉,中国的古人是讲正义原则的,是讲先有正义,而后老百姓遵守秩序——尽管他们的制度建设未必能够保证正义;如果没有正义,则老百姓可以造反——至少孟子是这么主张的;而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不讲,至少是淡化正义,而只要求老百姓安分守己。中国古人是主张精英政治的,但他们也主张精英必须首先高贵,而后老百姓服从。“君君臣臣……”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确实也有强调敬业的一面,即君要像个君,臣才会像个臣,父慈子才孝。今天的精英呢,自己腐败,只要求老百姓服从,新儒家所做的所有理论论证,都是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深得官员和企业家青睐。要我说,既然如此,其实新儒家这些笔杆子也没什么用,还是直接上枪杆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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