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中国进入特别的一年，世界似乎也进入了“中国年”。十一届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奠定了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第二任任期，延续了“和谐社会”的主旋。奥林匹克第一次在中国举行，世界各地新闻记者蜂拥而至，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媒体人的眼和镜头，嘴和笔，展示在世界人民的关注下。机会和挑战永远相随而至——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这里，我先从世界热门新闻中(截至2008-06-30)，拣选出有关中国的几个片断——
美国：盖洛普2008年2月民调，中国被美国人视为美国最大的三大敌国之一。其他两国为伊朗和伊拉克；
中国：2008年3月，西藏发生暴乱，数十人死亡。藏独势力在全球阻挠奥运圣火传递，并与奥运支持者发生冲突；
欧洲：《金融时报》2008年4月民调，中国成为欧洲人眼中的世界最大威胁，美国紧随其后为第二；
中国：2008年4月，世界华人集会或用其他方式抗议西方媒体有关西藏问题的不公正报道，以及个别媒体人士的辱华言论；
中国：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地震，近10万人死亡，几十万人受伤，上千万人失去家园；
……
在东方，有很多不解甚至愤怒的中国人。从西方政客在中国问题上频频傲慢施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屡屡偏见，中国人在问——
你们这些西方人，为什么对中国5000年的文明不尊重？为什么对中国30年的进步和成就视而不见？你们为什么老是揪住中国的小辫子喋喋不休？你们是不是双重标准？你们是不是别有用心？
在西方，有很多警惕而怀疑的西方人。他们对中国的崛起充满好奇和不安。从西藏问题，到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到大批制造业工作从西方至东方的转移，再有中国的能源需求给世界市场带来的冲击，他们问：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吗？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是福音还是威胁？
2008年，当中国全国同心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实力和正面形象时，当世界将目光转向东方审视这个国际社会可能的新领袖时，我发现，东西文化的摩擦正在升温。国际政治从来是最为复杂的学问和操作。利益，文化，种族，道德，历史，国家，宗教，等等，众多因素在左右其发展，作出全面评价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显然，中西双方在交流上有诸多误区，它使双方的误解加深，对立升级，中国国际公关危机重重，凸显出东西方的交流，在传译中迷失。
是的，东西方亟须有效的交流。交流是一个互相了解和理解的过程，建立信任的过程，妥协的过程。有效交流虽然不能解决所有冲突，但却是成本最小的方法，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本文系为中国读者而作，特别关注中美交流问题，主要是中国如何与美国方面交流。而美国应该如何与中国交流，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我拟从几个方面来讨论中美交流问题——
我们交流的对象应该是谁——锁定目标；如何进行交流——在对方的文化构架和价值体系中传达我们的信息；谁来进行交流——让人民成为主角，以及如何增强与西方媒体的合作。
锁定交流目标
有效交流的第一个要点是确定交流对象，交流手段则由此而定。在中美交流中，对象可以是政府，民意代表（国会），商业界，某利益集团，以及美国大众，等等。目前中美交流最为薄弱的环节是与美国公众的交流。各种民意测验的结果是基于公众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民意代表的投票取向也往往基于公众的看法，特别是其选区的选民。因此这里主要探讨作为交流对象的美国公众，即所谓的“公共关系（公关）”。
为简化起见，我将美国大众大体分为三部分——对中国友好的人士，对中国不关心的人士以及对中国不满的人。而这第三部分对中国有抵触情绪的人又可分为3类：对中国怀有恶意和偏见的人；善意者对新势力的自然生理排斥反应；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人。中国应该将交流的对象主要放在西方广大关心中国的民众，特别是那些暂时不友好的人。去理性加感性地解决他们的疑问，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是媒体和政治力量的群众基础，决定敌对势力有无市场。
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善良但对中国的崛起好奇又不安的人。对新势力的谨慎和排斥是很自然的人性。在世界的权威力量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大潮中，人们需要了解新势力是否能与世界完全整合，需要看到新的领导者对世界的责任感和道德高度，人们也需要时间去适应新的竞争环境。而对那些在全球化大潮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他们的处境是值得同情的。因为在宏观失业率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因此对这部分人的怨气，应有充分的理解，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人们更应该有同理心。这两部分人应该是我们交流的重点。因为其人数众多，形成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民意基础，是左右民意代表（国会）和媒体的最主要的力量。良好的交流会使他们转化为支持我们的力量，反之他们则可能成为敌对势力。
如同任何一个社会，对某一个文化和族群居心叵测和怀有恶意的人永远存在，但也永远是极少数。不幸的是，因为他们的蓄意表演往往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他们往往占据媒体头条。但是他们不应该是我们交流的主体对象。有三个原因：其一由于他们的立场和目标，他们的立场很难因为交流而改变；其二是他们有很强的新闻主导能力，让对方接火往往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因此与他们用任何形式的对话，往往是中“圈套”，帮助对方增加知名度；其三是与这些恶意者较量的过程中，沉默的大多数人民是观众。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双方不理智的交锋，而对双方都难有好感。从中国政府发言人每每对敌对势力的“义正词严”的驳斥，到中国书报的诸多西方“阴谋论”的描写，我看到，我们花了太多的精力与这部分人交锋。
在美国，我曾被邀请参加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电视访谈节目。同时受邀的还有一位国际大赦组织的官员和一位美国劳工组织的领导。众所周知，国际大赦组织的主要宗旨是维护世界人权。由于经济国际化大潮的影响，美国工会组织的工人会员大量失业，美国劳工组织最近几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游说美国国会在经济国际化的过程中保护美国劳工的权益。两位嘉宾均未去过中国，与中国没有个人恩怨，但他们所代表的组织注定了其立场。不出意料，在节目中，国际大赦组织的官员细数中国的人权问题，而美国劳工组织的领导则大谈劳务外包以及中美贸易的不平等给美国经济和劳工阶级带来的冲击。不代表任何组织的我，应该如何定位？
首先，我当时交流的对象，是电视机前那无数看不见的美国人，是那些关心中国但对中国知之甚少的人们，是那些善良的愿意聆听和了解中国的人们，是那些对中国有不少误解的人们。我肯定国际大赦组织有关中国人权的问题的关注，虽然他的描述有不少细节错误，他的结论也有不少偏见。但拘泥于细节的争执将消耗宝贵的空中时间，听众顶多看到的是各执一词的热闹而已。我主要将精力放在告诉听众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度，让一个古老国度的文化加入西方现代文明的元素需要很大的智慧，勇气和耐心。其实人权改善正是中国人民超过百年的努力的目标之一，而最近几十年这个过程正在加速。我与听众分享了自己家庭的故事：我的祖母，母亲和自己，三代中国妇女权益的变迁。这个普通的中国家庭的故事体现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时如何将基本人权还给占人口总数50%的中国妇女。当然中国还有许多人权的议题需要一一解决，但世界需要有耐心和信心，让这个古老的民族遵循自己的时间表解决问题。针对美国劳工组织的议题，我首先对在经济国际化大潮失业和生活品质下降的人们表示了同情，对他们的不满表示理解。但是加入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是美国政府和社会精英的一项理性的选择，因为这个决定将使美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最大化。我举例由于全球化，美国民众（特别是低收入和失业的人们）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购买日用品，让他们有富余的资金去从事其他活动。当然，这也使得原来制造这些产品的工人失业。但获得廉价产品和保护相关的制造业，二者只能选其一，美国社会作出了理性的选择。现在的任务是如何帮助在这个过程中受害的人们，而不是去逆转这个过程。
节目完成之后，两位嘉宾向我表示祝贺，说我是他们见到的最好的中国“发言人”。节目主持人笑着说：“我原以为她是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我虽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但经常关注各方言论。站在海外来看，持不同政见者可以是更为理性的维护民族大义的力量。而那些狂热偏执的“爱国”人士，则对民族有百害而无益。
在对方的文化构架中传递信息
最有效的交流，是在别人文化框架和价值逻辑之中与人交流。这不是向异族妥协，不是放弃中国人的价值观。因为，我们在用别人文化框架与人交流的同时，也将我们的价值观有效输出。我所说的有效交流也并非“骗人”或“蒙人”。在市场营销学中，有一个专业术语：“Value Proposition(价值定位)”，意即从客户和消费者或听众的角度去审视所推销的商品的价值并准确定位市场策略。良好的交流将使“好人”可以支持我们，使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人理解我们，使对中国怀有恶意和偏见的人群缩小。如果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也学了一些别人好的东西，那更是我们的大幸啊。
以西藏问题为例，我想就如何交流探讨一种可能的方式。在奥运火炬在旧金山传递那天（2008年4月9日）听奥运支持者和藏独支持者的对吵，对我们探讨交流问题很有启发。下面是一段一位中国留学生和一位白人藏独支持者争吵——
藏独支持者：“Free Tibet！”（西藏自由！）
中国留学生：“It is not your business.” （这不管你的事。）
藏独支持者：“Of cause it is my business. Human rights are every one’s business.” （当然是我的事。人权问题是所有人的事。）
中国留学生：“You ancestors came to America and killed so many Indians. Why don’t you criticize them?” （你的祖先来到美国杀了那么多印第安人，你为啥不批评他们？）
藏独支持者：“They were wrong. But I can not do anything to them now. But it does not give Chinese government rights to do the same in Tibet. “ （他们有罪。只可惜我对他们做不了什么。但这不是中国政府在西藏做同样的事的原因。）
中国留学生：“US government is killing in Iraq now. Why don’t you stop them?”（美国政府正在伊拉克杀人。你为啥不去阻止他们？）
藏独支持者：“I am trying every opportunity to protest my government.” （我在用所有的机会抗议政府。）
不知诸位听了这段对话有何感想?听在我的耳里，就如听鸡同鸭讲。虽然两人年龄相仿，用的都是同种语言（英语）对话，但个中的文化差别却何止是千万里。
让我来试加分析——
1,中国人往往认为西藏问题是内政，常常拒绝讨论其问题的性质，而外人的干涉是无礼而
粗暴的；而美国人认为人权问题是国际问题，是世界普适价值观的一部分，人人都应关心。
2,此中国学生将对方祖先和政府做过无道的事纳入争论，试图平衡争论双方的道德高度。但美国人对此论点要么是不得要领，要么得到信息可能是西藏问题与当年美国白人对印第安的屠杀是同类问题——这是对中国西藏问题何其有害的结论！
3,此中国学生将个人和政府以及整个民族捆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美国人是个人主义者，强调每个人对其行为负责。政府的行为由政府自己负责。民众对政府的责任表现在对其产生的选举和对其行为的监督。
这段对话反映中西两种文化价值观的普遍差别。以上的中国学生的逻辑，我可以从中国亲朋好友的谈论中听到，也可以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中听到。而美国学生的逻辑，也时时在我们周围美国人之中，在美国政府官员的言行中，在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的报道中出现。
在西藏问题上如何与西方交流更有效呢？我在这里提出几个交流论点。由于本人没有去过西藏，也不认识任何西藏人，缺乏第一感受，我的论点可能是不全面和有偏见的。但是，我看中文媒体的有关文章，多是中国政府宣传的回声，而西方媒体的相关文章也是充满偏见。很少看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动人的故事，以及中性的理性而学术的论文。
现在我们假设中国政府方面有关西藏的陈述是事实。站在维护中国的立场，我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与西方进行沟通——
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西藏原来的政府以及现在的流亡政府是政教合一的。由于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黑暗历史，现在多数的西方人对政教合一是不赞同的，政教分离也是目前西方政治体制的现实。所以中国政府在西藏所进行的改革，并非不尊重宗教，而是将政与教合理地分离。而西藏喇嘛的抗争是试图回到政教合一的过去。这样西方很多人是可以理解中国政府在宗教上的立场的，因为西方自己也为此进行了数百年的抗争和改革，其过程也是痛苦的。
法律和自由：“法律”“自由”是西方文化两个核心元素，而往往这两个元素会发生冲突。任何政府站在法律的一方也是无可厚非的。美国也往往有宗教团体的教义和操守与法律冲突的事例。如最近美国德州爆发的摩门教的分支多婚族的问题：一夫多妻，并且男性与少女通婚。在这种情况下是应该尊重宗教自由还是强迫他们遵循代表了现代文明的法律？美国社会对此多有讨论，舆论基本支持法律制约“邪教”，但反对政府的过分强硬的做法。在西藏问题上，我注意到中国政府最近将其纳入法制范围的努力，有一些效果，但还是有不少问题。问题的核心是中国有些法律与西方认可的基本自由权益冲突——如“反革命煽动罪”，与言论自由相冲突。如果将问题集中在刑事和民事方面而不是政治违法方面，那与西方的沟通就容易多了。
农奴制和人权：西藏原为农奴制，这是一种世界任何一个文明文化都已抛弃的社会制度，对广大农奴的人权有极大的侵害。这样是将问题纳入西方认可的人权讨论。最后让西方看到他们只是站在过去的统治者（强势群体）农奴主和喇嘛一方(虽然强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也应该受到同等的保护)，而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是站在弱势群体农奴的一方。如果有大量事实来证明此点，那这个立论是可以说服很多西方人的，也在西方人的道德体系中有一定的高度。
达赖喇嘛是另一个问题。他的宗教造诣有多高我不清楚，因为我不懂宗教。但他确实是一位世界级的交流大师。他成功地将一个复杂的政治权力，宗教，主权和社会制度问题，转化成一个联合国认可的简单的人权问题。于是他占有了道德高度，得到西方很多人的支持（我看到很多的藏独支持者都是西方人，真正的藏族人很少），获得了1989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的智慧和个人魅力在西方人士中也是颇获赞赏的。达赖也常常公开表达其不寻求藏族独立的立场和对汉族人民的善意。所以，将达赖喇嘛个人和农奴制以及宗教狂热联系起来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中国政府一贯将“达赖集团”一体称之为“分裂国家”的势力，往往让西方人士万分不解。如果这样，能否从另一个角度去表达——将达赖个人与藏独势力分开来谈——在肯定达赖个人的同时，批判和孤立藏独极端势力？西方人也明白，虽然个人的素质对群体有很大影响，但要改变一个古老的民族的习性和宗教信仰则不是一人之力的简单问题。达赖不是也常常不能左右藏独极端分子的行为吗？
我相信，在西藏问题上如果我们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着手交流，那公关效果可能会好很多。政府目前主要论点之一是强调主权，这对政府与政府对话是有用的，因为每个政府都以维护自己的主权为核心任务，但对民众则无效。西方民众往往认为不能因为主权而践踏人权，如同“家庭暴力”是社会问题而不是“家务事”一样。
政府目前主要论点之二是细数其对藏区的经济援助以表明政府对西藏的一贯关照，但西方民众普遍认为经济援助不是剥夺宗教信仰自由和改变种族文化的理由。所以不能回避宗教和文化的问题，要点是过去几十年，西藏文化有没有被改变，如果有部分被改变，在现代社会里，这些文化是不是有必要被改变，这些改变对什么人带来了好处，对什么人带来了冲击。
让人民成为交流的主角
在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的交流中，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是唯一的主角。我们可以看到活跃在各种场合的政府发言人，官方媒体，官方学者，官方研究报告，等等。不管身份如何，他们的声音是毫无悬念的一致。这种以政府为主角的交流，在政府对政府的交流中可以是有效的。在与某些利益集团如商人的交流也可能是有效的。然而，在中国与美国大众的交流中，断裂出现了。为什么？
政府对政府和对利益集团的交流，是一种深入的，利益的交流。这个过程基本是理性的，往往聚焦于某一个既定的议题。双方可以冷静仔细地讨论彼此的得失，逐渐得出一个双赢的方案。同时这个过程基本是直接的，一对一的（或一对几的），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公开的。在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与世界整合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基本已对这类交流纯熟于心。
公众交流则有非常不一样的特征。这个过程是开放的，感性的，没有具体议题（可以说每天议题都可能不一样），也没有具体目标。大众交流可以是用语言进行，而更重要的是行为。公众交流的主要意义在于双方文化的融合，价值观的交互，道德观的理解。这个过程可以是直接的，如民众的互访，但大量的交流往往是以媒体为中介。政府通常是利益的代表，有其固定的立场，太过理性，斤斤计较。所以任何政府都无法有效承担与他国民众交流的重任。文化和道德的大使，必须由人民直接来承担。
5月的四川大地震，震惊了世界，也感动了世界。震惊世界的是中国政府的救灾效率，感动世界的是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救灾的许多感人故事。西方媒体用他们的镜头将地震过程中的许多故事传向世界每一个角落。对于政府，人们会说：“工作做得不错。”但当下一次灾难来临时，政府需要展现同样的效率，否则人们便会失望。而中国人民自发的救灾精神和故事，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种道德形象，长久温暖人心。
所以，无论政府做得如何完美，民众的角色是不可取代的——是时候让人民作为主角出现在国际交流的舞台上了。而政府，要为人民建造坚实的舞台。
这个舞台的支柱之一是“非政府组织”。以慈善组织为例，有组织的行动才可以专业化，制度化，有规模，才能从中国开始，而扩散至世界。从这次四川救灾可以看出，虽然国内的志愿者们有无限爱心，但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非政府慈善组织的存在，不仅可以使对灾难的救助和对弱势群体的帮助更为有效率，他们也充当了社会的良心，使社会更有温情。在现代公民社会，人民应该和政府共同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让政府唱独角戏。其实，“大民间，小政府”既是现代公民社会的特征，也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可惜在过去几十年中，政府变得越来越大而民间的功能则逐渐消退。从四川大地震事件可以看到，人民已经准备好啦，政府必须从立法和操作上让非政府慈善组织走上中国历史的舞台和世界的慈善援助大家庭。
这个舞台的支柱之二是社会慈善捐助的常规化和制度化。根据美国《时代周刊》的统计，美国人每年的慈善捐款大约是GDP的2%，而中国捐款仅是其GDP的0.009%。这不是人民的爱心多寡的区别，更多的是制度的缺陷。如慈善捐款接收机构的存在现状（缺少多元化），善款使用的监督管理，以及鼓励慈善捐款的政策和法律（如税收减免等）。慈善捐款不仅可以补充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力度和细化涵盖范围，更重要的是，慈善捐款是一个自愿的事业，它比政府用税收来进行的扶贫救灾行为多了一分道德的光彩。
这个舞台的支柱之三是提倡国际主义，让世界人民感受到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和慈悲情怀。灾难可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世界永远有比我们更不幸的人们。这里要强调的是民间自发的慈善行为，而不是政府的“外交性”援助。由于民间的援助是无条件的，无私的，它体现道德。而政府性援助由于政治和利益考虑，往往缺少感人的力量。在四川大地震发生的同时，缅甸也发生了十分惨烈的水灾，其死亡人数超过四川，缅甸政府的腐败无能让灾难中的灾民比四川人民更不幸。美国和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民于是在支援中国的同时，也无私地支援缅甸。其实在非洲的难民营中，在南亚海啸的海滩上，在缅甸风灾的河谷，和四川地震的废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世界志愿者谦卑的身影。爱心，无国界无种族无利害。中国人民不能在世界慈善事业中缺席。
这个舞台的支柱之四是鼓励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成为中华文化和道德的使者。旅居国外的华人，留学生，中国的旅游者，他们的行为不仅应该体现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化神韵，也应展示现代文明风范，并与种族大融合的世界潮流化为一体。“民族主义”，这面过去上百年来凝聚中华民族奋发自强的有效旗帜，不能沦为带“种族主义”色彩的破布，封闭愤世和排外。毕竟，人类的共同利益大于其分歧。值得骄傲的是，旅居国外的中华儿女，以他们的智慧和勤奋，成就和贡献，往往在当地被称之为“模范少数民族”。他们需要在政治和慈善等公众服务中脱颖而出。
这个舞台的支柱之五是让不同的声音自由出现在国际（和国内）舞台上。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管理一个如此大国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有批评，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而对这些意见封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不仅是霸道，也是扼杀智慧，并因此损害中国的形象和限制中国未来的发展势能。在海外往往看到一些个人因在西方媒体发表了批评政府的文章，或接受西方媒体的访问，从而受到政治迫害。其实这些人原来持何观点，在之前并没几个人知道的。一旦受到迫害，其事迹则会广为报道。所以这种对不同政见者的高压做法不仅不应该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何等的“不合算”。言论自由不是西方文化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百花齐放”的“诸子百家”时代，“问政而不诛心”。他们创造的思想和政治文化，两千多年来，我们这些子子孙孙没有超越。应该充分相信，中华儿女不仅有智慧对政治问题有他们独到而有益的见解，同时在真正的民族大义面前，他们知道如何取舍。一个有多种声音，多样意见的社会和族群，才是真实而健康的。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政府必须改变自己，学会如何在争议中动态执政。
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的“支柱”——建造公民社会，任重道远。
增强与西方媒体的互动
毫无疑问，传媒机构在大众交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再高尚的道德，再动人的故事，如果受到媒体的漠视和歪曲，都可能变得面目全非。可惜的是，西方媒体目前在中国问题上，大多充当的是对中国负面的力量。
譬如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媒体一般都同情西藏喇嘛。3月份西藏暴乱发生后，不少西方媒体都有错误的报道，如图片和描述不符（BBC），图片的剪接以使故事走样（CNN）。同时有大量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和评论，甚至在CNN出现了评论员以侮辱性的词句来评说中国人（CNN后来解释为中国政府）。中国人愤怒了。全球华人的抗议声浪因此此起彼伏。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时节，媒体这座有结构性问题的桥梁，不堪重荷。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中方多认为西方媒体对中国有历史的偏见。近百年中国的近代发展史，从“东亚病夫”，到“中国威胁”，西方媒体何时对中国有过起码的尊重？而西方媒体则常常指责中国政府缺少透明度。一有状况，就捂盖子，于是人们只能道听途说，从最坏的情况去猜测。
西方媒体难道真是一股不可救药的反华势力？其实不然。西方媒体诚然有其结构性的问题而带来的系统性的偏差，也有其我们应该了解的基本运作规律和“游戏规则”。结构性问题之一是历史偏见，很多西方人还将中国印象锁定在几十年前，未能与时俱进；结构性问题之二是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世界，冷战意识延续；结构性问题之三是其所代表的听众利益和股东利益，他们需要投其所好；结构性问题之四是中西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差别，并因此而造成的对撞。西方媒体的运作也有几项公认的原则：媒体应是政府的监督力量而不是宣传喉舌，媒体应是社会的良心，媒体不能捏造和歪曲事实，主流媒体应该尽量提供各种政治势力平衡的观点（小媒体往往是立场鲜明的，聚焦”小众”，无须平衡）。更重要的是，由于其私营性质，西方媒体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负责，所以抓住观众是他们持之以恒的努力。主流西方媒体必须有好的形象和口碑，具体到每一个节目，则要即有内涵又有趣。到了实际操作中，媒体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原则，往往会与其利益取舍相矛盾，一个组织的短期目标和长期利益也会有矛盾，媒体的观众群中——这一群和那一群——也会有利益冲突。任何一个组织，都是在平衡各方面的矛盾和利益中运行的。
基于以上的理解，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与西方媒体增强互动——
积极参与和促进西方媒体改善结构。任何结构性问题都不简单，需要双方很多时间和努力。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偏见，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其实一直在改善，也将继续下去。中方可以考虑改变排斥西方媒体的一贯做法，与西方媒体紧密“整合”。其实，西方媒体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营利性公司，它由4个主要的利益集团左右：股东进行决策；雇员掌握运作；观众左右其报道取向；广告商提供运作经费。因此，可以考虑鼓励中国人成为股东（个人而不是国家）；选择性地让西方主流媒体进入中国以改变其观众成分（增加观众影响力）；鼓励海内外中国人成为有关媒体的雇员以改善日常操作和报道；通过广告商或变成广告商施加影响。但不管怎么整合，也不能期望西方媒体变成中国政府的“喉舌”——任何媒体一旦变成某政府的喉舌，在西方便失去市场，一钱不值。
选择性地对一些媒体进行政策性倾斜。各家西方媒体由于其读者群和老板不同，报道的选择和立场是很不一样的。例如《华尔街时报》(Wall Street Journel)，它的读者群是高教育程度高收入的人，这些人国际经验比较丰富，也往往是经济体系世界化的受益者。因此，《华尔街时报》目前对许多中国经济问题的报道比较“亲中”。CNN是一家国际级的新闻电台，有“平衡”的报道是他们的重要宗旨之一。因此文章就在“平衡”二字。不能强求人家不报道中国的阴暗面，但求也能有同等分量的正面报道和评论，让观众自己做评判。这样可以突破西方媒体一面倒的负面报道和评论的状况。
监督西方媒体在有关中国报道中秉持其职业道德和原则。最近CNN的评论员的对华不当言论，最后终于道歉。有人说是中国政府施压的结果，有人认为CNN是迫于全球华人的抗议声浪。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有些作用，但不重要。重要的是CNN这次违反了它自己的游戏规则和触及它的核心观众群的政治底线。西方媒体的游戏规则之一是它不能为了某种立场而伪造新闻，而CNN剪辑图片并做不实说明有伪造之嫌。再就是CNN评论员的言论已超越了批评的界限，有种族歧视之嫌，这在今天的美国是“政治上不正确”的，侵犯所有种族人民的利益。因此除了中国政府和全球华人的抗议，它也受到了同行的讥笑，广告商的抗议和公司部分员工的不满。它自己的游戏规则成为一把锋利的矛，攻其之盾。如果世界遵循游戏规则，那阴谋就很难生长在阳光下。
让西方媒体有空间自由报道人民的故事。由于西方媒体的监督使命和追求收视率的需求，他们喜欢刺激而有冲突的新闻和话题，也会报道正面的“好故事”。他们非常注重真实性和“本色表演”，没有导演，没有背景势力（特别是政府）的操纵。中国人民有很多动人的故事，超越种族，超越文化，超越时空。如这次四川大地震之中在西方的镜头之下传遍世界的一个个朴实而发自人性本色的军人，灾民，志愿者和政府官员即刻的行为，感动了世界人民。然而平时很多动人的故事，往往由于政府的某些惯于“政治宣传”的人的自作聪明的编导而变得无聊，或愚蠢地剪接而仅留下空洞的宣传性说教，保护了那些本该暴露在阳光下的肮脏。这些木偶化了的小把戏，西方媒体怎么会随之起舞？结果是没人能阻挡西方媒体不断地寻求冲突性的负面话题，而正面好故事由于太多官方的痕迹对西方观众没有价值而被媒体抛弃，从而丧失平衡报道中国的机会。政府应该有信心让中国人民和西方媒体直接交流，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最佳“发言人”。
用平常心看待负面报道。由于西方媒体的自我定位为监督政府和强势团体，挖掘负面新闻和冲突热点是他们的一贯做法。这种定位不仅为他们自己带来收视率和生存空间，也是社会的正面力量。没有监督的权力就会腐败，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所以针对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特别是有关政府行为），没有必要动不动就贴上“反华势力”的标签。西方媒体（香港和台湾也是如此）永远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挑刺并随时影响政府决策和执政的民意评价，但其社会仍然和平而理性。这个事实，中国政府的那些经常接触西方媒体和西方国情的官员不会不知道。有些人只不过希望用这样的借口来愚弄中国普通老百姓而已。但是在当今信息时代，愚弄民众已经逐渐变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有些善意的人是对百姓不信任怕负面报道影响政局稳定，有些人则是对自己不信任，害怕在争议中执政，也有些人企图掩盖自己见不得人的勾当。对于那些善意的人，我会说，要相信5000年历史的中国人，当然也可以理解一个将冲突减为最小的言论开放过程。对于后两部分人，你知道，任何一个卑微的个人只能改变自己顺应历史，哪能阻挡历史的车轮？
在现代信息时代，充分利用互联网与世界直接交流。21世纪，互联网作为一个新媒体崛起。它没有历史包袱，没有政治立场，它只是一个客观的载体，为所有能够驾驭它的人们提供崭新的舞台和公平的起跑线。我们必须成为互联网的主人，用中文，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日文……直接向世界传播我们的友情，讲述我们的真实的故事。
30年，唐山——汶川
将30年前河北唐山与今年四川汶川的两场地震在中外交流方面进行比较， 我们会体会到很不一样的经历和结果。
1976年7月，唐山地震后很长时间，大部分国人不知道真相，世界至今还在揣测：唐山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当时如果人们得到及时的救助，更多的人是否会捡回一条生命？活着的灾民，如果他们能得到充分的人道援助，地震后的那个冬天是不是没有那么寒冷？
2008年5月，四川汶川经历了地动山摇的灾难。地震的细节通过全球媒体的镜头，传遍全世界。中国和世界的爱心和善意洪水般倾泻而至。人类在良性的交流中聚集了力量和温暖。
32年，中国走了很远。
董洁林，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CMU)物理学博士。
本文载《领导者》23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