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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达: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更新时间:2008-09-11 11:09:49
作者: 张广达  

  

  一

  我于1949年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系进入历史系。我非常幸运,遇到了很多好老师。这些老师学识渊博,在当时虽都已卓然成家,但仍然焚膏继晷,潜心向学,刻苦自励,精益求精,使我大开眼界。他们在授业解惑、教育学生上循循善诱,汲引有方,期待学生成为有用之材,盼望学生青出于蓝胜于蓝。这种心情体现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上,他们所具有的敬业献身精神,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宗教般的赤忱。今天回想起来无限感念这些老师,并为当年不能体认他们的苦心而惭愧而追悔。

  这些老师有的已经故去多年了,但随着年龄日增,他们重又复活在我的心中,而且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面貌。我深感他们是不朽的,这并不是指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我这个平庸的学生的心目中鲜明如初而言,而是指他们留下了精湛的著作,培养了学生,他们的渊博学识使学术薪火相继,发扬光大,他们的高尚情操嘉惠来者,永锡吾类。他们做了弈叶灯传、蝉联瓶泻的事业。

  在这些老师中,聂崇岐筱珊先生在同事中号称为人严肃,他说话前,往往是先轻轻地按按烟斗中的烟丝,吸烟吐烟之后,才从容不迫地低声陈述己见。1950年夏,即我大一、大二之间的暑假,聂先生让我先读《通鉴纪事本末》,了解重大事件的原委,再沉心静气地细读《通鉴》和胡注。他强调的是读书要沉心静气,他说,最好自己把《通鉴》标点一遍。他非常推崇《论语》中“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这句话,聂先生的狷介,予弟子以很大的影响。

  齐思和致中先生在教书之余致力于完成《战国大事表》,以期与清代学者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成为珠联璧合的著作。齐先生学通中西,淹贯古今,不仅谙熟先秦史和清代学术史,而且精通美国史、英国史。齐先生当年在哈佛,是以美国史取得学位的。他讲课极其生动风趣,经常把学生们逗得哄堂大笑,自己却若无其事。齐先生指点我,在读西洋通史教本之外,可以读一读古奇(G. P. Gooch)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家》一书,这让我较早地知道了19世纪末德国学派的兰克(L. von Rank)怎样渊博,埃克顿(Lord Acton)怎样勤奋——埃克顿写了一屋子卡片,去世之后,别人都不知如何利用。齐先生很关心如何使中国史学界在西洋史研究方面赶上世界水平,以期改变当时留学生回国后“为了糊口而教西洋史,为了学术只能研究中国史”的局面。我虽鲁钝,但想兼顾中国与外国,知道中国有罗振玉、王国维,外国有兰克、埃克顿,这实际上是羡慕齐先生的渊博,并受齐先生兼顾中西教示的结果。

  孙楷第子书先生讲《目录学》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上课时从来不带片纸只字,两手空空,拖着清癯纤瘦的身躯怡然而来,往讲台上一站,没有任何开场白,立即进入正题,按照四库分类一部一部地介绍重要古籍。他要求学生熟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大序、小序,建议学生拿上《书目答问补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到图书馆找出各种版本亲手摸一过,以后再涉及该书时,就先回想这部书的版式、卷数、书口等具体模样。他强调熟能生巧,孙先生《沧州集》中的文章那样清澈秀丽,富有卓见,赢得学界的普遍赞叹,看来正得力于他的“熟能生巧”。孙先生的博闻强记令学生们大为震惊,他在课堂上讲述史实时朴素无华,但触类旁通,如数家珍,做到了高悬学术之准绳,亲示学子以津逮。

  回想起来,这些老师们的渊博学识全从“笨”功夫中得来,每个人都充分发展了博闻强记的本领。以宋史、古代官制、中国近代史名家的聂崇岐先生上课时也是从来不带讲义,全凭自己的记忆侃侃而谈,史实、年代皆极准确。我还清楚地记得王钟翰先生上清史课时,为我们讲清初“拜堂子”的习俗,历历如数家珍。王先生有时把他的老师邓之诚文如先生——按辈分说是我们的太老师了,请来给我们讲几堂课。邓先生身着蓝布长袍,头戴瓜皮帽,脚穿一种叫“老头乐”的棉鞋,脚腕子上扎着腿带,讲课也是从来不带片纸只字。老先生往讲台上一站,先是向同学们深深地鞠一躬,往往脑门碰到桌面,然后操着云南官话说:“同学们,我来看看你们……。”几句简单的开场白之后进入正题,全凭记忆从容道来,真是滚瓜烂熟。还有侯仁之先生的北京地理,翁独健先生的蒙元史,也都是绝学。翁先生口才极佳,善于鼓动学生的热情,在一次讲课中,翁先生扶着拐杖,呼吁“中国应当出自己的巴托尔德”。[1]他指定冯承钧的译述为必读参考书,使我较早地知道了法国汉学家沙畹和伯希和的业绩,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后来我选定中亚为专业之一。用今天的话来说,我的这些老师都是“国宝级”的人物,而我有幸亲承謦欬于侧。

  除了这些老师之外,校内还有若干青年师表,还有正在读研究院或高班的“学长”,他们年青而有成就,给我很深的印象,如西语系的“才子”吴兴华先生,后来成为红楼梦专家的周汝昌先生,刚在历史系任教的许大龄先生等等。当在历史系读研究院的寿纪瑜师姐、高班同学陈公柔等,也在学术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我的这些师长们无一例外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少有功利的计较。聂崇岐先生几乎消耗大半生的光阴,默默地在燕京大学的贝公楼(今北大办公楼)楼顶的哈佛燕京学社,为出版系列《引得》,标出所需“引得”的条目。这是一种极其单调枯燥、又极其复杂细致的工作,不能出一点差错。聂先生全身心投入其中,数十年如一日,真可谓刊落声华,甘于寂寞。齐先生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很难说出他除了追求学术真知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爱好。王钟翰先生以同样的坐冷板凳的精神,在贝公楼从头至尾研读《清实录》。在他们那里,专心致志献身学术的真诚使他们具有深沉的静穆和祥和。套用近代英国著名史学家彪瑞(J.B.Bury)的话,我这些老师们所从事的正是“不折不扣的历史科学”的实践。他们实事求是、不计功利的敬业精神体现了历史学者应有的风范。

  我由于浅薄,虽然有这样好的老师和学长,却没有学到他们做人的态度和治学的精神。老师们谆谆教导读书要沉心静气,我却心浮气躁;老师们教导做学问要厚积薄发,我却浅尝辄止。说来惭愧,当时我从来没有认真地从头到尾钻研过一部基本典籍。我喜欢做的是经常跑图书馆借书,捆到自行车后架上驮回家后,随便翻翻,写几张卡片。卡片虽然也写了不少,但从来没有系统。即使这样也敢骄傲,鼎未尝一脔,却敢拿一得之功、一孔之见炫耀于人。年近古稀,思及自己当年的浮躁浅薄状,不禁汗颜,深感愧对师长们的言传身教。

  

   二

  1952年夏,教育部依照苏联的模式,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调整。我原在燕大历史系读书,院系调整后成为新北大历史系的首届毕业班学生。

  新北大使我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当时北大校园内学术大师密度之大,大概是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以来所仅见。走在校园中,特别是上下课的时候,走不了几步,就可以瞻仰到一位名教授的风采。当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在北大,钱钟书先生天天忙着到图书馆借还书。图书馆馆长向达先生天天准时上下班。在校园内,不时可以看到汤用彤、朱光潜、宗白华、冯友兰、郑昕、洪谦、黄子卿、何其芳、余冠英、冯至、季羡林、金克木、李赋宁、罗大冈、马坚、曹靖华、赵乃抟、陈岱孙、樊弘、陈振汉等先生的身影。当时,文史楼二层的东边是历史系和图书馆专科(即后来的图书馆系),西边是中文系。上下楼时,经常可以看见其实只消听见他们的名字就令人肃然起敬的教授们,如历史系中国史教授翦伯赞、张政烺、余逊、邓广铭、周一良、邵循正诸先生,世界史教授齐思和、杨人楩、王铁崖、陈芳芝诸先生;图书馆系的王重民先生;中文系的游国恩、王力、魏建功、吴组缃、杨晦、浦江清、周祖谟等先生。

  回想50年代北京大学强大的学术阵容真令人欢喜赞叹,中国文化巨浸中有北大这样一条劲流真是中国的大幸。这些纯朴谦逊的教授们既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又开拓着中国文化的恢弘未来,他们的造诣使北大的文化生命永远元气淋漓,他们鞠育的莘莘学子也往往由于富于原创精神而使这条劲流永远汹涌澎湃,吁嗟乎盛哉,郁郁乎文哉!

  当时的我,由于敬慕这些大师而尽量浏览他们的著作。例如,我读了向达先生燕京学报专号本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使我产生了继续他的书而写一本《唐代西域与中原文明》的念头。1953年夏我毕业留校,在历史系任世界古代史助教。1955—1957年共计两年,我被抽调出来,为教俄国史的苏联专家谢•伊•安东诺娃担当课堂翻译。在任翻译期间,我译过马克思的《致查苏利奇信草稿》等著作,费了更多的时间翻译苏联《古史通报》、《历史问题》等杂志上的有关古代社会分期、社会性质的既佶屈聱牙、又缺少创见的文章,表明我虽然有幸置身于众多学术大师之侧,但我学无根底,认知不真,分不清什么是有长远价值的学术,什么只是一时的热闹。其间幸而有邓广铭、杨人楩诸师谆谆叮嘱,要我打好基础,“根深才能叶茂”,才使得我没有更多地荒废光阴。

  1957年6月8日,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在此前的“鸣放”期间,我由于狂妄无知,说了一些被认为是违反“六项政治标准”的言论,受到若干场揭发批判,于翌年2月的“反右补课”中,被补划为右派分子。反右斗争对我是当头一棒,霎时间天旋地转,先是一下子从飞扬浮躁的半空中重重地跌落到地上,而后又坠入敌我矛盾的深渊。本来我自我感觉异常良好,猛然一打一跌,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怎么挣扎都缓不过气来。此后二十二年中,正值我青壮年时期,我一直处于“孤立”或“半孤立”状态中。累计十年以上的时间,我是在校外劳动、下放农村、下工厂、参加“四清”、“社教”、下“五七干校”等一系列接受改造中度过的,这里还不包括在校内经常从事的各种或长或短的劳动,不容我有稍长一点的时间,哪怕半年,坐下来静心读书。然而,我幸运地活了过来,得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生命。四十年来,我常常感到比大多数的右派幸运,这不是犬儒式的自我解嘲,而是每每想到他们更加悲惨的命运就不禁悲从中来而内省的结果。这种回顾使我惕然警惧,不敢松弛怠慢和只顾自己。长期在逆境中生活消除了我的内热,矫治了我年青时期虚浮焦躁的痼疾,我告别了无忧无虑的懵懂生活,体认到坎坷、不幸乃人生的常轨。铩羽暴鳞的经历、困顿艰苦的磨练使我不再畏惧孤立,不再畏惧艰难。重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使我获得历史学能够赋予微末的个体生命以意义的顿悟:研究历史不仅仅是整理史料,研究历史也是自我提升,自我实现。

  1959年十年大庆前夕我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由于我会点外语,在当“摘帽右派”期间,我几度被抽调出来,参加某些“战斗任务”的“资料工作”。例如,60年代初期中苏意识形态论战,我被派去查找、翻译资料。又如“文革”后期,上级下达翻译“一国一史”的任务——即每一个国家都要有一部通史翻译出来——我被调出来,翻译了《沙特阿拉伯史》。再如70年代中期编写《沙俄扩张史》,我又被调出来,翻译马克思的《十八世纪俄国秘密外交》、有关所谓《彼得大帝遗嘱》的资料,参加编写沙俄扩张史和侵华史。当然,我属于“控制使用”的人,但毕竟由于我被抽调出来作“资料工作”,因而享有意想不到的“特殊”待遇,例如,系里唯一的一个北京图书馆的集体借书证长期在我手中。有一个时期,去北京图书馆借书,每次都必须持有北大校、系两级的介绍信。正因为我有任务在身,可以顺利地开上介绍信,光明正大地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北京图书馆利用该馆的藏书。当时,北京图书馆在文津街,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一个偌大的北京图书馆,经常只有两三个、最多只有三五个读者。我去查书、借书,那么多图书管理员有时只为我一个人“服务”。我按领到的任务进行书刊的检索,这一机会使我恢复了与大量新旧书刊的接触。当时,中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化典籍均被作为“封、资、修”而封存起来,人们看到的只有四卷“红宝书”和八个“样板戏”。在严密的文化禁锢时期我能接触到那么多的中外图书,我无限感念冥冥中的上苍特为我网开一面。北京图书馆是我的精神乐土,是荒漠中水草丰美的绿洲,在那片暂时与尘嚣隔绝的清爽的空间里,我浑然忘却一切烦恼,时间过得飞快,总是感觉刚刚进馆,尚未徜徉就到了闭馆的时间。我此生除了感谢我的母校燕大、北大对我的哺育之外,再就是感谢北京图书馆,感谢她在文化饥荒的年代提供给我的丰富营养。而今,我能利用的著名图书馆远比当时为多,但不知为什么,我再也寻觅不回来当年在北京图书馆时精神获得解脱的那种特殊感受。

  在被分配写《沙俄扩张史》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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