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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仓石武四郎日记中的陈寅恪

更新时间:2008-09-09 14:05:11
作者: 荣新江  

  

  一、仓石武四郎及其中国学研究成果

  仓石武四郎(1897-1975)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尤其在战后以对汉语研究、汉语教育及辞典编纂的功绩而成为现代日本汉语研究的泰斗。他对现代汉语教育的贡献成为日本中国学发展的重要推进力和具体成果,1974年被授予日本朝日文化奖。但是,语言的工具性往往使人们忽视其学术史、思想史的意义。随着时年的推移,在日本,翻阅经典的《岩波中国语辞典》(岩波书店1963)虽然成为与中国交流的当然渠道,但在匆匆地寻找着中日词汇的对应义之际,人们已很少去注意到主编者的名字,更不用说在这种习以为常之中去体味仓石武四郎扬弃传统汉语训读法而使日本走上汉语学习康庄通衢的历史了。在中国,仓石武四郎的名字除了出现在《岩波日中辞典》(商务印书馆1986)上外,更是罕为人知,作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者,其影响之不及引进新知者,似乎是中外交流史上的通例。

  但日本汉语教育与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壮大,在中日两国交往史上的现代意义,却是无法回避的。理解和认识仓石武四郎这位在战后崛起的中国学研究前辈,其意义和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仓石武四郎于明治三十年(1897)出生在新潟县高田市,他的父亲仓石昌吉是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学生,典型的书香门第使他从小就喜欢日本与中国的古籍。1921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支那文学科毕业。同年,到中国江苏、浙江沿海进行考察,短期的中国之行使他对“训读”法与中国现代语之间的隔膜产生了深刻的认识,因此成为他一生研究汉语教育、改革的契机。虽然在那一年他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的特选公费生,但一年之后即中途退学,于1922年进入当时日本中国学的中心——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在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等日本中国学的奠基者指导下从事研究。  1926年,他担任了京都帝国大学讲师,1927年升任助教授,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学。留学回国后,他继续在京都帝国大学任职,并兼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研究员。1939年,他以《段懋堂的音韵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1940年,又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49-1958年,任东京大学专任教授。此后又担任日中学院院长等职。

  自留学回国后,仓石武四郎即致力于汉语教育的改革,创立中国语学研究会(今中国语学会)、仓石中国语讲习会(日中学院前身),并通过《支那语教育的理论与实际》(1940)、《汉字的命运》(1952)、《中国语五十年》(1973)、《架起通往中国旳桥梁:仓石25年中国语教学总结》(1977)、《ことばと思惟と社会》(1981)、《汉字?日本语?中国语》(1982)等研究专著与《仓石中国语教本》、《岩波中国语辞典》(1963)等教材和工具书的编纂,深入汉语研究并推广汉语学习。

  此外,作者的研究成就还表现在中国经学、文学等多重研究领域,其《尚书正义(校订本)》(1936)、《段懋堂的音韵学》(1941)、《中国文学史问题》(1957)、《中国文学史》(1956初版、1962再版)、《吴稚晖:中国的思想家》(1963)、《中国文学讲话》(1968)、《目录学》(1973)等著作都是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与汉语教学的推广普及一致,仓石武四郎还以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中。1955年,他参加《现代中国文学全集》(15卷本)的编译,主编第14卷《短篇集?谢冰心篇》,1955-1958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中国文学部分的编写,1956年参加《东洋名著》的编写,主编《中国篇?中国文学名著》,同年任《变革时期的中国研究》的主编,1959-1961年任《中国古典文学全集》(33卷本)总主编之一,并编译《历代诗选》(1961),1959-1962年参加《亚洲历史事典》(10卷本)的编写,1965-1966年参加《世界文学小辞典》的编写,1968年参加《世界文学大系》中国文学的翻译,1970-1972年任《增订中国古典文学全集》(60卷本)的总主编之一并具体编译第4卷《庄子》、第20卷《宋代词集》。他还是将鲁迅作品搬上日本大学讲堂的第一人。

  从以上的历程和业绩可以看出,仓石武四郎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28-1930年留学回国之后开始的,近两年半的中国生活无疑对其后来的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点,由于《述学斋日记》的出现而使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将仓石武四郎的留学生活放大开来。

  

    二、仓石武四郎的留学生活与《述学斋日记》

  1928年3月23日,仓石武四郎以日本文部省资助的在外研究人员身份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在规定的两年期满后,他又得到上野育英会的奖学金资助,继续在中国逗留了四个多月,于1930年8月5日回到日本。在他留学的后期,留下了一份日记手稿,即《述学斋日记》一卷。“述学斋”是作者给自己的书斋起的室名,日记记录了他在中国留学最后八月的读书生活,自1930年1月1日至8月6日,共218天(其中7月20日、8月6日两天有日期而无记录),总字数28000余字,原文用汉字小楷书写在北京琉璃厂清秘阁印制的九行笺上,共45叶,此前复有引首一叶,书七绝一首,表述其在北京购书的志向。

  这一份珍贵的日记,在许多方面体现出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在作者本身的学术生涯中,这是其唯一用中文书写的日记文字。我们从他《追赶鲁迅》一文可知[1],他平时很少写日记:

  我们究竟是在哪月哪日访问鲁迅先生的呢?对于我这个一般不记日记的人来说,不久就忘却了;然而,《鲁迅日记》上却清楚地记着这一天——五月三十一日,那距今已是三十七年的事了呀。

  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知道他也没把《述学斋日记》这样短暂的日记当回事。虽然《述学斋日记》标明为“卷一”,但在此后作者并没有再作续卷。日记在写作旨趣上明显受到清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影响,从其日记之名称到内容,都体现了专述学问的内涵。这在其日记中即有叙述:

  (正月)初三日。晴,寒甚。偶翻李越缦日记,颇动效颦之兴。

  (正月)初六日。晴,比日寒甚。……补写元日来日记。

  由此可见,作者是在《越缦堂日记》的引导下进行日记的[2]。在中日近现代交流史上,由日本学者撰写的以学术交往为内容的留华日记寥寥无几,而日记体还原现场的时代性,就更使得《述学斋日记》具有了重要的信史价值。

  其次,日记详细记录了其以学问研究为内容的丰富生活,这由几个方面组成:

  一、听课。在日记所涉及的1929-1930学年两个学期中,除了星期天,作者每周六天都穿梭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之间,聆听钱玄同、吴承仕、孙人和、范文澜、赵万里、伦明等学者的课程,包括音韵学、说文学、三礼、周易、文法、词学、版本目录学等。而钱玄同的音韵学课程无疑直接影响了作者回国后的汉语教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五四新文化以来的“国语运动”在海外取得的巨大成果,正是通过钱玄同、仓石武四郎的交流而产生,这是新文化研究尚未关注的内容。这样繁重的课程学习在日本来华留学生中是非常少见的,大量的留学生到中国来的名义都是“在外研究”,主要是收集材料、进行实地考察等,在仓石武四郎留学期间,真正能如此克服语言的障碍而虚心就学的,实际上只有他和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等少数的学者(此前桥川时雄也曾到北京大学旁听,但很快就失去兴趣[3])。

  此外,作者还在每周二奔波于杨锺羲、俞平伯的家中,跟从他们学习经史词章和翻译之学。前者是清朝遗老,曾经在那一时期开办“雪桥讲舍”,但最终前来的听众只有作者和吉川幸次郎两位。俞平伯是较作者更为年轻的新文化人,但作者却视为师友,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教学相长的时光。在今天的俞平伯研究中,只是记录了1954年10月13日,作者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时,曾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驻地,与俞平伯等中国作家举行座谈,有关他们在民国年间的交往,似也未被道及。而作者在孙人和家中居住,向孙氏的请益与互相探讨更是形同家常便饭。

  二、游历、访学。作者在留学的最后两个月去了南方,并从上海回国。因此日记记载的内容里包括了他在中国南、北两个文化中心的游访历程,与之交往的中国学者无疑在日记里组成了1930年的“民国学人谱”。据笔者的统计,与作者有直接交往的中国学人,在日记中多达80余人。如其记载与陈寅恪见面的事:

  (五月二十七日)晚宣南广和居徐、赵、钱三先生招宴,坐者吉川、加藤、玉井而外,孙蜀丞、陈寅恪、乔□□(曾劬),真一时雅会。陈氏论如利刃断乱麻,不愧静庵先生后起矣。

  关于陈寅恪的研究成为今天重要的学术话题,这一当时的评说较之后来的“认定”自然更具有史料的客观性[4]。在吉川幸次郎1974的留学回忆访谈中,也提及此事[5]:

  陈寅恪先生,我没有正式拜访过他,但见过他一次。前面提到日本“对支文化事业”做《四库全书》提要续编的工作,最近成书了。

  这工作中需要搜寻和购买书籍,这方面的主任是徐鸿宝先生,据说现在他是上海博物馆的馆长,他与日本的学者也很熟悉,他为了把我们这些日本留学生介绍给陈寅恪,曾邀了陈寅恪,并叫上加藤常贤、玉井是博和我,一起吃过一次晚饭。就是在这一次我见过陈先生。这人看起来很敏锐,有西田几多郎先生年轻时的风貌。

  在对陈寅恪的深刻印象上,吉川幸次郎的回忆无疑与作者当时的记载有一致之处,但落实到具体的细节如时间、地点、人物上,《述学斋日记》则显示出作为第一手资料更为确凿的价值。又如:

  (七月初三)冒雨访章太炎先生于同孚路。先生童颜短发,不饰边幅,尤见其古怪也。操笔论对,颇出人之意表。其云:“治汉学者不可有好奇之心。”寥寥短句,足箴举世。其论《左传》,亦掊击公羊家神怪之说;《春秋》即鲁史,孔子则就鲁史寓褒贬之意而已。《周易》所论,不出社会进化之过程,亦无可怪,而况其余乎?盖古文家所说,应是而已。过午而辞。

  (七月初七)早赴中央大学,先访汪旭初先生于教习房廿二号,不在。转访黄季刚先生于大石桥四号。先生引见,所说侃侃,真国才也。小学一门特其专门。云:《古文尚书》作伪无疑矣,而其所用之字则真。又云:余所学不出嘉道间人,先学注疏,而后清人正义可看也;先熟《段注说文》,而后诸家《说文》可参也。又云:读书不必自出新义,能解古人之意,于余足矣。叩其所业,则云黄以周氏之学也。

  以上两段分别是在上海、南京访问章太炎、黄侃的日记,章、黄之学及其风貌在后人的记述中也是异说纷呈,而作者通过自己的访谈,在笔下言简意赅地表现出来,同样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又如胡适长达半个世纪的日记,恰恰在作者与之交往的那段时间有所中断。其时胡氏在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后的短暂北京之行,因为《仓石武四郎日记》的记载,使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他南返的时间及在上海的部分活动内容(参6月14日、27日、29日记载),从而补足了胡适年谱中的空缺。此外,在游历过程中对北平故都与南方城市的风物描写,虽亦总是寥寥数笔,却颇能反映出当时当地的人文与自然景况。

  三、访书、购书、校书。从日记中可以看到,作者几乎天天都在访书、购书和校书,并且非常勤快地记录下经眼的大量书籍。在八个月的日记中,作者记下了近八百种书籍,使其日记本身具有了重要的书目价值。这里有作者经眼的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涵芬楼、南洋中学、江南国学图书馆等重要图书馆的藏本,也有如陈士可、傅增湘、张元济、吴引孙等私人藏书家的珍品。更多的是作者在此期间购入和请人抄录的大量书籍,后者因为价昂、或属于藏书家的善本,而被借来请人抄写,再由作者在晚上亲自校阅,校勘的工作成为作者重要的读书方法,往往因此而忙至深更。这些书后来捐给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成为“仓石文库”的重要部分。

  在日记所著录的书籍中,尤以清代古籍为洋洋大观,这与日本学者受到西方学科理论训练而认识到清代学术的先进性有关,因此在中国学者倾心于宋版书的时代,大量的晚近书籍成为日本学者购置的对象。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记载:“在前后三年的留学期间,有两年半的时间,是与仓石武四郎先生共同的,当时两人对清儒的‘考据学’有着相同的热心,因此相互竞争着奔波在二大古书街:城内的隆福寺和城外的琉璃厂,购买考据学方面的书籍。”[6]其中很多书籍,即使在今天我们为之作简单的叙录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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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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