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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武 刘云东:西蒙-沃尔多之争:回顾与评论

更新时间:2008-09-04 11:40:57
作者: 颜昌武   刘云东  

  

  [摘要] 20世纪40年代,古典公共行政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困境中的公共行政学,西蒙与沃尔多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开辟出了行政学未来发展的路径。西蒙主张引入逻辑实证主义,重建一门更加精致、更有效率的行政科学。沃尔多注重将民主等规范价值引入公共行政中,强调公共行政学就是一种政治理论。1952年,两人围绕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一方面正式结束了公共行政学的古典时期,使得公共行政学面临可怕的身份危机;另一方面深刻影响了随后半个多世纪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走向,其所争论的问题至今依然是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中心问题。西瓦之争对于当下中国的公共行政学具有极大的警醒与启迪意义。

  [关键词] 西瓦之争 研究路径 行政科学 政治哲学

  

  一般来说,自识意识的公共行政学发轫于19世纪末的美国,并在进步主义、政府的改革运动和科学管理运动的推动下,于1930年代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形成了所谓的“正统论”公共行政学(沃尔多,1988[1968])。在其兴盛之时,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正统论”行政学都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从实践上看,公共行政理论在政府高层影响显著并成功地解决了那个年代的一些最为紧迫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产业界也要求公共行政学者提供理论知识与指导(斯蒂尔曼,2004[2000])。就理论而言,古立克和厄威克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所彰显的POSDCORB原则作为一种“好”的行政思想推动了“正统论”行政学的兴起、成长与繁荣(斯蒂尔曼,2004[2000];亨利,2002[1999])。但好景不长,1940年代以来,在一群被视为“异端”的年轻学者的交相批评下,POSDCORB作为一个曾经被普遍认可的“正统学说”迅速褪色,不仅风光尽失,且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对“正统论”行政学的种种批评,不仅仅在于把以往一直充当着教科书范本的大多数经典变成了“反经典”,更主要的是,它们严重地削弱了公共行政学的共识根基(沃尔多,1988[1968])。

  公共行政学何去何从?它如何才能对真实的公共行政世界有所裨益?面对困境中的公共行政学,西蒙(Herbert Simon)和沃尔多(Dwight Waldo),这两位“横跨20世纪后半叶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巨人”(Frederickson,2001),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为公共行政的未来发展描绘了蓝图。西蒙(Simon,1997)认为,传统行政学之所以失败,在于其缺乏一套科学的概念工具,因而主张引入逻辑实证主义,重建一门更加精致、更有效率的“行政科学”,从而塑造了一种经典的理性行政模式。这一模式与进步主义的思维相一致,并与政治科学的行为革命相呼应,至今依然是思考公共行政的一条基本路径。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沃尔多(Waldo,1948)突显了行政研究中历史和文化视野的重要性,强调公共行政学是一种政治理论,并将民主等规范价值注入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中,从而为公共行政学设定了规范研究的议程。1952年,两人就此发生辩论,史称西蒙-沃尔多之争(the Simon-Waldo Debate,以下简称“西瓦之争”)。这场辩论被公认为是百年公共行政学说史上最激动人心、最富于启发意义的争论,它基本上确定了20世纪中叶以来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Harmon,1989;Dubnick,1999;Frederickson,2001)。他们所争论的问题,至今仍然是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中心问题(Harmon,1989)。尽管这场争论已过去50余年,但学术界关于这场争论的争论却此起彼伏,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西瓦之争的缘起

  

  乍看起来,西瓦之争是由沃尔多论文中的一个脚注引起的。沃尔多(Waldo,1952a)在1952年第1期《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行政理论的发展》的论文。在这篇长达23页、有着47个脚注的论文中,沃尔多(1952a: 97)给出了一个似乎是可有可无的脚注,直接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西蒙:

  我相信,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将价值加以排除的‘事实决策’的领域。决策就是要从备选项中进行挑选;在备选项中进行挑选就是导入价值。赫伯特•西蒙显然对行政学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当他不受他所宣称的方法论的影响时,才作出了这些贡献。

  在沃尔多看来,虽然西蒙对公共行政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却阻碍了他对公共行政学的更大贡献。这一脚注自此拉开了一场长达50余年的争论的序幕。

  (一)西蒙对沃尔多的反击

  在随后的第2期《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西蒙(Simon,1952)对沃尔多的批评进行了反击,并同时得到了沃尔多的回应。西蒙在文章的开篇直言不讳地说,对沃尔多关于事实-价值问题的论述感到“失望”,他(1952:494)说:“我相信这个脚注中的断言是不正确的(我希望我的这一自信不会受到责备),并因此冀望沃尔多先生会更加特别地指明逻辑上的断裂是在哪儿发生的,指明还有什么是达到我所得出的结论的正确前提和推理思路”。

  西蒙(1952:494)对沃尔多的反击遵循这样一种逻辑:“爱我,爱我的逻辑”。既然沃尔多认为西蒙对行政学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结论是有益的,那么,他就得服从西蒙得出这一结论的演绎方式,即逻辑实证主义的演绎方式。虽然沃尔多赞扬了西蒙对公共行政学所作的贡献,但西蒙一点都不领情,并认为沃尔多不是在表扬他而是在责备他,因为沃尔多并没有运用严格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推理方式得出这一结论,相反,其结论建立在“政治理论家”们所惯常采用的“那种散漫的、文学性的、隐喻式的方式”上(Simon,1952:495)。对这种方式,西蒙(1952:496)的批评近乎嘲讽:“在政治理论中被容许的不严谨的标准,在逻辑学的基本课程中,如亚里士多德逻辑或符号逻辑中,也不会得到及格以上的分数”。

  本着这样一种逻辑,西蒙(1952:495)对那些喜欢批评逻辑实证主义主义立场的所谓的“政治理论家”进行了批评:“我在关于政治理论的著述中所遭遇的这类装饰着断言、谩骂和隐喻的文章,经常给我带来具有美感愉悦的冲击,但通常不具有说服力”。接着,他(1952:494)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沃尔多,“我不能发现沃尔多先生用以奠基其论点的绝大多数前提,这一点令我感到不安,更令我感到不安的一个事实是,我所发现的一个关键性前提是错误的”。这个关键性的前提就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命题分为‘价值决策’和‘事实决策’”,但西蒙(1952:494)认为“‘判断’这一术语指的是决策的某个元素,而不是指作为整体的决策”,而“政治理论家”误读成了“命题分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西蒙(1952)据此认为,实证主义者并不能成为民主行政理论的绊脚石。

  (二)沃尔多对西蒙的回应

  在同一期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沃尔多(Waldo,1952b:501)就西蒙的批评做了回应。他首先攻击了西蒙的演绎方式所存在的漏洞,“即使我们愿意选择逻辑实证主义的救赎方式,情况也不像西蒙教授所声称的那样简单”。他(1952b:501)一再表明,政治理论家们并不反对“作为思想、调研技巧或行动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相反,他们非常欣赏其所提供的大量的信息。但沃尔多(1952b:502)更强调,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并不享有发现真理的独占权。他机智地运用西蒙曾经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运用的逻辑指出了他的自相矛盾之处,他说:

  正确的结论,除了可以从已正式声称的方式得出外,还可以其他的方式得出,对此,我无需证明,因为西蒙教授最近在本刊发表的文章中已经说得够多:“在这篇评论里,我将主张,佩里先生的第一个结论是不正确的,他的第二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因为他给出的理由”。

  此外,沃尔多还敏锐地捕捉到了西蒙的经典著作《行政行为》中的一段并不遵循其惯常演绎推理方式而得出的重要结论。西蒙(1997:65)断言,“民主机制存在的基本理由就在于其能作为证实价值判断的程序”。沃尔多(1952b:502)就此批评说:“一个可经验证实的命题是,民主机制存在的基本理由,不在于其能作为证实价值判断的程序,除非我们慷慨地允许作者作出这样的解释,即为民主辩护的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怎么认为他正在做的事),都是在证实他自己的价值判断,或是在主张其他人也可以证实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沃尔多(1952b:503)接着用西蒙所批评的那种“散漫的、文学性的、隐喻式的方式”大大挖苦了西蒙一番:

  西蒙教授力图避免遭遇政治理论家,并依照他自己的主张,将他自己隐藏在一个写有“安静!科学家正在工作”字样的屏风后面。但是如果他确确实实关注他的著作中的一致性和关联性的话,他显然应该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研究传统政治理论而不是研究他的那些逻辑书籍。

  

  二、西蒙路径与沃尔多路径的对比与冲突

  

  西瓦之争显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一次因脚注引发的偶然争论,他们所争论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上述两篇文章的范围,诚如哈蒙(Harmon,1989:437)所说,“1952年的争论不过是《行政国家》与《行政行为》之争论的一个脚注”,它涉及到两种哲学倾向和思维方式的争论,涉及到两种不同的公共行政研究路径之间的争论。两者的分歧首先表现在学科层面上,而他们之所以要讨论公共行政是否是一门科学,其要旨在于为公共行政设定效率或民主的价值目标。从根本上来说,支撑这一分歧的基石在于两者截然相反的哲学方法论训练。现代行政学之所以得以发生,一方面是基于现代社会所独有的以技术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则基于西方社会以自由民主为特质的政治传统(尤其是美国独特的“反国家主义”政治传统)。这两大思想传统决定了西方公共行政学自产生伊始就在一种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中两极徘徊。前者构成西蒙路径的哲学基石,后者构成沃尔多路径的信念支撑。因而,西瓦之争不过是西方思想史上两种对立的哲学方法论和两种不同的社会科学范式之间的冲突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延续。

  (一)学科定位之争: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科学吗?

  从历史上看,西方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探讨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前一种路径以“真”为取向,后一种路径以“善”为价值。通过这两种不同的智识努力,西方人发展出了两套系统的知识体系,一套是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科学”;另一套则是关于人与社会的知识体系,其经典的表现是为哲学文化,人们常称之为“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此即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李凯尔特所说的“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和康德所说的“灿烂星空”与“道德律令”之间的对立。到了19世纪,“科学”一词逐渐被窄化与神化。其窄化的表现突出地表现在逻辑实证主义者身上。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科学只能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必须借助观察、实验等实证方法,由此归纳出相关的知识体系。而这种形态的科学不仅可以提供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论证,同时也可以为人们预测相关的社会现象提供准则。其神化的表现则如法伊尔阿本德(Feyerabend,1992[1978]:255)所批评的那样:“科学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宗教机构”。

  历史上的这两种科学观反映在公共行政领域,就突出地表现为西蒙与沃尔多之间的第一层争论:公共行政是一门科学吗?当时的学术界有一种声音,即认为“社会科学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因此,西蒙和沃尔多都必须同样直面“公共行政是一门科学吗”这一问题(Waldo,1956:1)。在沃尔多(1988[1968]:32-33)看来,这个问题给公共行政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自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公共行政学界很显然呈现出—副艰苦劳动和不断转变、以及互相争吵和内容混乱的局面。现在摆在面前的有以下两个问题:公共行政是否已恰当地被看成一门学科?……

  面对这一共同的问题,西蒙(1997)主张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探寻行政组织中的成员行为,进而发展一门真正的“行政科学”。沃尔多(1968a;1968b)则对西蒙的观点展开了批评,认为公共行政不是一门科学性的学科,而是一种专业。

  西蒙(1997:356)认为,“科学可以分为两类:理论的和实践的”。这两者之间有着基本的、显著的差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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