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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还要多少年才能抵达河对岸?

更新时间:2008-09-02 13:14:48
作者: 樊纲 (进入专栏)  

  中间的任何一种制度形式都是不协调、不稳定的,你会发现人人对它都不满意。

  我提出一个概念,叫作“改革焦虑症”。海归们、国际顾问们会说,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有这个缺陷那个缺陷,不符合教科书上的定义。从旧体制里过来的人则认为,新体制又打破了我的利益,我不满意。至于多数人,即使成为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会认为,如果这个再改了,我的利益现在是过渡性、暂时性的,怎么都得再改改,把利益稳定住,这样最好。

  谁对它都不满意,它无法达到一个均衡的稳定状态,因此,它一定会继续再变下去。这样,新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不会是多数性的利益集团。而且,旧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时候不会跟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联合起来阻碍改革了,它们反倒会跟那些继续想改革这个制度的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反对新体制下形成的利益集团。只要新的利益集团不构成大多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在政治上就一定是必然的。

  目标比起点优越,意味着改革不会向原点逆转,它会继续往前变。尽管中间可能出现一些反复,但是人们知道退回去不是办法,因此,大家都对现在的制度不满意,都在批判现在的制度,但批判来批判去,争议来争议去,最后还得是往前走,继续朝河对岸走。

  腐败问题、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低收入群体扩大问题等等,现在很多问题还是发展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扩大,使新左派的力量相对来说更强一点。自由派、左派,大家都从各个角度在批判这个制度,左派不是某些人的,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思潮,反映了当前这种制度过渡期间的状态,这值得尊重。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大家都从各个角度进行批判,但是仔细想想,即使最保守的左派、最保守的群体它都不会再提出来退回去,因为大家都知道退回去不是办法。

  因此,从改革的动态分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即使出现,转轨过程仍然会继续。只要我们假定,第一,目标制度比原制度优越;第二,中间型的、过渡的制度都是不稳定的制度。

  

  经济与政治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往往也是最初的阶段,私人品比较多,越往后发展,公共品越多,政治也越来越重要,这就是我们这三十年经历的过程。

  宗教原则、意识形态对前苏联的约束更大一点,必须先把政治、宪法上的那些词改了以后,经济上才能改。我们也改了一些,但是我们可以不全改,可以先目标不是很明确地往前走。

  公共品越多,一定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参与和更多的制衡。公共财政越来越大,政府掌握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大,反腐败的问题、利益制衡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治不过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延伸——除了意识形态、原则、理念、道义这些因素之外,政治就是分配公共品的一个机制。整个经济分成两种物品,一种私人物品,一种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由市场来配置、分配、交易,实现资源的配置。公共品因为交易成本、定价成本太高,就用公共的办法,用收税、公共财政、提供公共品的办法来提供,包括制度也是一种软性的公共品。政治的本意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公共品的供给是调节利益冲突的一种机制,需要各种政治的规则。而一涉及到公共品就会有公权谋私利的问题,因此要制衡。

  政治最基本的问题是两个,第一是参与,第二是制衡。参与就是各个利益集团要有代表来参与这个公共品的分配。西方那些国会一天到晚讨论,不是讨论意识形态——要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给黑人多少补贴,给妇女多少补贴,给哪个州多少补贴,是讲公共财政公共分配的问题,各个利益集团都要参与的。

  第二是要制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和各个政党,政治派别之间要相互制衡,在有权力的各个部门之间要相互制衡,防止以权谋私、防止腐败。为了达到参与、制衡,就需要有法制。因此,政治的三大问题也都是经济的问题,参与、制衡和制度、规则、法制。这就是政治改革的三个问题。

  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首先,二者不可分;其次,经济首先涉及的是私人物品的分配问题,如果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供给相对有一定独立性的话,也许私人物品方面的改革相对容易一点,配置私人物品的市场相对容易建立,不需要社会大的变革,你只要让大家交易,马上市场就形成。公共品的改革相对困难;第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往往也是最初的阶段,私人品比较多,越往后发展,公共品越多,政治也越来越重要,这就是我们这三十年经历的过程。

  30年前的农村改革先给了大家交易权,私人物品就开始发展起来,万元户开始出现,大家可以买到消费品了,农民就有了钱,第一件事就盖了房子。房子是私人品,很长时间,在农村,在小城镇,我们看到,房子盖得很好,装修也很好,出门一走没路,泥泞的小道,就是没有公共品。进入了城镇化,城市化,公共品越来越重要,污染的问题越来越重要,社保的问题越来越重要。人们对私人品的需求基本满足以后,社保、医疗、教育这些公共品(至少是半公共品)越来越重要,政治就越来越重要。因此,从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恐怕自然也是先在私人品供给上实现私人品的改革,然后逐步进入公共品的领域。这几年,政府转型、政治改革也提上议事日程。

  通常大家讨论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究竟以哪个为前提?这个没有定论,不同国家情况不一样,转轨经济学一般原理说与私人品有关的制度比较容易改革,可能先改,后面的东西往往涉及面比较广,因此,政府改革后改。但是不能说,经济改革就不需要政治改革的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改革,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线转变到现在的政治路线。从闭关锁国的政治到一个改革开放的政治,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变革,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变革就搞了经济改革。

  中国当时的政治改革确实不如前苏联政治改革的迫切性那么大,他们有宗教传统,宗教原则、意识形态对他们的约束更大一点,必须先把政治、宪法上的那些词改了以后,经济上才能改。我们也改了一些,但是我们可以不全改,可以先目标不是很明确地往前走。

  中国与苏联东欧的利益结构很不一样。改革起点上,经过70年的计划经济,当时苏联整个经济已经不增长了,它的利益格局完全发生了变化,既得利益都不增长了,因此想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越来越小。前两天我在意大利开会,盖达尔去了(他在叶利钦手下当过一年的总理),他说我们当时为什么搞政治改革、搞民主,不是西方人希望我们搞,是我们自己要搞,80%的票投给叶利钦,当时80%的人希望搞激进的改革,希望彻底摧毁旧的政治制度,希望回到欧洲去,不仅是当时宣传起作用,而是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有这个基础,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摧残,但是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1978年我们经济每年10%的增长,当时不存在一个彻底革命的社会基础,既得利益还可以撑,只不过既得利益集团因为文化大革命搞得很乱了,当利益格局比较稳定时,所有人的意愿都是马上发展经济。我们当时不搞彻底的政治改革也能搞经济改革。

  改革三十年到今天,大家很自然推出一个结论,下一步政治改革将会是重点,因为你的历史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公共品的分配,一定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参与和更多的制衡。公共财政越来越大,政府掌握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大,反腐败的问题、利益制衡的问题越来越重要,这时候,自然更加提上日程了。

  腐败问题是转轨当中的一个典型问题,是过渡时期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腐败严重呢?一方面我们发展导致公共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过去很多体制没有改,很多权利还是公共权利,本来应该变成私人品、变成私权,仍然还是公权,结果就是我们的公权特别大,腐败的可能性特别大。

  天下一共两种权利两种利益:公权、私权、公利、私利。以公权谋公利是政府的职责、公务员的职责;以私权谋私利,这是私人和私人企业的本能;以私权谋公利,是雷锋,现在我们捐助四川地震也是这种利他主义;以公权谋私利就是腐败。

  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公权?当有那么多的公权,那么多人可能腐败的时候,惩治腐败的成本抬高,腐败是惩治不住的。经济学讲什么事都没有免费午餐,要监督公权、加强监督机制,结果弄出一个监督委员会加一个监督监督委员会,有人还提议要成立一个监督监督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委员会。香港一个廉政公署能够解决问题是因为港府的公权很小。

  首先需要减少公权。有人批判双轨制改革提供了腐败的机会,公权可以货币化了,以前那点公权只是人家送瓶茅台酒、中华烟,现在可以送十瓶茅台酒,他喝不了可以卖,这还是小的货币化,后面塞钱更大了。这是典型的过渡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没有改的问题。如果不继续改革,过渡性腐败就会变成制度性腐败了。

  

  信息不完全下的改革

  

  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上面,渐进和激进的差别在于要冒多大的风险:你是否为了获得快速制度的收益而承担很大的不协调成本?

  转轨的第二大约束,是信息不完全的约束。信息的不完全有三种:第一,我们大概知道某一个制度怎么运行,但是你不知道它为什么那么运行,后面有哪些细节支撑它。第二,你不知道一个新体制的建立需要多少时间,比如法律,它首先得起草,在纸面上体现出来,然后争论来争论去,几年才能通过,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制度,它需要订出实施细则、需要案例、需要判例,有人不执行这个法律的时候,有人惩罚它,这个法律才在现实当中起制度作用,才能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约束、一种规则。第三,你不知道各个制度要素之间是怎么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

  股票市场刚一开始搞股权分置改革的时候,谁想到后面会出现这些问题?股权分置本身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要改这个制度又讨论了七年(从开始讨论到改),改了三年。改完之后,今年股评家们终于发现有大小非问题,去年忽悠大家的时候怎么把这词忘记了?大小非不是新政策吧——从股改开始那天就定了的规则。终于股票市场要成为一个全流通的股票市场了,现在这些当年鼓吹要股改的人们开始要求政府停止大小非,要回到过去。

  从我们建立股市到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可全流通的股票市场,它需要多长时间?现在大概知道了。但一个证券市场只是这个制度的一个环节,一个要素。这还多少知道一点,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至少不是确切地知道。

  我在1991年一篇文章用了“摩擦成本”这个词,获得改革的效率、收益和付出的摩擦成本之间有一种决策的选择。1990年科尔奈就提出一个概念叫作 “不协调成本”,他说改革当中的过渡性状态自我是不协调的,会产生大量的摩擦、混乱,导致经济下滑等等,它为了解释当时东欧苏联的现象,那种激烈的变革导致社会的混乱,效率损失,生产下降。经济改革一定广义上属于摩擦成本。

  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上面,渐进和激进的差别在于你要冒多大的风险:你是否为了获得快速制度的收益而承担很大的不协调成本?这种成本代价会对你这个社会造成多大的损害?苏联东欧之所以选择了这种路线,一定意义上,一方面是因为前面提及的既得利益变小,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可以支付较高的社会成本——他们的一些基本的社会道德、文化、知识、教育体系已经成形了,付得起比较大的摩擦成本,不会影响社会最基本的稳定。比较落后的国家就很难讲,至少我们看到许多落后国家改革起来稍一混乱就乱掉了,社会基本的公共品都供应不上了。

  摩擦成本的具体表现,一种是出现所谓的制度瓶颈,制度之间改革的进程不协调,有的改革已经发生了,有些改革还没有发生,成为整个制度的瓶颈,产生效率损失,社会混乱不说了。第二种,所谓超前,其他制度都没有改好的时候,某个领域里面过快地发生了改革。这两种情况在现实当中都有一定的对应物,中国的问题可能是瓶颈的问题大一点,十年前最大的瓶颈是金融改革滞后于企业和其他市场的改革。现在金融改革往前走了走,但是要素市场的改革、政治、政府的改革又是新的瓶颈,资本市场、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可能又是一个新的瓶颈。

  我们有没有出现超前改革呢?有些局部也有,不是很明显。有些国家相对比较明显,亚洲金融危机时候一些东南亚国家表现出来的问题,就是法制、政府没有改好,监管体制没有改好的情况下面,过早开放了金融市场、开放了资本账户。那之后,国际上讨论了一个词叫循序渐进,就是不同制度改革之间有一种顺序,按照不同的体制要素来看。渐进改革是在各个领域的改革之间都是逐步的改革,但是相互之间有一种协调来避免摩擦成本。

  

  “过渡性杂种”

  

  如乡镇企业、股权分置的股票市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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