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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文萍:中非合作:伙伴关系及全球影响

更新时间:2008-08-25 23:23:11
作者: 贺文萍  

  

  [内容提要]中非关系是一种平等相待、相互依存的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非关系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政治支持到经济合作,再到全方位发展的历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既是对当前中非关系的一个准确定位,也为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不仅内容涵盖面广,而且和具体的实施计划、推进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中非经济合作是一种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中非加强磋商和团结合作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话的力量以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繁荣以及深度参与并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果实对于推动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和谐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中非合作 伙伴关系 全球影响

  

  2006年11月4日,举世瞩目的中非领导人峰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非外交史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与会非洲国家领导人最多的一次盛会。它不仅是中非关系,同时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盛事,对推动中非关系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无论是中国外长每年年初按惯例对非洲国家的访问,还是中国政府首次就对非洲外交发表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以及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对非洲的访问,均在国际媒体上引起对中非关系的持久关注和讨论。遗憾的是,在如何看待“中非关系发展”这一命题上,中国自身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认知上的巨大差异。在中国政府和学者看来,近年来中非关系的发展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非全天候友好合作关系的自然发展和延伸,互相尊重、真诚友好和平等互利是中非关系的实质和基本特征。而在大多数西方媒体和智库(包括一些政界人士)看来,中国重视发展对非关系完全是出于对石油等战略资源的争夺,中国在非洲政治经济影响的扩大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表现,中国对一些所谓“无赖”国家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则阻碍了西方在非洲推动的民主、人权事业以及反专制和反腐败运动的进展,等等。[1]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中非政治经济合作、北京中非峰会以及新时期的中国对非战略呢?

  

  相互需要和依存的中非政治经济合作

  

  半个多世纪的中非友好交往史表明,中非关系是一种平等相待、相互依存的关系。非洲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非洲。

  从政治上看,中非双方是平等互信,相互信赖和相互支持的战略伙伴。我们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推动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促进非洲和平与发展的行动。非洲国家则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西方借“人权”之名干涉中国内政。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仅从道义和物质上大力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反殖、反种族主义的斗争,而且近年来积极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共派出3000多名维和人员参加了12项维和行动,现仍有1100多名官兵活跃在非洲8个维和区。而非洲国家不仅在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出了重要贡献(76张赞成票中,26张来自非洲国家),而且帮助中国自1990年起先后11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挫败西方反华提案、14次在联大总务委员会反对将所谓“台湾重返或参与联合国问题提案”列入联大议事日程,并多次支持我抵制台湾挤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与的国际机构的图谋。

  从经济上看,中非双方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近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在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的同时(迄今,中国向非洲提供的各方面援助有444亿元人民币,已帮助非洲国家援建了包括纺织厂、水电站、体育场、医院、学校等在内的共800多个项目),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兴业,在贸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矿业资源开发、旅游业等各个领域和行业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目前,中非间贸易发展较快,双边贸易额已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1211万美元,发展到了2000年的105亿美元、2004年的294亿美元和2005年的近400亿美元以及2007年的735亿美元。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加强了从非洲国家的进口,与非洲贸易出现并保持了逆差,使非洲国家获得了大量外汇收入。为进一步便利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从2005年1月1日起,中国还对28个最不发达非洲国家的190个税目的输华商品实行免关税政策,使去年相关非洲国家受惠商品的对华出口额增长1倍以上。在2005年中非双边约400亿美元的贸易额中,非洲顺差24亿美元。另外,为推动非洲债务问题的解决,近年来,中国还减免了非洲31个重债穷国的债务156笔,共计105亿元人民币。[2]

  另外,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近年来也大大加快。截至2006年底,中国在非洲的各类投资累计已达117亿美元,在非洲兴办各类企业800多家,投资项目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等多个领域,增加了投资所在国的就业和税收,给非洲国家带去了适用技术,培养了大批非洲人才,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2006年11月,作为观察员来华参加中非合作论坛会议的世界银行负责非洲地区的副行长古宾得·南卡尼曾不无感慨地说,“在非洲所有的外来投资中,已有十分之一是来自中国的投资。中国对非洲的贸易与投资正成为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3]

  50多年来,中非友好交往中有无数感人的故事长久铭记在中非人民的心中。如上世纪60年代末,当独立后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希望建设一条连接两国铁路的请求遭到世界银行、联合国组织和苏、英、加等国拒绝的时候,是毛主席说“即使我们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助非洲修建这条铁路”。从1970年10月到1976年7月,坦赞铁路的竣工历时5年零8个月,耗资4.55亿美元,有64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另外,我国从1963年起共向非洲47国派出医疗队员1.5万人次,目前仍有1100名医疗队员在非洲工作。他们深入到非洲的穷乡僻壤,救死扶伤,共诊治患者1.8亿人次,几乎占非洲总人口的1/5。而身为医护人员的他们自己,却共有40多人被疾病夺去了生命。

  

  中非峰会推动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在2006年召开的中非领导人北京峰会上,中非领导人就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加强交流和磋商以及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在峰会开幕式的致辞中说,峰会的召开向世界显示了中非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最坚定决心,非洲已为这一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做好了充分准备。会议通过的《北京峰会宣言》以政治文件的形式郑重宣示要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共同宣示建立和发展这一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是本次峰会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非关系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政治支持到经济合作,再到全方位发展的历程。在上世纪50-70年代,中非关系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相互支持和合作。中国在自身经济仍比较困难、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为支持非洲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和巩固国家独立的斗争,向非洲国家和人民提供了大量无私的精神和物质援助。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以及非洲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中非关系中的经济互利合作内容得到了扩展和提高。在继续加强中非友好政治关系的同时,开始将重点转向经贸关系,强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多种经济技术合作。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非洲形势的变化,中非关系进入了全面合作的新阶段。除继续加强中非经贸合作的力度外,中国还重视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多渠道、多层面地全方位发展中非关系。[4]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为加强双边交流、沟通和合作建立了机制化的战略平台。应当说,“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既是对当前中非关系的一个准确定位,同时也为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新”主要体现在内容和途径两个方面。从内容上看,这一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安全以及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等5个方面的内涵。除了继续强调以往中非关系中业已存在并不断得到加强的政治相互支持和经济互利合作以外(事实上,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已日益紧密,不能分割,彼此发挥着互相推动的作用),还特别强调了文化交流以及安全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为中非关系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9·11”事件之后,“文明冲突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一度成为国际主流媒体的热门话题。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任何一种现存的文明和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中国和非洲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着璀璨的文明和文化遗产。中非之间理应大力加强文化交流,推动世界不同文明相互包容、平等相待、取长补短,携手共建和谐世界。

  在安全领域,除了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的非洲维和行动外,中非间近年来还在防治重大传染性疾病、禽流感、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了磋商和合作。2001年“9·11”事件以及2003年中国遭受“非典”的肆虐后,随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中非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2003年12月,在《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2006)》中,中非双方首次郑重承诺“加强对话,探讨在面对各种新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进行协作,并采取共同行动”。在2006年初发布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中国政府进一步细化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与非洲国家加强合作的目标,即“促进双方司法、执法部门的交流与合作,在法制建设、司法改革方面相互借鉴。共同提高防范、侦查和打击犯罪的能力,协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及腐败犯罪。加强双方在司法协助、引渡和遣返犯罪嫌疑人方面的合作”。“加强情报交流,探讨在打击恐怖主义、小武器走私、贩毒、跨国经济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化合作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5]2006年4月和6月,在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访非期间,中国政府就已与有关非洲国家签署了有关司法协助、引渡和遣返犯罪嫌疑人等司法方面的合作协议。在2006年11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在援非八项主张中提出,“提供3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帮助非洲防治疟疾,用于提供青蒿素药品及设立30个抗疟中心。”由此可见,中非之间在共同打击跨国经济犯罪以及传染性疾病防治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已经实质性地展开。

  在国际事务中,因非洲是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力量,中非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立场和良好的合作传统,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非还在推进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联合国改革中加强协调和配合,为建设一个和平、和谐和均衡的世界共同努力。

  另外,从实现途径上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并不仅仅是空泛的政策宣示,而是和具体的实施计划和推进措施连接在一起。《北京峰会宣言》中不仅明确提出了要加强高层交往、战略对话以及重点加强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渔业、信息、医疗卫生和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的互利合作,而且还重点提出要加强中非之间在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上的交流和借鉴,以及加强人文对话和文化交流互鉴,促进人民之间、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联系。由此可见,中非交往已不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上升到精神层面,关注人文内涵,着眼于青年一代。

  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促进中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合作,胡锦涛主席在峰会开幕式上还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未来三年内将采取的8大举措,包括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向非洲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和在非洲建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以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援助建设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进一步向非洲产品开放中国市场,以及在农业、医疗卫生和非洲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等等。[6]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以及《2007-2009年中非论坛——北京行动计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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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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