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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中国的暴富者群体是怎样产生的?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点思考

更新时间:2008-08-05 15:29:11
作者: 赵俊臣 (进入专栏)  

  造成央企负责人自己给自己定工资;二是对央企经营业绩的真假缺乏科学的确认与评价机制,特别是与经营者薪酬挂钩的“效益数”,在不少央企类似于考生自己给自己判分;三是对薪酬及职务消费未建立披露机制,少数央企存在按“职”分配现象。

  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每一央企高管按平均数20人计,则有3100人;每一高管年薪100万计,则有31亿元之多。事实上,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以上,而大多数非国企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以中国神华为例,2007年实现净利润213.48亿元,16位高管年薪2404万元,平均每人150.25万元,超过百万元的高管年薪8位,而两位副总裁(郝贵和王金力)年薪均为304万元,是整个能源行业年薪最高的高管。另据3月17日中国神华发布2007年度报告显示:实现营收为821.07亿元,同比增长26.0%,净利润增幅19%。但在比去年同期增加的47.71亿元的营业成本中,人工成本增加了4.59亿元,同比增长35.75%。年报还显示,中国神华2007年其综合毛利率为48.18%,相较于2006年的50.54%下降了2.36%。这种利润下滑,而高管酬金增加,能算正常吗?!

  央企管理层自定天价年薪,各省、市、区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国企管理层上行下效,年薪也在50万元——80万元人民币之间。

  另据报道,国内共有中小企业2000万家,按照中央“抓大放小”原则,其中3%是国企,也就是60万家左右,他们的年薪平均大约在20万元以上。

  应该说明的是,上述计算的仅是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工资表上的薪酬,并没有计算他们的职务消费,更没有计算他们的灰色收入。据媒体揭露和学者研究,我国的国企贿赂别人和接受贿赂已非常普遍和相当严重。据北京青年报2008年7月12日发表署名若夷的文章,揭发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陈双全在职三年受贿1700万元,其经验是“受贿优先考虑国有企业,因为国企比较安全”;而且“国企普遍爱好做假帐,并且精通这方面的业务——‘有办法做’,因而接受其贿赂户‘比较安全’”。

  

  五、资本市场不完善造就的暴富者

  

  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发较晚,很不成熟,从而成为暴富者群体的孕育、诞生的温床。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中国股市的“政策市”顽疾并未根除,有权力的人可以大发横财,而普通股民总是利益受损。由于受计划经济分配指标、不喜好信息公开的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建造和改造过程中沾染了大量原体制中的弊端,为有权有势的官员们及其亲朋好友暴富,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在此常用的有以下手法:

  首先是市场不完善,暗箱操作太多。最典型的要数王益案。据《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22期报道,王益有两个违法乱纪行为:一是为其弟王磊谋私。原国家开发行副行长王益,于2007年3月批示国家开发行河南分行,为郑州提供25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岳嵩山、少林禅宗、武术圣地为核心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但25亿元资金只用了2亿元,其他23亿元去向不明,其中王益胞弟王磊从中收取4000万元“高额财务顾问费”,用于购买太平洋证券的原始股份。20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太平洋证券登陆上交所,首日股票涨幅达到了424%,王磊的4000万元原始股份转眼间便飙升至16亿元。二是牵连到太平洋证券违规上市。太平洋证券原是一家三年累计亏损8482万元的绩差公司,按规定根本没有上市资格,但是它却用即将退市的云大科技换股操作违了一次规,又用新代码——即不是借壳也不是新股发行再次违规,特别是它没有经过证监会发审委以及重大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就直接上市,显然与王益有关,并且发现王益在太平洋证券中有大量低廉筹码。王益案表明,国家证监会在监管我国证券市场中有这么多、这么大的漏洞,王益们暴富也才有了机会和平台!

  再次是非市场化手段。例如较长时间采用上市的配额制,一些省市区为了争取配额,不得不采取送内部股大礼、行贿受贿等手段,贿赂有关部门的官员,甚至于上市评估专家、发审会专家组成员。这样一来,有关部门的官员和上市评审、发审专家组成员,开一次会、行使一次权力,就可以获得上万、上十万、上百万的收入,这不是暴富又是什么?!

  三是股东同股不同价。例如,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设置,就造成了非流通股股东(一部分为自然人——官员、内部人)稳获利益,而流通股股东却要承担股市跌落的损失。再如最近的大小非解禁,就使拥有的股东能获得超额利润,以至于那些要解禁的大小非股东以及上市公司,并不管市场低迷而一个劲地要解禁。

  四是内幕消息操作暴富。曾轰动一时的广发证券原总裁董正青,通过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案,在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进行公开审理。据检察院审查起诉书显示,公安机关查明,2006年2月至5月,董正青利用其个人直接主导广发证券借壳上市的职务便利,多次将广发证券借壳延边公路(深圳交易所代码:000776)上市的消息透露给其弟董德伟,并指使董德伟买入并卖出延边公路股票,共计人民币1亿多元。2006年5月,董正青又将内幕信息透露给赵书亚,赵书亚即利用该内幕信息,通过其控制的股票资金账户,筹集资金200多万元,购买延边公路股票。经中国证监会认定,赵书亚在价格敏感期内买入延边公路股票49.81万股,买入金额247.8万元;卖出29.49万股,卖出金额182.49万元,账面盈利101.73万元人民币。

  五是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即“大小非解禁”。就是把大股东和富豪低价买的股票和老百姓高价买的股票,拿到市场上按照同样的价格买卖。中国股票有三分之二是大股东和富豪用不到一元钱买的,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花15元以上的高价购得,条件就是大股东和富豪的股票禁止上市流通,只能在股票市场外面转让,所以称为“非流通股”。当初老百姓花高价买的是流通权,买的是国家对老百姓的承诺。但是,证券监管机构公然蛮不讲理、无法无天地违背承诺,宣布解除对低价非流通股的上市限制。这样一来,羊圈里忽然被放进了一群狼,超过流通股数量两倍的低价股如同决堤洪水般汹涌抛售,中国股民的金融资产如同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入极少数富豪的腰包。这样的所谓“股权分置改革”,无疑像江洋大盗一样是对股民明火执仗地公开抢劫和掠夺。

  上市公司老总的高薪。2008年7月11日,《福布斯》评选出2008年30位“中国上市公司最贵老板”,这些高管2007年从上市公司领取的薪酬均超过100万元,平均年龄为51岁。其中蝉联年薪最高老板桂冠的是中国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年薪6616万,2007年他的薪酬比上一年增394%。

  更为令人不能接受的,是中国股市通过人为的制度安排,大把大把地为境外投资者送钱。据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整理的银行资产流失统计,仅2006年由于“银行产权改革”而损失给外国的资产至少一万亿元人民币。2008年4月16日报刊文摘转载《新世纪周刊》4月7日刊登郎咸平教授的文章说:“由于次级债风波,美国很多银行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中一家商业银行,叫做美国商业银行,他们也遭受巨大损失,但他们却公开宣称,承认在次级债风波方面投资错误,遭受巨大的损失,可是却从中国建行上市赚取了1300亿。1300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一个中国百姓都为它付出了100元钱。”另如中石油在美上市仅融资29亿美元,可上市以来海外分红累计却高达119亿美元,其中仅2005年就向纽约等股民散掉600多亿元人民币。在国内,给股民分红的仅仅只有国外的十分之一。

  

  六、基本建设投资招标投标过程中造就的暴富群体

  

  较长时间以来,包括城市建设、交通、能源、环保等基本建设领域,一直是产生暴富群体的机遇、摇篮和平台。虽然我们在基本建设中较早就推行投资招标投标的改革措施,但是有不少人正是在合法的招标投标中,找到了为自己谋利的机会与平台,伴随着内定中标人、多次转包的把戏,也就出现了两个产物:一是“豆腐渣”工程屡屡出现;二是一些人迅速腐败,暴富者群体应运而生。

  据报道,国家级贫困县――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被控涉嫌受贿2226.4万元,于7月16日在重庆第二中级法院出庭受审。其妻付尚芳因涉嫌洗钱被同时提起公诉。

  据检察机关指控,晏大彬现年46岁,自2001年起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以来的七年间,曾先后63次向17个企业的20多人收取少则单次5000元、多则单次150万元的行贿款项。检方称,“如此长的受贿时间,如此大的受贿金额,在整个重庆都极为罕见,堪称三峡库区第一贪”。 据检察机关公诉材料,晏大彬的落马纯属偶然。付尚芳以其弟名义在重庆南岸区高档住宅区融侨半岛风临州购买了房屋,但一直空置。今年1月14日,住在付家房子楼下的邻居忘带钥匙,找到物管保安希望能打开楼上空房,以便从该房窗口下到自己家中打开门。因付尚未入住该房,保安处有空置房屋的钥匙。当保安用钥匙打开房门,准备越窗翻墙时,发现厕所有八个矿泉水包装纸箱,其中一个已被打开,里面有大量人民币和购房合同。于是,保安向南岸区公安局报警。警方赶到现场后清点发现共有现金939万元,并通过购房合同查到房屋业主,随即牵出付尚芳及其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的丈夫晏大彬,遂将此案交由重庆市纪委。重庆市纪委介入调查后,查出晏大彬夫妇在重庆购有七处楼盘,并在多个楼盘中发现大额现金,其中最大一笔为46.93万元。由于晏大彬夫妻正常月工资额均不超过900元,晏大彬很快被定涉嫌巨额贪污受贿。

  

  七、官商勾结大发土地财而产生的暴富者群体

  

  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也是社会中许多人瞄上的、可以钻空子而迅速发财的资源。按照我国宪法,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两种。能够让一部分人暴富的,是城市国有土地和通过政府征用的农民集体土地。一般情况下运作过程是:政府规划部门先作出规划,标明要征用的地段、面积和被征用户名单;宣传部门来宣传、教育;房管部门准备好搬迁过度房;城管部门来实施搬迁;开发商跟进就开发了。在这个过程中,农民集体土地每亩地被征用的补偿大体上在3——5万元,政府可能作一些水、电、路的“三通一平”,转手就以30万元(小县城)、50——60万元(市、州级城市)、60——100万元(省级城市)的价格,转给开发商了;开发商开发成房地产,就赚了大钱。由于政府要卖的、能够卖的土地不多,地方政府又有政绩的硬约束,其中官商勾结的机会就来了。这从已经揭发的腐败案例中,有大量的证明。

  问题还在于,在我国,城市居民私有的房屋及其房屋下土地,原来是各有其主的,“文革”中被全部充公,“文革”结束后,部分房屋得以发还或给予了补偿;但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了“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条款,房屋下面的土地从此变成为了国家财产,这就使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以重庆“最牛钉子户”为代表的抗拒不公平撤迁者,是在老百姓权利意识产生以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拍卖和城市开发拆迁,激发和培育了老百姓的产权意识,矛盾才逐渐暴露出来。政府成为这两项“文革”遗产的受益者和拍卖庄家,各种官商勾结的贪腐之弊也由此滋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八、贪官暴富

  

  目前,我国的以权谋私贪官暴富者,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几千元、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万元,发展到“千万元”级了: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据传受贿7000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这说明,现有的常规反腐机制已然失灵,反腐利器有待体制创新,而不是小修小补。

  当前,我国的腐败行为的一个特点,是直接从暗处走到前台,明着进行。媒体曾报道金华市安监局敛财,盖公章、办培训班、年审、处理事故等都成了他们发财的好机会。海南省文昌市锦山镇派出所所长黄萌就有几个公开的敛财之道:一是抓车乱罚款,对骑无证摩托车的农民一天罚款三四次;报废了10多年的矿石运输车在锦山镇有200多辆,一部车一年向黄萌交3000元的“保护费”。二是收“保护费”, 锦山镇上的店铺、渔船也要缴纳数量不等的“保安费”,规模小一些的店铺每月交50元,规模大的每月要交100元至150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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