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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传旭:英国光荣革命琐谈(二)

更新时间:2008-08-01 10:05:16
作者: 袁传旭  

  所以,长期以来,贵族始终不是通过个人力量,而是通过一个组织即形成为一个阶级来实现自身的权利主张,他们“以集体管理国政为目的而不是以扩张自己采邑上的权力为目的”。

  四是等级和世袭制度。英国早期贵族的称号和领地需经国王亲自赐予,但随着封建制度的延续,王权的衰弱及大贵族权势的膨胀,贵族领地和称号逐渐演变为世袭。与此同时,一些战功卓著、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也及时获封,进入贵族行列,使得英国贵族制度保持了生机和活力。

  虽然等级制度由封建制度而来,但英国社会认同等级制度,而法国大革命则上演了一出平均主义闹剧。英国人认为等级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为维持秩序所必需。由于人的状况不同,“使得人类有如不同的动物品种一样的繁多”。一味追求平等会使人躁动不安,社会就会不稳定,因此,不得不把公民安置到不同的阶级里去,放置到国家中不同的位置上,使他们各得其所;并提供给“他们不同的适当的特权,以确保他们特殊的境况所需要的东西,从而能在由所有复杂的社会中所必定存在而且必定相互争斗的利益分歧所引起的冲突之中保护他们”。

  另一方面,每个社会阶层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话语和行为方式,如果硬要将这些客观存在的差异搅和在一起,社会将由群氓所统治,接受其价值观,那么,一个文明社会就永远建立不起来。

   五是英国贵族重视个人操守。贵族形成了世袭制以后,贵族后裔受到系统严格的教育,一般毕业于牛津、剑桥大学,毕业后在欧洲大陆旅游学习,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由于有这样的经历,英国贵族不因循守旧,始终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因势利导。如历史学者所分析的,英国贵族把自己的荣誉和公共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他们信奉建功立业,虽然沉默寡言、矜持傲慢,但彬彬有礼,具有绅士风度,尊重妇女,经常施舍,支持公益活动,很少做坏事,使得英国贵族成为社会道德的楷模。

  此外,英国贵族虽然是世袭,但和欧洲大陆贵族不同,不享受“免赋税”特权,而是照章纳税,并且缴税多,要缴纳济贫稅。

  英国贵族制度的这些特征使得其能够得到一般民众的尊重、认同,英国贵族不只是一个社会等级,更表现为一个阶级,一个领导阶级,人民的代表,可以以人民的名义同国王抗衡。英国的政治文明史,是国王与贵族或议会的斗争史,光荣革命可以称之为一场贵族革命。历史上历次关键性时刻,贵族领导的起义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参与,它不仅顶住了王权的侵犯,而且实现了自己的权利主张,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如托克维尔所分析的,贵族社会倾向于地方治政,而民主社会倾向于中央集权政府。贵族制度逐渐发展出宪政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分权和制约。傅勒引用基佐的话,“英国有两种社会力量、两种公共权力,一是贵族,一是国王,两者彼此需要,而且往往被迫共同行动”。在法定组成的贵族阶级的英国男爵和法定组成的君主政体的国王之间,相互斗争产生了一系列宪章之后又产生制度,即一个“自由的国家政府”。

  伯克对英国贵族这样描述到:“贵族是社会秩序中一件优美的装饰品,是一个优雅社会的科林多式建筑的雕花柱顶。被英国世代所产生的法律、舆论和长期形成的习惯所赋予的荣耀乃至特权,绝没有可以激起任何人的恐惧和愤怒的东西。”

  与英国相比较,法国贵族基本上是世袭的,是一个社会等级,倾心于自身的特权。他们是“一些高于人民的权贵”,“一个自私的贵族阶层”。从十八世纪开始,法国人通过卖官鬻爵获得贵族称号,它不是论贡献而是论金钱册封贵族,那些对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士没有进入贵族行列的机会,或者说,平民没有成为贵族进而通过议会等组织参与国家政治、表达自己政治诉求、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这种现实造成公民社会与贵族制度的对立,也使得这一贵族制度无法与时俱进,适时纠正贵族自身的错误,导致法国社会不认同贵族及贵族制度。所以,虽然法国贵族源于封建制度,但并未发展出贵族政治,在政治上成为一个阶级,即领导阶级,贵族无力以人民的名义同国王抗衡,相反,贵族“被褫夺了在地方上的行政权”,“被国王这位一手遮天的封建君主捏在手心……国家机构里根本没有贵族”。

  地缘因素。为什么英国光荣革命能够取得成功而法国大革命却以失败告终,地缘可能是最根本性的因素。亚当•斯密通过对英国经济的感悟发现,货物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足以使国家走向富裕,产生自由和文明,由此写出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他认为,仁慈、利他主义等都是不稳定的、偶发的、非持久性的心理驱动力,传统的道德说教方式——树立圣人、英雄人物,以其所谓的先进事迹教育大众的方式也无济于事。这样的理想,在现实中不过是不正常的特例而已。他认为,“美德存在于对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追逐之中,节俭、勤勉、诚实等美德一般是从利己的动机中养成”。而市场经济正是实现人类“利己心”本能的手段,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交易主体皆基于“利己心”而行动。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本身又是培育和实现良好道德、伦理的场所,它不仅拥有自动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的经济力量,还具有自动调节人性,使之趋向公益的道德力量,人们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进行了道德修炼;人们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与道德就可以同时实现。

  英国作为一个岛国,需要通过对外贸易和航海活动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在罗马时代,伦敦就成为北欧最重要的贸易中心,贸易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的发展,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围绕保护个人财产权的道德规范、公民意识、自治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等市场经济原则,这些规范和原则构成了英国习惯法的基础,它们无须强制,即被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国王普遍认同、尊崇。另一方面,作为岛国,其疆域较为固定且有英吉利海峡作为安全屏障,不会与大陆国家发生领土纠纷及不易受到异族的入侵,这使得英国缺少形成中央集权的外部压力,使得市场经济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管制经济在英国得以延续和发展,即使在诺曼征服英国后,仍延续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经济特征。在英国历史上,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但更多的是奉行重农主义即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由于经济自由的确立,促使政治自由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权力架构也就应运而生。英国能够发展出独立于罗马天主教的新国教,可以说,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不无关系。

  而在欧洲大陆国家,则没有这样的地理条件,他们为了防范外敌的侵犯,需要在本国建立一种自上而下的统一力量,消除“离心离德”的分散力量,征服地方势力尤其是征服大领主势力,建立一个臣服中央政权的官僚体制,从而形成绝对君主制。

  所以,许多人感叹,英国能够先于其他国家实现宪政,不能不说是上苍的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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