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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为改革开放辩护先还原历史

更新时间:2008-07-31 13:49:14
作者: 朱学勤 (进入专栏)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了。

  

   改革中断,徘徊三年,重新启动

  

   第二阶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

   当时新任总书记的第一个七一讲话我们记忆犹新,1989年7月1日在党校说的话,提出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而2002年第二个7月1日讲话,讲的是“三个代表“,要欢迎资本家入党。两相比较,可以说明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邓在辞去所有职务之后,三年闭门不出,我相信他在自己院子里想到的事情,总结的历史,不亚于文革时他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1992年邓复出重新推动改革,他已经是垂暮之年,接近90岁了。他肯定要总结的是前段改革的经验教训在哪里,第二场改革从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场改革改变了三年徘徊,使中国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邓小平来说,最后推一把中国,时间之窗留给他只有两年,他聪明也好,幸运也好,他抓住了这两年。这两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邓小平有生以来最有作为和幸运的两年,为什么这么说?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十一年里,两种声音来回拉扯,两三年就有一个小事件,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小风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是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的拉锯,没有一年平息过,而到了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鸦雀无声。左的声音呢,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突然凋零了。

   时间之窗给邓小平打开只有两年,他抓住了这个两年,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阶段改革,是第二阶段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第二阶段改革和第一阶段改革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历史背景剧变。前一场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第二场改革的发生背景是89政治风波不能再发生了。如此一来,第二阶段改革就有很多第一阶段改革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让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场经济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1992年的十四大上,那时离89风波并不远,这当然是邓南巡推动的结果。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而现在突然市场经济喷薄而出,写进了党的最高文件。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了2006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明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阶段改革可以比拟的,正是这个东西迅速改变了中国人既贫既弱的情况。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中国才开始变。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当下三十年中国。

  

   第二阶段改革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所谓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蓝图,用他的错误方针、错误的方法赶英超美,一个跟头跌入三年大饥荒,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倒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05、06年,虽然这个事没有广泛的宣传,但是我自己从小记得毛的口号,看着这个口号怎么几经波折,最后实现赶上英国,极其惊讶,中国就这么赶上了英国?你想想,当初是1840年英国在广州这个地方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赶上英国,是我们在05、06年发生的事情。

   中国的大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沿海大外滩。外滩我们都知道,小外滩是上海黄埔江边的某一段,我说大外滩,那就是从渤海湾经过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一个大的外滩。这个大外滩出现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观,很多欧美访问者认为,你们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你们不要再享受所谓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从延安东路高架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那边是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群楼,像是曼哈顿一样,这边是30年代上海的欧洲老建筑,台湾的学生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地惊呼一声。老听他们这么喊,于是我说,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缩龙成寸,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是曼哈顿风格的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埔江。黄埔江两岸分别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但这仅仅是外滩中国,从这里开车行程半天,你会看到内陆中国,那就是另外一幅图画了。

   第二阶段改革功不可没。我不同意郎咸平的说法: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中国我没有经历过,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当下中国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有,这也就是我对“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会发出不满之声?

   第二阶段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阶段改革它的动力来至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当然一马当先,是党内的改革派、官员,还有就是持开放取向的知识分子,有观念风暴。那时改革的愿景,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阶段改革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为,第一阶段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阶段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相当强烈——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向招商引资。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招商引资“,这成了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跟我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个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动力来自于这个。

  

   千百万的民众产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离弃感

  

   1989年海外资本撤离,当时邓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大幅度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几乎是零门槛。经短暂撤离,海外资本一个回扑,远远超过第一阶段改革。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欧洲工人要继续罢工,提高工资,欧洲的资本家第一句话是,你要罢工,我工厂就迁到东欧去,第二句话是,再不行我迁到中国去!到后面这句话提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全部没脾气,降低自己谈判门槛,留住工厂、留住资本。

   第二阶段改革时,中国成为了全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开始几年,总共是1.3万亿美金卷土重来。资本家回来了,资本家政府也回来了,现在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不带人权官员带企业家,来要大量订单。邓小平就是这样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

   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发生这样一件事,可谓奇观: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在内,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资本主义所经之国没有一个国家发生两部发动机并成一个,成为一个大马力发动机,没有这样的事情。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它使中国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或极其缓慢,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二个秘密。第一阶段改革是有双向目标在那里的,第二阶段改革只有一项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进度极其缓慢,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成为官员权力的盛大节日。那当然会造成制度性腐败,会发生千百万民众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如果计算数字的话,至少沿海地区大多数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但是你问他的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的话,倒反而不如第一阶段改革。这二者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这样出现的。

  

   允诺的镇痛作用消失,社会公信力丧失

  

   我刚才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和台湾的学界、学生交流,在我之前到那里去讲学的是美国大牌的中国学研究通,黎安友先生。他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当代讲座,有一个讲稿,我去的时候正好出版,他给当代中国下的定义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我不赞成这个定义。为什么不赞成?这句话里主语是“威权主义“,这是跟东亚四小龙相比,“有韧性“这一定语,当然是指中国坚持改革。定义中国为“威权主义“,本身我就不赞成。东亚四小龙无一例外,全是右翼政权、右翼意识形态主导,而中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发生大幅度萎缩,但核心结构还在,实际上是一场左翼政权。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原始积累,在本质上跟亚洲四小龙不一样。所以对这个主语,我就不赞成,没有区分政权和意识形态左右之间本质性差别。

   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这场原始积累,这是中国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三个秘密。它当然有便利。它的便利是什么呢?因为左翼意识形态有一个宏大的愿景放在那里,我们总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每一个人到时候都会有面包的,每一家的厨房都有一只鸡的,每一家的车库里都有一辆车的,这是共产主义。这个左翼意识形态可以给原始积累过程中千百万弱势阶层起一种镇痛的作用,因为有一种允诺在嘛,我们最终是代表你们的根本利益嘛。时间长了,镇痛作用消失减弱,老百姓开始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个便利性就走向了反面,造成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却又装作相信,而主流意识形态又装作人家都是相信我的,两边都在“装“,这是当下中国公信力丧失的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随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车没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这么粗野,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公信力丧失,老百姓觉得没有什么可信了。

   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把自己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中国人满身是嘴,反而说不清楚自己,你看滑稽不滑稽?

  

   第二阶段改革的根本秘密,是形成了“市场列宁主义”

  

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么是什么呢?我也不隐瞒自己的学术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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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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