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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阳: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小国战略

更新时间:2008-07-28 11:19:28
作者: 李向阳  

  并且主导区域内的经济规则,小国可以获得信号效应所带来的收益,即向外部世界发出清晰的市场开放和政策可信的信号,吸引外资的流人,等等。

  

  第二,多米诺效应加大了小国被排除在区域贸易集团之外的成本。区域贸易协定对成员国有多种收益,但其中很多收益是以非成员国的损失为代价的。因此,区域贸易集团的规模越大,被排除在外的非成员国损失也就越大。由此迫使非成员国不得不寻求加人到区域贸易集团之中。这种自我扩张机制就被称为多米诺效应。对于小国来说,这种“单纯旁观者问题”(theinnocent bystander problem)尤为严重:被排除在外的旁观者会遭受重大福利损失。[15]至于这种福利损失的大小则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区域贸易协定的类型至关重要。小国被排除在关税同盟之外的福利损失要远大于被排除在自由贸易区之外的福利损失。[16]

  

  第三,大国对待区域主义立场的转变对小国带来了新的压力和动力。长期以来,大国对小国通过特殊协定提供单方面的贸易优惠。欧盟2001年通过的“非军火贸易自由化倡议”(Everything-But-Arms Initiative, EBA)为59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提供了自由进入欧盟市场的机会。美国通过“加勒比海盆地倡议,,(the 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向加勒比海国家提供自由进人美国市场的机会。加拿大对加勒比海国家也有类似的单方优惠协议(CARIBCAN)。但是,伴随美欧大国的区域主义立场的转变,这些发展中小国所享受的单方优惠政策将会消失。按照《卡托诺协定》的规定,在其2008年底期满之时,《经济与伙伴关系协定》也将为自由贸易区协定所取代。近年来,欧盟已经与土耳其签署了关税同盟协议,与地中海国家、中东欧国家、南非、墨西哥、新加坡分别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这些国家已经享受到与“洛美协定”和“非军火贸易自由化倡议”相同的优惠政策。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一旦完成,“加勒比海盆地倡议”所提供的单方优惠也将不复存在。此外,像欧盟农业政策的改革和WTO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也都无形中减少了对发展中小国的单方优惠。这种变化迫使小国的区域主义战略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型战略:“轮轴-轮辐”

  

  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小国有时会成为多个大国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竞争对象。作为大国竞争的对象,此时小国可以获得特殊的收益。这种收益具体表现为“轮轴-轮辐”( Hub-and-Spoke)效应。[17]当一国与多个国家分别缔结区域贸易协定时,该国就像一个“轮轴”,而与之缔结协定的国家就像“轮辐”,因为它们之间没有相应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处于“轮轴”地位的国家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轮轴国的产品可以通过区域贸易协定进人所有轮辐国市场,而轮辐国的产品则受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区协定通常包括的一种规则)限制而无法相互进人。在投资方面,轮轴国的特殊地位会吸引外部资本(甚至包括轮辐国的资本)进人。在产业层面,轮轴-轮辐型的自由贸易区具有双层区位效应:一是生产转移效应,即产业从非成员国向成员国转移;二是轮轴效应,即产业从轮辐国向轮轴国转移。[18]

  

  充当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轮轴国是小国追求的一种理想目标,但真正达到这一目标的国家很少。美洲地区的智利和墨西哥、亚洲地区的新加坡是少数成功的例子。它们已经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南方共同市场、东盟等)签署了区域贸易协定。此外,一个正在朝轮轴国迈进的小国是韩国。在完成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之后,它已经开始与欧盟进行自由贸易区协定的谈判,与日本、中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在酝酿之中。

  

  一国成为轮轴国绝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一个按顺序逐个进行双边谈判的过程。因此,这种“轮轴-轮辐”战略也被称为累加的区域主义(Additive Regionalism)。智利、墨西哥和新加坡都遵循这样的发展模式。以智利为例,它先后与南方共同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Harrison等人的计量研究结果显示:就单个自由贸易区协定来看,在智利与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协议中,市场准人收益超过了贸易转移的成本;而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协议中,结果相反。如果只是南-北型的自由贸易区(智利与北美自由贸易区之间),成员国的总体福利会提高;反之,如果只是南-南型的自由贸易区(智利与南方共同市场之间),成员国的总体福利会降低。然而,正是智利推行了累加的区域主义战略,其在单方面降低关税的同时,也获得了进人所有市场的机会,因而智利既从整个区域主义战略中获益,而且也从南-南型的自由贸易区(智利与南方共同市场之间)中获益。[19]

  

  “轮轴-轮辐”战略的实现还得益于竞争所带来的自我实现机制。当一个小国与某一大国签署区域贸易协定之后,会吸引其他国家与这个小国签署区域贸易协定。此时,对其他国家而言,小国就发挥了进人大国市场桥头堡的功能。例如,因加人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成为许多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对象。

  

  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中小国的战略选择及其发展趋势

  

  在新一轮的区域主义发展浪潮中,小国选择哪一种发展战略既是大国与小国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小国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不同类型国家相互博弈进而决定了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第一,不同战略选择的成本收益比较。

  

  对小国而言,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潜在收益主要来源包括:获得进人国外市场的机会(贸易创造效应),以克服其国内市场狭小的约束;扩大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利用区域主义发展中的收人收敛机制,获取搭便车收益;创造和分享区域内公共产品。与此同时,小国要力图降低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潜在成本:减少区域主义发展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避免区域主义发展中的收人发散效应;避免对大国的单方面依赖,丧失其讨价还价能力。

  

  在上述三种战略选择中,新型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一方面是对传统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缺陷的修正和改进,如东盟自由贸易区;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区域内公共产品缺乏问题,以及应对来自大国的威胁,如南方共同市场。但即使是新型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也难以完全避免其固有的缺陷:区域市场规模狭小,贸易转移效应明显,以及区域内收人发散效应等。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是小国的一种无奈和实用主义选择。一方面它有助于克服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的固有缺陷,获取进人大国市场的机会,利用区域主义发展中的收人收敛机制,获取搭便车收益;另一方面小国需要为此付出政治独立性或依附于大国的代价。“轮轴-轮辐”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和新区域主义的固有缺陷。作为轮轴国的小国可以与多个大国签署区域贸易协定。同时,大国只是轮辐国,小国不会对大国形成单方面的依附。

  

  比较不同的战略选择,南-南型合作战略收益最小,“轮轴-轮辐”战略收益最大,但也是最难以实现的。一个小国要成为轮轴国需要满足一系列内外部条件。其一,与周边和同类型的国家相比,经济的开放程度高。较高的经济开放度是成为轮轴国的前提。只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体才会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在成为轮轴国之前,智利是南美洲国家经济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新加坡也是东盟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其二,没有加人高约束性的区域贸易协定。为了保障所有成员国的利益不受损害,许多区域贸易协定要求,某一成员国与其他国家签署新的区域贸易协定时必须得到其余成员国的许可。这种约束性条款会限制成员国演变为轮轴国。其三,大国之间的竞争是“轮轴-轮辐”战略形成的外部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没有小国成为轮轴国的案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大国对待区域主义的立场相联系的。伴随大国对待区域主义的立场转变,某些小国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智利的成功就得益于美国和南方共同市场(相当于一个大国)之间的竞争。它曾一度要加人南方共同市场,但由于美国市场的诱惑,最终转向了北美自由贸易区。[20]新加坡的成功得益于日本、美国和欧盟在这一地区的竞争。

  

  第二,初始条件和路径依赖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国的战略选择。

  

  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机制在小国选择区域主义发展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一,政治历史背景对早期发展中国家选择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有很大的影响。非洲、南美洲、中美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后迫切需要相互间的合作以摆脱对宗主国的政治、经济依赖。二战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进口替代战略之所以在拉美有市场也和这一点密切相关。尽管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存在固有的缺陷,许多国家仍然不愿放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基于它们对依附于大国的担心。南部非洲国家对南非的担心,东亚国家对日本的担心都是例证。相反,原先隶属于苏联集团的东欧国家则迫切希望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不惜代价将加人欧盟作为国家目标。其二,地理位置是影响小国区域主义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就是地理上相互毗邻的国家的一种合作方式。处于同一区域的国家对区域内公共产品(如地区安全、环境保护、公共河流、湖泊的开发等)有共同的需求。其三,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小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共同利益和立场。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为形成统一的立场更容易达成一致,区域内的组织交易成本更低。其四,经济发展战略与市场开放程度也会影响一国参与区域主义的成本收益。以智利为例,它一开始就有一个有效率的对外贸易体制,实施统一的n%关税税率。正是因为这种初始条件,无论是通过多边体制降低关税,还是通过参与区域贸易协定降低优惠关税,都只会给智利带来很小的社会福利。由于贸易转移效应,智利通过参与区域贸易集团而降低优惠关税都有可能带来福利损失,除非伙伴国能够为智利提供广泛的市场进人机会。对智利而言,北美自由贸易区能够满足这种条件,而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转移效应超过了市场准人的收益。[21]这是智利放弃加人南方共同市场转而选择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重要原因。

  

  第三,小国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总体上处于守势,但大国之间的竞争为小国创造了发展的机会。

  

  在新一轮的区域主义发展浪潮中,大国立场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而大国对待区域主义立场的转变本身就有遏制小国的动机。WTO坎昆会议失败以后,欧盟和美国都抱怨现行的多边贸易机制过于民主化了,以至于难以达成新的国际经济规则。[22]相比之下,在区域层面上,大国的讨价还价能力更容易获得成果。例如,在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中遇到了来自以巴西为首的南方共同市场的反对,美国提出了“自助餐”谈判方案,即条件成熟的国家(实际上是赞成美国立场的国家)先行一步,条件不成熟的国家继续等待。这就对被排除在外的国家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此外,美国还利用美洲自由贸易区作为祛码向巴西这样的国家提供胡萝卜加大棒,诱导和迫使其改变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不合作立场。[23]

  

  和多边层面的谈判相比,区域层面的谈判更能体现发达国家的意志。进而,和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相比,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存在固有的优势。这是新区域主义发展战略中大国能够向小国索取更多让步的主要条件。

  

  另一方面,由于主要大国对待区域主义的立场发生变化,都在试图通过区域主义获得对国际经济规则更大的影响力,其相互间的竞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就为小国在全球区域主义竞争中提供了自主发展的空间。美国要建立覆盖整个美洲大陆的自由贸易区,并积极向其他地区拓展;欧盟在不断东扩的基础上积极向南美洲、非洲乃至亚洲扩张;日本也力图在东亚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这就为智利、墨西哥、新加坡、韩国这样的小国实施“轮轴-轮辐”战略创造了机会。

  

  第四,跨区域的区域贸易协定发展削弱了小国的战略博弈力量,小国对大国的依赖程度总体上呈现上升的格局。

  

  近年来,区域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跨区域主义的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即区域贸易协定所涵盖的成员已不再仅限于地理上相互毗邻的国家。这就为大国充当区域主义中的轮轴国创造了条件。实际上,不论是小国还是大国都有成为轮轴国的动力。当大国通过跨区域主义实现了其轮轴国地位时,小国的博弈能力就会被削弱。换句话说,一旦围绕大国形成了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全球经济将进人一个寡头结构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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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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