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煇:一个复杂性研究个案与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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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煇  

[摘要] 本文从个案研究的角度,说明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对复杂性研究的启发作用;重点论述:“典型类比分析法是不是形象思维模拟的一个小小的突破口?”。

[关键词]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复杂性研究,个案,典型类比分析法,形象思维,序参量

一、 一个复杂性工程技术问题

(一) 缺乏预见功能的学科及其全球性难题

科学理论具有解释功能、认识功能和预见功能。[1]如果在某一领域内,科学理论分析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往往相差很远,科学危机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地下工程领域的岩石力学就是一个突出实例。

⒈ 岩石力学与地下工程

岩石力学是固体力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只有50余年历史。作为一门技术科学,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指导地下工程的实践。[2] 地下工程如常见的高速公路和铁路中的隧道、输水隧洞、水电地下厂房等,关系国计民生。但是,几十年来全球岩石力学界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在地下工程设计和施工中,力学分析的可信度低。

例如:1994年《小浪底水利枢纽地下厂房支护设计报告》指出:“清华大学计算结果表明,围岩(洞室周围的岩石)稳定性非常好,塑性区较小,围岩大部分处于弹性状态。”“河海大学计算结果表明,围岩稳定性比较差,塑性区很大,甚至在天然状态已有部分岩体处于塑性屈服或开裂状态。”二者分析结果相反,但都不符合实际。[1] 国内外水平大体如此,只是一般不肯公诸于世而已。为尊者讳(在西方是为还原论的现代科学留面子),似中西皆难免俗。

时至今日,各国地下工程技术规范都以专家经验类比作为首要方法,表明现代科学技术在此面临尴尬境地。

⒉ 一个复杂性问题

地下工程在岩石中开挖而成。岩石力学的研究对象——岩石是经过地质作用天然形成的矿物集合体,是地质体的一部分,经历过多次地质构造运动的变形、破坏、再变形、再破坏。地下工程围岩的复杂性表现在:① 岩体被大小断层、节理、裂隙、微裂隙(总称“各级(软弱)结构面”)切割,其力学性质不决定于岩石块,而取决于各级结构面的性质;② 每个结构面的几何、力学性质逐点变化,没有理论方法可以计算,必须现场勘测;③ 岩体中存在着天然的地应力。每一点的地应力大小和方向都不相同,没有理论方法可以计算,必须现场勘测;④ 岩体深藏地下,原位地质勘察试验昂贵费时,超出绝大多数地下工程的承受能力;⑤ 地层千百年处于稳定状态。但是,在以毫秒计的爆破开挖形成地下空间时,围岩突然失去稳定;洞室围岩中大量地质、力学参数,随时间发生着未知的变化,向新的自组织的稳态或失稳转变。

这种动态变化极其复杂。逐点、逐时、精确的、符合实际的围岩稳定性分析和预测,世界上任何一个地下工程从未实现过。这就是岩石力学界多年未能解决的两大前沿课题:“岩体和岩性的输入参数及其本构模型”的由来。[3]

岩石力学分析、预测地下工程围岩的稳定性,使用的常规方法是还原论科学的、从部分认识整体的两种方法:微(分单)元法和抽样法。[4]

岩石的复杂性和力学的还原性(单向因果分析和力学试验)构成岩石力学的主要矛盾。如果囿于还原论思维,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无法解决。钱学森指出:“从系统科学观点看来,凡现在不能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或不宜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问题,而要用或宜用新的科学方法处理的问题,都是复杂性问题”[5]地下工程围岩稳定性的预测和控制,既然在国内外都以专家经验判断为主要方法,应属一个复杂性问题,当无疑义[6]。

(二)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7]

笔者早年自学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改革开放初,1980年奉命参加一项军内重点综合性研究课题:“坑道工程围岩分类及其在被覆设计中的应用”;得以长期深入重点地下工程施工现场,亲身从事新奥法(隧道工程奥地利新方法的简称)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应用;特别是得以广泛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从而能够从整体上查明国内外岩石力学与地下工程科学技术的现状与问题,对地下工程的复杂性与系统科学兴起的大趋势有了比较深切的认识;从而得以解脱专业性思维的束缚,总揽全局,逐渐明确认识到:1980年代初在国内外岩石力学与地下工程界,已经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条件;如果能对这些有利条件加以有机组合应用,就有可能另辟蹊径,找到一种解决上述国际性难题的 “实用性方法”。

⒈ 系统科学的兴起

1978年9月钱学森等在《文汇报》上发表“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1980年钱学森、王寿云在中央电视台首先宣讲“系统工程普及讲座”,[2] 在国内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在此前后,中国出现了学习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老三论热”,推动了复杂性研究的启蒙。笔者就是在这一热潮中开始自学系统科学知识的。

⒉ 围岩变形量测

地下工程传统上把围岩看作荷载,强调逐点量测围岩各点的应力、应变(微观量)。1970年代以后,在全球地下工程界逐渐推广应用的新奥法,不仅把隧道围岩看作荷载,更看作主要的承载结构(与系统科学的自组织观念一致);并且把在施工中量测隧道周边围岩的位移(宏观量),作为关键技术措施(与系统科学的序参量的概念一致)。它是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观点在地下工程界的体现。

⒊ 围岩分类广泛应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利用围岩分类选定支护类型和参数,是世界各国新奥法地下工程的通用的成熟技术。新奥法的围岩分类,已经从传统的按照岩石坚固性的(结构)分类,转变为按照隧道围岩稳定性的(功能)分类,把围岩完整性(破碎程度)作为分类的首要因素。这种按照围岩整体功能的分类,符合系统科学原理。

⒋ 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普及

传统的岩石力学分析的未知数,以一、二十个为限。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使得未知数可以成百、成千上万,从而使岩石力学数值分析能够适应比较复杂的洞室形状、支护与地质、施工条件。

但是,由于“实验室内的小块岩样试验对围岩没有代表性,绝大多数地下工程不具备在工程现场进行原位大试件力学试验的条件”,难以获得接近实际的输入参数,加之岩体过于复杂,也难以查明力学机理。由于劳而少功甚至无功。1970年代兴起的“有限元热”,很快变成人人望而却步的“无底洞”。

⒌ 位移反分析法

利用开挖隧道测得的围岩位移,反求反映围岩整体功能的力学参数的方法,叫做位移反分析法。所得岩体力学参数是一种大范围的、综合性的、等效的代表性数值。虽然坚持岩石力学分析传统观念的学者把它看得一无是处,却受到地下工程界的欢迎。位移反分析法以新奥法围岩变形量测为基础;二者都是突破还原论、发展整体论的、符合系统科学理念的一种先进概念和方法。

二、中西文化优势互补,从解决具体的复杂性问题入手——典型类比分析法研究思路与工程验证

钱学森指出:“要建立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一般理论,必须从一个一个具体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入手,只有这样,这些研究成果多了,才能从中提炼出一般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5]这大概就是典型类比分析法这一复杂性研究个案,在系统科学研究中的意义所在。

(一) 典型类比分析法BMP程序系统的研制——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观点和方法联系地下工程实际的应用 [8]

钱学森指出:“军事科学,目前已不限于常规武器战争的研究,而是研究整个客观世界中不同集团的矛盾和斗争,包括‘商战’、‘智力战’等等”[9],他还指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是建筑在《实践论》基础上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工作过程是以《矛盾论》为指导思想的。”[10]钱学森的理论概括,适用于与笔者在1980年代初应用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指导复杂性科学研究的实践。

1. 经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认识到地下工程的地质条件极其复杂,而设计者可能掌握的勘察和分析手段极其有限。这就是说,整体态势是“敌强我弱“,相差悬殊。

2. 面对如此的“强敌”,取胜之道只能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盲目坚持西方近代科学的还原论的“关门主义”,必然失败。

3. 面对如此复杂的对象,对勘察设计所得输入数据和岩石力学分析结果的精度要求,整体上应该是“知其大略,知其要点”。“输入数据和分析结果越精确,水平越高”的西方近代科学传统观念,不符实际。

4. 在中国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岩体质量最差的Ⅴ类围岩的一个极软岩坑道工程,1980年前后进行了系统、完整的(其工作量和深度国内外极为罕见)新奥法原位测试,按照“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的思路,可以把这个工程看作“典型”,为同类围岩的“一般”工程,提供一个“典型的工程地质条件(以及相应的施工条件)”的典型信息。

5. 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原则,可以判定:一个典型工程原位测试资料的权值(重要性),应该大于同类围岩其余所有工程资料的权值之和。因此,用典型工程原位测试资料,对岩石力学数值分析程序(不仅仅对分析结果。这是本项研究对位移反分析法的发展)进行反馈和综合性修正,建立同类围岩的岩石力学分析专用通道。这是初步解决“围岩稳定性数值分析可信度低”难题的现实的途径,有可能大幅度提高我军坑道工程的设计施工水平。这是一个经验性假设,有待于大量工程的应用验证。

以上就是笔者提出“典型类比分析法”假说的基本思路。

(二) 典型类比分析法BMP程序工程应用实例

笔者退休后,坚持典型类比分析法研究,依托原单位从1989年春到2000年举办了五期典型类比分析法讲习班,面向全国推广应用典型类比分析法软件,用户与成功应用的工程均数以百计,可信度的经验统计值达0.7-0.9,实效超出预料。

以北京市的设计应用的知名地下工程为例,如八达岭高速公路长达3.4公里的潭峪沟隧道,正在施工的南水北调工程北京段三座输水隧洞等。设计单位评价:“使用该程序,大大缩短了设计周期。该程序具有实用性强,效率高的特点,受到了工程设计人员的普遍欢迎。”

涉外工程关键性技术较量是1991年二滩水电站施工中设计复核。二滩水电站位于雅砻江下游,当时在我国装机容量最大。左右岸各有一条导流隧洞,长约1100m,开挖断面宽20.5m,高25.5m,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导流洞。地质条件复杂,施工中软岩坍塌与硬岩岩爆同时存在。1991年9月27日承包商菲利普— 霍尔兹曼公司自德国法兰克福提交传送单,提出:该导流洞软弱围岩区段如按原设计施作支护,围岩不稳定,建议每16m2侧墙增设预应力锚索1根(合同价每根3.5万元,当时估计需增加造价2千万元),限同年11月1日执行。负责此项工程设计的设计院收到传送单后只有四周时间,用常规分析方法已不能完成设计复核。

该院工程师童建文使用典型类比分析法BMP84A程序,当天得出复核结果:德商的传送单不符合二滩实际,支持原设计的合理性。经该设计院各级领导研究决定,并报请二滩水电开发公司批准,不同意德商建议。此后,承包商按原设计施工,导流隧洞于1993年12月建成通水,至今运行正常。

1994年《国际岩石力学与矿业科学学报》刊出笔者的技术备忘录(Technical Note),初步介绍典型类比分析法,并列举二滩水电站等三个工程应用验证实例。[11]

三、“典型类比分析法”功能之源:大跨度地触类旁通——典型类比分析法是不是形象思维模拟的一个小小的突破口?

典型类比分析法工程应用的实绩良好;又先后发现在地质学、生物学和天文学等以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研究学科中,典型类比分析法历来是一种必要的科学研究方法(虽然此前尚未见西方科学界从科学方法论的高度做出这一概括)[7][8];都大大出乎笔者预料。1994年读到钱学森的论述:“跨度越大,创新程度也越大。而这里的障碍是人们习惯中的部门分割、分割,打不通。大成智慧学教我们总揽全局,洞察关系,所以能促使我们突破障碍,从而做到大跨度地触类旁通,完成创新。”[9] 方才豁然开朗:原来作为文理结合、中西文化互补这样大跨度地结合的产物,典型类比分析法有一点创新功能的理论依据,就是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大成智慧学。

关于典型类比分析法在系统科学、信息科学中的应用,以及它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常用的典型方法的关系的论述,请参见参考文献[8][12][13]。篇幅所限,下面重点介绍以往未曾发表的有关思维科学的一些浅见。

钱学森指出:“我建议把形象(直感)思维作为思维科学的突破口。因为它一旦搞清楚之后,就把前科学的那一部分,别人很难学到的那些科学以前的知识,即精神财富,都可以挖掘出来,这将把我们的智力开发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14] “形象(直感)思维是我们思维科学现在要突破的,而且,由于智能机的研制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对突破形象思维也是一个压力。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隐隐约约的。中国古话讲,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能言传的都是讲得清楚的问题,而形象(直感)思维现在没法讲清楚。如果将来我们说能讲清楚了,哪怕只讲清楚了一点儿,也不是小事,我想那将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革命。” [15]

笔者生逢其时,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既有的物质技术条件下(新奥法、系统科学、计算机技术。参见参考文献[7]),在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在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整体框架的启发和支持下,提出“典型类比分析法”假说,随后进行了近20年的应用验证,取得了超出笔者预料的成效。在钱学森倡导的思维科学论著的启发下,在参考文献[9]中曾进行了初步的小结。本文将进一步学习研究的成果归纳如下:

(一) 复杂系统具有序参量,是有效模拟形象思维的一个必要条件

国内外地下工程用于设计、施工决策的首要方法,历来是依赖专家经验的工程类比法。这显然主要地不是依赖严密的逻辑思维,而是一种宏观把握的、以形象(直感)思维为主的思维活动。

钱学森指出:“等脑科学来发展思维科学是不行的。怎么办?思维科学要走人工智能和智能机这样一条道路,也就是用机器模拟的方法,如果模拟出来了,即人的思维可能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人工智能、智能机的理论是思维科学,而思维科学的发展恰恰要靠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工作。我们也可以说用思维科学来指导智能机的工作,又用智能机的发展来推动思维科学的研究。”[3]

只有逻辑分析能力的冯氏计算机,尽管已有海量信息存储和高速运算能力,但是,本身并没有模拟形象思维的功能。在模式识别方面(例如,汉字书法作品的识别)人们做了许多努力,至今成效不大。

但是,典型类比分析法实践证明:在特定的条件下,现行的计算机用于模拟像“专家的工程类比”这样的形象思维,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有效的,可以普及应用的。这个“特定条件”有三:① 这种复杂性科学技术问题原则上是可以用模型方法处理的,只是由于“机理复杂,关键性参数不清”,使得理论分析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信度低。② 这种复杂系统(个体)具有可观测的(或同时具有可控制的)序参量。③ 在某一系统(个体)中,这种序参量的测试结果在同类系统(个体)中已经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可以作为典型信息,用以对上述理论分析模型作反馈和综合性修正。

(二) “典型地质环境”的提出和选定

地下工程围岩稳定性分析预测难题的关键,是地质因素复杂多变,加以施工中人为因素的触发,难以获取比较符合实际的原位测试资料。但是1980年代初,在中国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花费了超出常规若干倍的资金、技术力量和时间,在最为软弱、破碎的Ⅴ类围岩中的一个特定的新奥法地下工程,获取了比较系统、完整、符合实际的原位测试资料。如果用传统的数理统计的方法,Ⅴ类围岩的样本数为1,可信度为零。但是,如果换一个思路,用毛泽东倡导用于社会调查的、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典型方法(或称“典型-一般方法”)去处理,把已经获取的、比较符合实际的原位测试资料所反映的该地下工程的地质环境(以及相应的施工条件,下同),看作Ⅴ类围岩地下工程的典型地质环境,就有可能另辟蹊径,绝处逢生。

“典型地质环境”概念在脑海中的涌现,是对“地下工程围岩稳定性分析预测难题”长期的苦苦探索中,突发奇想,豁然开朗的。这种典型地质环境概念的提出和具体选定,需要总揽地下工程全局,洞察地下工程内外的关系,抓住主要矛盾,将联想、想象、类比等形象思维方法,和分析、归纳、演绎等抽象思维方法结合起来。因此,逻辑思维是时常应用的,起着基础作用。但是,在解决问题的关键时刻起主导作用的是形象思维。

卢明森提出的形象思维三条基本规律中,核心是形象典型律。形象典型律强调:“如果对某个有代表性的感性形象的个性特征加以概括,那么它就成为反映一类事物的典型形象,它的作用则在于从若干事物中去识别某一类个体,因此这样的典型形象就不再是感性形象,而是理性形象了。二者的区别在于:感性形象强调的是个性形象,而典型形象则强调的是一类事物的典型特征。”[16]在围岩稳定分析中,形象思维中的典型形象(即:各类围岩中典型工程中原位测试的、代表性良好的典型地质环境)既是个别工程的形象,同时,这个工程所在的同一类围岩中,地下工程地质环境之主要的、共有的特征,又集中反映在这个别工程上。也就是说,在围岩稳定分析中,典型工程具有同一类围岩地质环境的典型特征,因此,在同类围岩地下工程中代表性良好。从思维科学的角度观察,典型地质环境的意义在此。

(三) “用计算机模拟专家经验类比的形象思维,能够达到工程实用的水平”的验证

以形象思维为主产生典型地质环境和典型类比分析法,及其计算机软件,能不能有效地模拟专家的形象思维?能不能为国内外岩石力学与地下工程界公认?

在十余年来数以百计的地下工程应用验证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以下三点可以明确回答:“典型类比分析法第一代软件——BMP84A程序,是否已经能够起到专家现场咨询的作用?”

1. 国内的社会认同

1994年总参谋部兵种部组织的技术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典型类比分析法“发展了坑道工程设计理论,使坑道支护设计技术产生了带突破性的进展”;“总体上居于国际先进水平,5个特点方面居于国际领先地位”。1995年1月获军队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经大量工程应用验证,典型类比分析法已经纳入我军《防护工程设计规范》,1998年经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批准在全军实行。2000年总参谋部兵种部已将典型类比分析法软件下发各大军区工程兵使用。下面简介一个典型工程实例:

海军某大型重点坑道工程任务紧急,要求1999年当年设计施工完成,确保安全。该坑道开挖跨度20米,高9.1米。其中有两个软弱岩石段,总长70米。由一位缺乏工程经验的、年轻的硕士主持设计,衬砌厚1米,双层配筋,钢筋直径32㎜,净间距48㎜,施工难度大,难以保证安全。后来得知典型类比分析法已列入我军规范,改用典型类比分析法软件(1998年版)进行分析预测。经综合分析比较确定:衬砌厚0.65米,钢筋直径25㎜,净间距80 ㎜(节约混凝土35%,钢筋约50% )。当年胜利建成,证明设计安全可靠。同年8月海军某部致函写道:典型类比分析法“具有快速反应、简便实用、直观、可靠性较高的特点,非常适应当前我军国防工程建设发展的需要。”

2. 西方同行能够明白:“为什么一个计算机软件,能够起到专家现场咨询的作用”

1996年1月《国际岩石力学与矿业科学学报》主编J.A.Hudson博士来华,笔者告诉他:“二滩水电站导流隧洞施工中进行设计校核时,我并不在现场。设计院的工程师使用我研制的典型类比分析法BMP84A程序,起到了我到现场咨询的作用。” Hudson博士说:“我几乎不敢想象。”并说希望笔者再写一个稿件,让他的读者都能明白。

在J.A.Hudson博士的学生和助手矫勇博士的大力帮助下,笔者和助手吴向阳等的论文“典型类比分析法在二滩水电站施工中的应用”的中、英文稿,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斟酌、修改补充,又经过J.A.Hudson博士的英文编辑,并为“典型类比分析法”的英译定名(Precedent Type Analysis,简称PTA),1998年12月发表于《国际岩石力学与矿业科学学报》[17]。说明这篇稿件达到了使西方读者都能明白:“为什么典型类比分析法分析程序,能够起到专家现场咨询的作用”的要求。

3. 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的推重

2007年1月,新任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J.A.Hudson博士发表长篇论文:现代化的岩石力学建模与岩石工程设计的流程图。在引言和综述以前的工作部分,该文引用1977年以来8篇文献,多数出自国际权威专家学者,1998年笔者和助手的上述论文也在内。随后J.A.Hudson博士提出“现代化的岩石力学建模流程图”,引用当代8种岩石力学建模方法,其中之一是典型类比分析法。[18]典型类比分析法能够为国内外岩石力学和地下工程界主流所理解,并得到公认,可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实。

(四)典型类比分析法在特定的方面,能够模拟专家现场咨询,并高于专家现场咨询的6点表现

1. 专家现场咨询意见主要是定性的,而典型类比分析法软件对围岩稳定性的分析预测是从定性到定量、逐次逼近的;

2. 典型类比分析法软件以计算机为基础,一般工程技术人员都能掌握应用;

3.以工程地质力学指导下的、更为先进的“坑道工程围岩分类”,作为类比的基础;

4.以同类围岩中地质条件最差的,具有比较系统、完整的原位测试资料的典型工程的典型信息,作为类比的基准,可信度高于一般专家;

5.充分利用岩石力学数值分析的优势,是一种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能够反映洞形、埋深、支护配置等结构因素。这是专家经验难以反映的;

6. 人机结合,以人为主。既发挥人的宏观经验判断的长处,又发挥计算机高速运算、海量存储和信息处理的优势。

既然典型类比分析法把地下工程专家咨询经验,即“别人很难学到的那些科学以前的知识,即精神财富”,挖掘出来,并且已经帮助地下工程中工程技术人员把“智力开发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既然在地下工程专家咨询经验方面,典型类比分析法已经“是把还没有形成科学的前科学知识都利用起来”,而且在广泛的实际应用中,确属行之有效,那么,钱学森指出的:“形象思维比抽象(逻辑)思维更广泛,逻辑思维只是解决科学问题,形象思维是把还没有形成科学的前科学知识都利用起来。这是智能机的问题。”[16],典型类比分析法虽然属于软件(原则和方法),不是硬件,但是从功能的某些方面看,应属“智能机的问题”似乎原则上应该是成立的,应该也是经得起反驳的。

但是,典型类比分析法对于形象思维研究来说,毕竟只是一个个案。凡是具体经验都有局限性。对于形象思维的模拟,本文如果真的能够讲清楚一点儿的话,也只是一颗铺路石子而已。

五、小结

一个具体的复杂性工程技术问题研究,如果自觉地以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总体框架为指导,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加以观察,并且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和科学传统,以及不同学科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进行对照、分析,加以融会贯通、有机结合,就有可能解决西方科学家所未能解决的科学技术难题,并且有可能在理论上见西方科学家所未见。笔者感到,这是钱学森指出的一条光明大道,也是尽快取得有价值的理论创新成果,并且在技术创新和普及应用上有所发展的必由之路。据此笔者认为: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总体框架作为复杂性科学研究的纲领,应当之无愧。

本文提出“典型类比分析法是形象思维模拟的一个小小的突破口,初步具有钱学森指出的‘中国第一代智能机’的某些功能”的初步认识,当否,敬请批评指正。

A Complex Case Study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Qian Xuesen’s Modern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 Shihui

( Visiting Research Profressor of Key laboratory of Engineering Geomechanics,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angle of a case study, to explain the enlightenment of Qian Xuesen’s modern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key point of this paper is that “ Is the Precedent Type Analysis a small gap to model the thinking in images on computer? ”

[key words] modern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lexity study; case; Precedent Type Analysis; thinking in images; order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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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设计研究院:《小浪底水利枢纽地下厂房支护设计报告》.1994年.第50-51页.

[2] 钱学森,王寿云.1980.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见:系统工程普及讲座汇编(上).中国科协普及部.1-6.

[3] 钱学森.我国智能机的发展战略问题——在全国第五代计算机技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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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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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 钧.世纪之交的岩石力学研究[A].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第五次学术大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1~16.

[4] 孙小礼主编.1993.自然辩证法通论(第二卷 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94-95.

[5] 于景元. 1996.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A].见:王寿云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54,62.

[6] 李世煇,吴向阳,尚彦军. 地下工程半经验半理论设计方法的理论基础——围岩-支护系统是一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2.21(3).299-304.

[7] 李世煇.1991.隧道围岩稳定系统分析[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18,153-181.

[8] 李世煇,赵玉绂,徐复安等. 1999.隧道支护设计新论——典型类比分析法应用和理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392-403,161,433-454,403-418.

[9] 钱学敏.1994. 钱学森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构想及其“大成智慧学”[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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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世煇.系统科学方法论及其在典型信息法中的应用[A].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等主编. 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研究[C].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212-221.

[13] 李世煇.工程信息科学方法论探讨:半经验半理论[A].马蔼乃等编.信息科学交叉研究[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254-260.

[14] 钱学森.1986.关于思维科学[A].见: 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31-32.

[15] 钱学森.1986.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A].见: 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76-80.

[16] 卢明森.1994.思维奥秘探索——思维学导引[M].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291-301.

[17] Li S (李世煇), Wu X, Ma F. 1998. Application of precedent type analysis (PT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rtan hydro- electric station,China[J]. Int J Rock Mech Min Sci 35(6): 787-795.

[18] J.A.Hudson , X.T.Feng. 2007.Updated flowcharts for rock mechanics modeling and rock engineering design[J]. Int J Rock Mech Min Sci 44(1): 17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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