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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德:从文化视角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层思考——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

更新时间:2008-07-23 18:01:23
作者: 王晓德  

  

  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的沥心之作《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以下简称《政策》)于2007年9月出版。掩卷之余,感触良多。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作者对如何释读美国外交政策提出的理论思考或研究路径,为研究美国外交史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或思路。尽管作者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这本书对促进中国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意义是无可置疑的。这里发些议论不能看作是对这本书的全面评价,只可算是读了这本书之后的几点感想而已。

  

  一

  

  从词性上讲,“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词,本身并无褒贬之分,但在美国的官方文献中,涉及本国人信奉的观念时很少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而多用“Ideas”。在很多情况下,“意识形态”是指对美国人根本价值观构成威胁的敌对国家或势力所信奉的思想体系或价值观念,如“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等。美国民众不大喜欢这一术语大概与此有很大的关系。美国政治家有时也谈美国的意识形态,但很多时候是在与他们眼中的“邪恶”的意识形态进行比较时用来凸显美国的“正义”,如现任总统乔治·布什在一次讲话中涉及到国外“错误”的意识形态时指出,美国的意识形态是基于“同情、正派和公正”之上。[1]大概受国内的教育和媒体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非常狭隘,一提到“意识形态”,总是与国家制度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把“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政治化了,“意识形态”真正所指远不止此。如果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整套完整的认知体系、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2],那么很少有国家缺乏指导政府内外政策制订与执行的官方意识形态了,如果再细分为“正式意识形态”和“非正式意识形态”[3],那差不多就涵盖了大文化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其实,就美国而言,人们很难在“正式意识形态”和“非正式意识形态”之间划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二者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之一可能更倾向于追求“正式意识形态”所确定的目的,但在决策过程中也许受“非正式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大一些。

  在美国人看来,如果一个国家笼罩在浓厚的“意识形态”之下,那一定是指与美国敌对的国家,一般是与狂热的政治运动或非理性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在站在美国文化之外的人看来,美国是一个具有很强意识形态取向的国家。从美国立国到迄今为止,其公民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以及对《独立宣言》、《邦联条例》、《联邦宪法》及《权利法案》等立国文献中体现之观念的执著坚持程度,很少有国家的民众能够与之相比。美国这种“很浓”的意识形态氛围一般不会转化为狂热的非理性行为,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美国国内的“红色恐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麦卡锡主义”等。不过这些带有狂热倾向的行动只是少数者所为,因其与美国人所信奉的主流价值观相悖,注定不会形成民众参与的大规模迫害运动,于是,很快也就烟消云散了。美国是否为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但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信仰与观念显然对美国人的世界观及美国政府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此学者们很少持有异议。实际上,这套“信仰与观念”构成了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也赋予了从意识形态角度探讨美国外交政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从意识形态角度研究美国外交早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政策》一书尽管也是探讨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但独到之处在于作者把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的影响纳入了政策过程来分析,提出透镜、栅栏、跷跷板及路线图几个模式,并应用这些模式来解释20世纪的美国对华政策。

  《政策》一书的另一个学术价值在于全书的结构和解释框架。导言是在政治哲学的层面来界定意识形态的定义、特征和功能,至少在国内学界很少有论著在这方面做出如此充分的阐释和研究;上篇是运用导言中的意识形态定义从政治哲学和历史学两个层面来讨论什么是美国的核心意识形态;中篇是在国际政治学的层面来分析上篇提出的美国两大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如何塑造了美国人对基本外交与国际问题的理解,即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观,而这一国际政治观构成意识形态影响外交政策的中介;下篇从决策过程层面来剖析中篇总结的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观如何影响具体的对华政策。结束语提出了“美国外交风格”和“意识形态范式”两个概念。上述三部分在内容上层层递进,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对20世纪美国政府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外交风格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如《政策》作者所言,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塑造了美国外交的两大意识形态。这的确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美国人对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信奉使之表现为正式意识形态的特征,而根深蒂固于美国人脑海深处的文化价值观,以及他们对其独特的国家身份的认知等构成了民族主义的核心,体现出了非正式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美国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但却把这种源于欧洲的与专制王权对立的思想发挥到极至,“自由”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汇,美国由此在西方世界中成为经典的自由主义国家。正因为如此,当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开始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美国人信奉的自由主义势必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也成为美国政府在国际社会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当然追求的自由主义目标首先必须与美国的现实利益相吻合或者有助于美国现实利益的实现。用作者的话来说:“自由主义信仰与美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一起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美国的外交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以及什么是合理的国际秩序等问题的看法和实践,这些看法和实践构成了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取向。”[4]随着美国有形力量的强大,这种影响在美国外交中更加显而易见。

  按照《政策》作者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界定,这种意识形态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但美国人对“民族主义”这一词语讳莫如深,惟恐这个上帝选择的国度落入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同等地位。美国革命成功后,开国先辈们无不希望这个新国家能够成为全世界效仿的榜样,以“民主与自由”的制度打破几千年来束缚人们思想与行为的专制镣铐。在他们的脑海中,美国具有把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从专制的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这也是这个自诩为“山巅之城”的新国家给世界带来的希望所在。这样一种价值取向根深蒂固于美国文化之中,至今没有发生改变。因此,美国政府忌讳用“民族主义”来描述其内外政策,政府文献中出现的“民族主义”多是来用来贬抑在国际社会那些为追求自我利益而对其他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非民主国家,在20世纪之前这些国家多是指欧洲国家,20世纪之后多是指共产党国家,以及新崛起的对美国既得利益产生“威胁”的发展中国家。这里的潜在含义是,奉行以“民族主义”为特征的内外政策的国家,其追求的目的是与美国人宣扬的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与狭隘的爱国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5]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环顾全球的国家,至今这一点不仅没有改变,而且“环顾”早就随着美国力量的强大转化为实际的外交政策,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美国相提并论。一般而言,“民族主义”总是与“国际主义”和“普世主义”相对立的。在美国人的眼中,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意味着对社会现状的激烈变革,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就可能成为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根源之一;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奉行完全保护主义政策的“自我封闭”发展,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反动;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以盲目崇拜本土文化为特征,对外来文化的进入抱有一种敌视的态度。美国人实际上给“民族主义”贴上了“排外、孤立、盲从、封闭”的标签,使之处在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位置。这样,当美国政府奉行以追求“自由主义”为目标的外交政策时,“民族主义”至少在表面上或理论上很难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了。

  美国人忌讳“民族主义”,但并不是说“民族主义”与美国人无缘。其实,美国人的民族主义观念或情绪表现得更为强烈,至少不比其他国家的民众差。以经济民族主义为例,美国立国后是在对欧洲古典重商主义的批判中走向世界市场的,其领导人从来没有停止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宏扬。在早期美国历史上,开国先辈试图将自由贸易、平等、互惠等原则在国际贸易中推而广之,但最终还是根据美国实际利益的需要,逐渐形成了处理最具功利性经济问题的商业理念,许多人经历了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向有助于美国经济利益实现的思想,甚或经济民族主义倾向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随后出现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基础。保护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很长时期影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制订与执行便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美国政治家不时地发出“美国第一”的呼声同样体现了“民族主义”的基本取向。美国不是一个倡导“民族主义”的国家,但“民族主义”在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与“自由主义”一样对国家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价值观判断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很难找到共通之处,前者追求的似乎是一种超越国家利益的目标,包含着人类“最终归宿”的味道,而后者却只是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与“自由主义”追求的目标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然而,这两种倾向在美国人身上却结合的“天衣无缝”,互为渗透。除美国之外,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融为一体,作为构筑美国主流文化信仰认知体系的两大内容,“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普通美国人身上都有所体现,在那些掌握国家权力资源的精英人物身上表现得就更为强烈了。王立新教授通过理论思考和分析,找到了两者之间存在着的有机联系,如果说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世界具有普遍性的话,那么美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能够把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区别开来的特性,前者主要体现在美国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国家重要文献之中,后者既是前者的基础,也是前者的自然延伸,界定了“美利坚国家身份、命运、追求的思想体系”。[6]这两大主义形成了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其对美国外交活动产生的影响,很难割裂开来进行阐述。抛开受现实利益的驱动,在很大程度上讲,美国政府是用“民族主义”的手段来追求“自由主义”的目标,如在国外寻找自由的“他者”来“强化自身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7],用强制的手段向全世界传播以“自由”为主要特性的美国文化价值观,向国外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自由市场体制等等。

  当然,上述有些看法是我读了该书后的一点感想,不见得符合王立新教授在书中体现的本意,但作者提出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塑造了美国对外关系的意识形态”观点非常有新意。他通过对这一观点的系统展开构架起自己的解释框架,并沿着这一研究路径对一些重大问题的阐释的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如“自由主义与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国家利益观”、“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国家秩序思想”,以及“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史上的对外干预”等等。这些问题对解读美国外交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显得很薄弱,王立新教授可以说是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这些问题阐述的有理有据,对从更深的文化层面上理解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

  

  2005年7月2日,我与家人游览完美国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国家公园之后驱车南下,夜晚留宿在该州谢尔顿小镇的一家连锁旅店。翌日正是美国独立日的前夕,早晨打开电视随即被美国一位宗教界很有名的人士罗伯特·舒勒在庆祝独立日发表的煽情演讲所吸引住了。舒勒在演讲中表明,美国是一个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有区别的特殊国度,以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楷模,在这个上帝选择的国土上生活的人们应该为之感到自豪和骄傲。实际上他的言外之意是,美国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形体,又是代表“善”与“成功”的符号或话语,而这一切主要取决于美国从一开始就与其他国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赋予了美国在地球上承担传播上帝福音的特殊使命。我注意到台下的听众几乎全为白人。当舒勒讲到美国承担的使命、美国追求自由的国家精神及美国在上帝指引下取得了不同寻常的成功时,听众报之于热烈的掌声,有人甚至激动的热泪盈眶。对美国人来说,舒勒的演讲算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爱国主义”教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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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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