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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伦理道德观的转化:发展公民儒学,提倡大公有私

更新时间:2008-07-22 11:09:14
作者: 林安梧 (进入专栏)  

  

  摘要:在大陆,中国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三大传统可以在交谈中互动发展。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共通之处——都包含人文主义,以人作为核心性思考,强调人的平等。今天,大陆处在走向公民社会的学习进程中,从“无我的自我”过渡到“有我的自我”,道德伦理必然大变,而大陆的伦理学尚来不及面对这一巨变,出现问题很自然。台湾是大陆一面很好的镜子,台湾代表的是一个旧世纪的扬弃和新世纪发展的可能。大陆应进行伦理道德观的转化,通过与其他多元文明的互动融通,发展公民儒学,提倡“大公有私”和人的共生共长共存共荣。

  问:能否谈谈您对大陆近几年来传统文化热的观察,您是如何评价的?

  答:大陆传统文化热,我以为是从所谓的文化知识分子热起来的。我觉得这样的热是浮在表面的,它必须落实到民间,好好生根发展,否则就只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炒作过程,只是他们取得声名的一个工具而已。当然,大陆也有一些文化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深耕易耨,很认真地在扎根、在发展,譬如读经运动,等等。我特别注意到,有很多知识分子呼吁:要让中国传统文化扎根,必须与整个民间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譬如说礼乐教化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要配合自然与人文,恢复中国传统的节庆,不要只是五一、国庆长假。这一点,台海两岸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同声呼吁,例如要有中秋节、教师节,而且应该以孔子的诞辰为教师节,以孟子的诞辰为母亲节。这些呼吁慢慢地大陆的政府也听到了,今年就取消了五一长假,而有了清明节、端午节与中秋节,我想这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认为大陆传统文化热基本上是一个剥极而复的过程。我常常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现在这个阶段很像从秦到汉、从汉初文景到汉光武的时期,是一个儒学重新生长的年代。这个重新生长的年代倒不必像汉武帝时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应该让百家互动,共生共存共长共荣,有更多的沟通与交谈。所谓更多的沟通与交谈,最重要的就是扎根,而扎根就不能离开现实生活路线。我知道大陆在这方面花过很多功夫,包括对于民间宗教的调查研究,譬如福建地区的三一教(明朝林兆恩创立,也称夏教)等。在台湾,宗教只要不违背刑法、民法,基本上是完完全全被保障的。而大陆在这方面,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过程里,只能够慢慢地一步一步发展,而台湾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所以有关宗教的问题,我认为一定要谨慎,不能够太快,在开放的过程里面也要有深入的理解。

  问:您如何看待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观点和方克立先生呼吁官方对政治儒学加以警惕的意见?

  答:这两位先生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蒋庆先生强调政治儒学,其实这个名称我以前与他提过,我并不赞成,因为政治儒学会让人误认为是一种政治化的儒学。不过我想经过他多年来的努力,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其实政治儒学的意思是政治面必须展开实践的儒学,而并不是被政治化的儒学。他的政治儒学是一种外王学的儒学,强调中国传统以公羊学为主导开启的一套外王思想。这一套外王思想经过他的调理以后,形成了他所谓的“三院制”,以及其他种种。我认为,蒋庆先生这个想法有点理想化,甚至有些乌托邦,并不现实。但他这个观点是重要的,因为能够引发更多的讨论。在一个文化的发展过程里,有人提出一些不同的想法是很有价值的,它能引发更多的讨论。当然有人会问,蒋庆这个想法会不会太封闭?有没有可能带着某种专制性?我想,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想法不可能具有“主导性的力量”,它具有的是一种“引发性的力量”,能够引起讨论。

  方克立先生呼吁官方对政治儒学的警惕,我想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立场所做的呼应。也有人对方克立先生提出很严重的批评,我认为这批评过头了。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中国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是三个很大的传统,这三个传统其实是可以交谈、互动、发展的。方克立先生做的这样一个呼吁,会引发马克思主义传统好好地来面对儒学和西方整个哲学传统,来做交谈和互动。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大陆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它其实已经累积、积淀了非常可贵的核心性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这块土地上所发展出来的思想里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更何况,在人类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是一个重要的传统,它有正统马克思主义,有新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夹带当时的政治力量,有它突破性的发展。至于新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强调回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时候它所面对的“人的异化”问题,后来开启了所谓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而这两个学派对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给出了非常清楚并有反省力的批判。这个传统是不容忽视的。

  2000年,我与郭齐勇、欧阳康、邓晓芒在武汉大学有了第一次中、西、马的对谈。2005年,武汉大学开了一个当代新儒学会议,会议之余,我们四个人又做了第二次对话,我与郭齐勇代表中国文化传统,欧阳康代表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邓晓芒代表西方文化传统。四个人虽然立场不同,但有一个立足点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大家相信中、西、马可能互动流通,可能交谈对话。我相信,以后这样的讨论会继续增加,这也是可贵的。

  问:您如何看待官方对儒学的提倡、支持和期待,以及儒学对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威胁和挑战这一矛盾现象?

  答:我知道中国共产党以前反对儒学,批林批孔,是关联着政治的,中国是在彻底的反传统的氛围下生出了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既反中国文化传统,也反西方文化传统,它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带有非常强的公平性、正义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开启了翻天覆地的运动。

  共产主义在整个中国的发展史上有其合理性,目前改革开放的路子,也有其合理性。在这个改革里面,大陆官方对儒学,对道学,包括对佛教,基本上都是支持和期待的,特别对儒学和道学给予了更多的提倡。就此来讲,我认为是一件好事。我以为不用太担心,因为儒教还很有发展空间,可以继续发展。儒道佛所形成的调节性原理、和谐性原理对于当前中国大陆是极为必要的。

  儒学对官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是有些冲击,但这个冲击不算太大,为什么呢?因为官方马克思主义所受到的冲击,不是来自于儒教、道教和佛教,而是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已经不是原先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新资本主义已经调整了早期资本主义的方式,而这样的方式,一方面看起来是比较人性化的,但同时它也因太人性化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个问题不是现在的大陆知识分子所直接面临到的,他们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改革开放可以带来些什么样的立即性的后果。而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整个大陆国民所得翻了几番,中国从原先的外汇存款很少的国家,到现在成为全世界外汇存款最高的国家。所以我的看法是,并不是儒学、道学与佛教冲击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整个大陆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然要根据形势发展而不断充实、创新,当然,也因此有很大的挑战。

  再者,我以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它们都包含人文主义(Humanism),都以人作为核心性的思考,都强调人有平等性。当然,就这一点来讲,原先的马克思主义更强调的是“革命的实践”,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新的发展是强调“社会的批判”,像法兰克福学派就强调这一点;相对来说,儒学强调的是“道德的省察”。但我认为儒学可以从“道德的省察”而转向“社会的批判”。就“社会的批判”这一面,强调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回到人、回到事物本身,物各付物、人之为人的社会。就此来讲,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应该有可接头的地方,而且是有一个重要的接榫点。所以我并不认为大陆对儒学的提倡、支持与期待,会导致儒学对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很大的冲击、威胁与挑战。其实,儒学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个发展,会提供一个调节、融通、交谈、对话的可能,这一点我的理解与大陆的一些朋友并不一致,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检讨的地方。

  问:儒学热应当与当下社会的道德状况有关,您如何评估目前大陆的道德状况?

  答:大陆目前的道德状况如何,我并不完全知道,但是这十年来非常强调以德治国,以法治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恒言其所不足”,强调以德治国,是否这社会上很多人无德?而强调以法治国,是否这社会上很多人不守法?那么,为何会无德?为何会不守法?我想也不是那么“无德”,只是在发展的过程里,原先以共产主义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体制的社会,目前已经开始转化为改革开放。既为改革,它就变动了;既为开放,它不再是原先封锁的。所以它已经在逐渐转化,从原先整个国家的一个控制的经济,慢慢走向了所谓中央调控,其实已经走向市场经济。

  须知:公有制下人的存在,与私有制下人的存在,状况是不一样的。在公有制、社会主义为主导下的人的“自我”概念,与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即所谓现代化社会下的“个人的自我”,概念是不同的;连带地,他们的道德实践方式也不同。我认为在这个过渡期里,原先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那“无我的自我”的道德观,其实已经不敷现代使用。从一个“无我的自我”,过渡到一个“有我的自我”,整个道德伦理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中国大陆来说,现在的伦理学来不及面对这个变化,所以必然会出现问题。不能说现在中国人的道德就比以前低,而是说现在的道德状况与以前的道德状况的评估起点已经不同了。在这个转化过程里面,其实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立足点和评估点;对于如何重新建构现代的道德,也还没有找寻到一个恰当的起点。这个问题,我想是很多大陆的学者朋友都在努力的。

  问:在“原子社会”(一种非熟人社会)里,道德如何可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如何保证?您认为儒教之于道德培育和约束有多大的有效性?

  答:这不是一个通过理论去说明就可以了事的问题,它其实是个实践的过程。套用一个术语“摸着石子过河”,只能一步步往前走,好好重新调节。从理论上说,在一个非熟人社会里,道德最重要的是必须放在一个法律契约所构成的公民社会的公共性、普遍性上面来谈,它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私下的交往与沟通,不是原先那“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考,也不是原先威权掌控下的社会,由威权者的道德实践来落实起。它必须通过交谈、互动,必须落实到生活中来,让每一个人知道他如何成为公民,什么是公民的公共性与普遍性,如何唤起自己的个体性与公共性、普遍性之间的张力的觉醒。这种张力的觉醒,如果够的话,那么道德就会从目前的状况日趋平稳,而慢慢生长。

  当然,你会问,如何是充分的张力觉醒?这问题就牵涉到我们必须有更多的交谈互动,必须好好去反省:原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特质是什么?到后来以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状况下,那个特质又是如何?而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年,发展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它的特质又是如何?在这样的发展过程里,我们可以发现,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强调儒教有什么核心性的概念能够来做主导,而是强调儒教、儒学有何核心性的概念可以落实在生活世界里头生长。而如何生长?它必须通过多元互动、融通,与其他各种不同精神文明更多地交谈对话,共生共荣这样来生长。儒教有益于道德的有效性,其实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来说的。如果在这过程里,我们去重视《论语》这样的儒教典籍,我们大可以说,应该对它有更高的信心,因为整部《论语》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孔老夫子与他的弟子、与当时的贤者、与当时人之间的一种对话。这种交谈对话的经典,不同于基督宗教的启示经典,它非常强调彼此对等的互动与融通,就此来讲道德建设是恰当的。其实,道德不是限制,也不是强制,它强调的是“生长”,一种彼此互动融通下的共生共长。我认为,即使在“原子社会”,非熟人的社会里,道德仍然是重要的。它其实还是必须回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融通,人不能够只是一个封闭的单子。但是,放在公共性里面,人是一个个原子。这里有两层,这两层必须要有更多的交谈,更多的理解。

  问:“人是一个可堕落的存在”,您如何看待人的“可堕落性”一面?

  答:人的“可堕落性”就隐含着“可超升性”,“可受诱惑性”就隐含着“自由”与“自觉”的可能性,这是连在一块儿的。如同佛教所说的,这“一念无明法性心”,一念既是无明,也是法性。也如同孟子所说,人的心是“出入无时,莫知其向”,所以孟子讲心善论、性善论。性善论是就性说;把心提到“志”,“志于道”的“志”,心有定向,是就心的“定向”去说性善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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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绿叶》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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