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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珏:日本社会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展望

——“日本当代社会学”专题导言

更新时间:2008-07-01 14:12:54
作者: 朱伟珏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对日本社会学的历史轨迹进行了追踪。日本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明治维新时期,战前主要受德国社会学的影响。战后,日本社会学获得了很大发展,其间共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重建期(1945~1960年)、发展期(1960~1980年)和转型期(1980~1995年)。马克思主义、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福柯及哈贝马斯等后现代主义分别成为这三个不同时期主要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民主化和现代化建设贯穿于整个战后的日本社会学。展望21世纪,日本社会学正致力于自身的变革,在继续为民主化建设服务的同时,努力从为现代化和工业化服务的科学,转变成为一门为人类与社会服务的科学。

  关键词:日本、社会学史、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出现于19世纪西欧,研究当时西方社会因现代化和工业化而出现的社会结构变化的科学[1]。和中国一样,日本作为非西方的亚洲国家,其早期社会学同样是从引进19世纪欧洲社会学起步的。在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当时落后于西方社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社会学家为发展日本社会学,使其成为一门适合于本土社会分析的社会科学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这一切都对中国社会学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本文着重对日本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及其21世纪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作一个简要的考察。

  

  1.日本社会学的诞生与形成

  

  日本社会学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明治维新时期。当时,为了建设一个能与西方世界并驾齐驱的现代化国家,日本提出了“富国强兵”、“脱亚入欧”等国策。在这些方针的指引下,思想界和学术界积极引进西方各种先进思想和理论。社会学作为当时西方最前沿的理论思想,同样受到了日本知识界的竭力推崇,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思想几乎同步被大量介绍了进来。如何看待西洋文化,如何通过吸收与借鉴先进的西方文化和理论,批判性地继承与改造日本传统文化,成了当时思想与学术界的首要任务。在这一大环境下,以西方社会学为基础的日本社会学应运而生。

  日本社会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大致可划分成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学主要受欧洲社会学,尤其是德国社会学的影响,十分重视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当时,齐美尔形式社会学在日本社会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日本的形式社会学以著名理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高田保马为代表。高田在继承齐美尔、藤尼斯等人学说的基础上,努力使社会学成为一门和经济学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独立的社会科学。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社会的本质是有情者的结合,希望的共存,无限接触的意愿,可以说社会学就是研究有情者结合的科学。”[2]高田的社会学摆脱了思辨色彩浓烈的综合社会学的束缚,使日本社会学成了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但与此同时,他又宣称,脱离现实是社会学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样可以维护社会学的纯科学性。他的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实践的重要性,使社会学成了纯理论性的科学。这一倾向此后尽管不断受到批判,却始终或隐或现地影响着日本社会学[3]。

  不过,虽然战前日本社会学以理论研究为主导,但以家庭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为中心的实证研究仍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较为典型的有户田贞三以美国社会学调查方法为依据撰写而成的、日本最初的社会调查入门书《社会调查》(1933年);铃木容太郎的《农村调查法》(1932年);《乡土生活调查法》(1935年);户田贞三的《家庭结构》(1937年)和有贺喜左卫的《日本家族制度与佃耕制度》(1943年)以及奥井复太郎的《现代大都市论》(1940年)等等。

  但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战前日本社会学在理论和实证研究领域里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受到天皇制集权主义的压制,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学的发展是十分有限的。战后,为重建日本社会学付出巨大努力的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曾在其主编的《历史与课题》一书中,对战争期间的日本社会学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写道,“在加强战时体制,大搞法西斯主义之时,社会学是不可能自由发足的。社会学批判所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充分进行讨论就被压垮了。不仅这样,而且还出现了一股追随反动潮流的倾向”[4]。福武的描述,并不仅仅局限于战争年代,它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战前日本社会学的整体状况。此外,战争对日本经济的破坏也给社会学的正常发展带来了巨大困难。战时物质的匮乏,明显限制了日本社会学会的活动。日本社会学会期刊《社会学年报》办到1943年时,由于资金的短缺被迫停刊。而《社会学研究年报》只出版了第1辑,就寿终正寝了,第二年也没有召开年度大会。战争不仅破坏了科学事业,对社会学也不例外[5]。

  总之,1945年以前的日本社会学,由于长期受到日本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其发展十分有限。

  

  2.战后日本社会与日本社会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战后日本选择了一条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经过50多年的发展,日本从一个封建集权制国家转变成民主国家,从一个经济上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丰裕的现代化国家。战后日本社会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即第一时期的战后复兴期(1945~1960年);第二时期的高速成长期(1960~1980年)和第三时期的后成长期(1980~1995年)。[6] 以此为依据,我们同样可以将战后日本社会学分成三个阶段,即1945~1960年的重建期、1960~1980年的发展期和1980~1995年的转型期。

  (1)战后复兴期与日本社会学(1945~1960年)

  1945~1960年,是战后日本经济复苏和政治民主化的时期。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由于美国的占领,日本无论在政治与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都置于美国的绝对影响之下。当时美国的占领政策主要是要清除日本的集权主义天皇制、半封建的地主制和家庭制度的影响。在美国的直接指导下,日本实施了土地改革、解散财阀和劳动民主化三大改革。民主化改革使日本社会摆脱了战后初期的混乱和贫困的状态,并建立起战后日本社会的基本框架[7]。在民主的政治体制下,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

  这一时期,也是日本社会学的重建期。战败给日本社会学带来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战后日本社会学的重心开始由德国转向了美国。美国社会学家的著作被大量介绍到日本。另一方面,战前受到天皇集权制压制的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尽管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领域遭到了挫折,但在思想和学术领域里,马克思主义却成为当时最具“正统性”的学说。因此,如何才能有效地将美国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学说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了推动当时日本社会学前进的最大动力。

  战后,社会学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实现日本社会的“民主化”[8]。众多社会学家们通过对二战前社会学存在方式的总结和反思,提出了社会学的新方向,即实证化道路。他们认识到,要发展日本社会学,就必须改变以往单纯强调哲学思辨的传统,重视经验性调查研究。福武直在《社会学的现状与未来》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今后日本社会学的基本方向:“今后社会学的发展除了开展实证研究以外别无他路”[9]。但值得一提的是,福武并没有否定理论的指导意义,而是认为“实证必须要以理论为指导”。显然,福武重建日本社会学的两大口号,即“民主化”与“实证化”,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与美国社会学。

  从20世纪40年代中叶至60年代末,日本社会学研究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范式。这一时期的社会学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揭示和批判日本社会的前现代性、封建性、落后性以及体现身份的主从关系为主旨的封建遗制理论、民主化理论和现代化理论;(2)美国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调查的积极介绍和引进;(3)诸学科的共同研究;(4)产业社会学、劳动社会学等新型研究领域的出现与细分化。

  同一时期,社会调查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具有代表性的经验性研究有福武直的《日本农村的社会性性格》(1949年)、大河内一编的《战后社会的实态分析》(1950年),川岛武宜的《日本社会的家庭结构》(1950年),隅谷三喜男的《日本货动史论》(1955年),尾高邦雄主编的《铸物街》(1956年)等等。同一时期,日本社会学会主持的“社会阶层与流动”调查(SSM调查)也正式启动。此外,反映多学科共同研究成果的各种调查研究报告也相继面世,其中较具影响力的有日本人文学会主编的《封建遗制》(1951年)、《社会性紧张研究》(1953年)、《近现代矿工业与区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1955年)、《近现代产业与区域社会》(1956年)、《佐久间水库》(1958年)和《水库建设的社会影响》(1959年)等等[10]。

  (2)高速成长期与日本社会学(1960~1980年)

  1961年至1980年,日本社会学迎来了快速发展期。这一时期也是日本经济出现高速增长的时期。自1955年至1965年整整十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也使日本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背景之下,时代氛围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始从“民主化”转向了“工业化”。同一时期,日本政府提出了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计划。一方面,人们被要求加倍努力工作,另一方面,日本社会掀起了颂扬消费“美德”的消费革命。高度成长使日本实现了工业化,日本社会逐步步入了“大众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给日本社会学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学的课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即探索保持经济高速成长的社会条件,以及阐明由高速成长所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的实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一跃成为日本社会学的主流范式[11]。

  具体而言,高速成长时期,日本社会学的研究热点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大众社会理论;(2)以家族、村落和都市为中心的实证性研究;(3)阐明与日本经济成长有关的日本社会的特征;(4)产业、劳动、犯罪、社会病理、大众传媒、政治、教育、社会调查等特殊领域的研究;(5)与历史性展望、历史意识和社会变动有关的理论研究,如现代化理论、产业社会理论、未来社会理论等等;(6)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包括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韦伯社会学、行为科学、社会心理与意识以及民众史的研究等等。

  另一方面,社会调查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日本社会学会在1965年和1975年,又两次开展了全国规模的SSM调查。而且颇具影响的安田三郎的《社会流动研究》(1971年)和富永健一编著的《日本的阶层结构》(1979年)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版。此外,同一时期还留下了许多重要的调查统计数据,较为典型的有中野卓的《商家同族集团研究》(1964年)、岩井弘融的《病理集团的结构》(1963年)、森岗清美的《家族周期论》(1973年),劳动调查研究会编《战后日本的劳动调查》(1970年)等等[12]。

  (3)后成长期与日本社会学(1980~1995年)

  80年代,世界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的多元化、信息化和后工业化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同一时期,日本也成长为成熟的现代社会和工业社会,并开始了向后现代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过渡。这一时期,不论是经济成长、国家财政和经济生活等物质条件,还是环境及文化条件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形成的积极效应,如财富积累效应开始显现。经济发展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日本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经济高速增长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从未体验过饥饿和匮乏的滋味。对于他们而言,丰富的物质生活是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领域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但另一方面,成长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露了出来,地球环境问题、大都市居住环境的恶化、交通拥堵现象,以及城市化带来的传统共同体的解体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日益淡薄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对社会学提出了挑战。

  同一时期,日本社会学也步入了转型期。战后,实证主义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现在,社会学家们发现,虽然调查方法越来越完善,统计手法也越来越严密,但是,作为研究背景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之间的关系却变得愈加模糊了[13]。日本社会学开始了向后现代主义的范式转换。信息科学和符号学的方法被相继导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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