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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危中之机——从90年代三部小说看社会思想转型

更新时间:2008-06-27 00:03:56
作者: 韩毓海  

  

  摘要:90年代是20世纪的终结,“大写的人”遭遇了市场化,“人的文学”面临危机。《白鹿原》代表的理学世界观,在非阶级化的人性偏好下,将“民族的历史”演绎成“民族的秘史”;边疆作品《尘埃落定》,深耕多元文化,拒绝“市场经济化”与“体制化”,保持了生机活力;《马桥词典》从事民俗学和文化民主的写作,致力于复兴那些由于被视为“方言”而遭到排除、压抑的人类精神活动。随着社会分化、区域间隔以及全球化,出现了具体的人、阶级的人、鲜活的人,这是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危中之机,是一个值得展望的文学自由的时代。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最大的特征就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中国出现了阶层分化的加剧、地域差别的拉大,特别是深受西方以大写的人、抽象和普遍的“人权”的挤压,即洋鬼子不准阿Q姓Q。用我们今天最时髦的话来说,整个90年代虽然高举着“大写的人”的旗帜,但总的来说,其发展模式、价值伦理恰恰都非常地不“以人为本”。由此,自五四以来,作为我们整个现代文化和文学制度根本基础的“大写”的、即抽象的“人”,陷入根本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当然首先表现在文学领域——90年代文学领域的第一个特征,就是80年代所提出的“大写的人”的意识形态、“文学是人学”的“人的文学”观口号走到了尽头。

  

  一、《白鹿原》的理学世界观

  

  有学者认为,陈忠实的《白鹿原》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的复兴。我认为,这个总的判断就很成问题。陈忠实在《陈忠实小说自选集》的序中畅谈了自己的“文学观”。这个序主要是两部分。第一部分说:小说就是表现“自我”的。说他走上文学道路是受到赵树理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很独特的,因为他从赵树理的小说里第一次发现了“自我”。即读赵树理使陈忠实发现的是“自我”,而不是中国农村;文学首先也是写自我,而不是写“现实”。第二部分说:文学的功用不是为了认识现实,而是表现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总之,陈忠实说他的小说不能用什么“主义”来概括,特别是现实主义。

  从这个序来看,把《白鹿原》作为“现实主义复兴”及其经典作品,也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陈忠实自己已经说了:它表现的是作家的“自我”和作者所说的独特的人类“生命体验”,跟现实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反过来,我们要求这样一部横跨中国现代百年历史的小说,对于历史和现实有什么“客观的认识”,那也是非分之想。比如我们知道,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主线就是革命,没有离开革命的中国近代史。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根源在于阶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从这个角度看《白鹿原》,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它显然不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观察中国近代历史的,因为它的视角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人”、“人性”的视角,而不是任何阶级的视角。

  但是,“人性”是否就是一种“阶级性”呢?这个问题,鲁迅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与梁实秋的争论中就已经解决了。大家都知道德里达和福柯,这两位哲学家的观点同样也是说,人性的话语本身是特定时代、特定阶级的话语。正是从他们的这个立场看,在历史上,从基督教、宋明理学到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世界观,我们经常称之为“唯心主义世界观”突出的一脉相承的地方,就是从“普遍的人”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历史,而且,这种“普遍的人”的视角,其实也是一定的、特殊的、阶级的视角,也是一个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从历史上看,它就是教士、理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这个阶级或者阶层的意识形态。当然,在近代历史上,这个阶级也会被革命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所裹挟,但是,他们在革命、在社会制度变革中提出和要解决的问题,却是他们自己特殊的问题,这种问题看起来好像是“普遍人性”的问题:比如同情心的问题、精神苦闷的问题、性的压抑和婚姻的不幸福的问题,——即这些问题又统统被归结在“普遍的人性”问题这样一个总主题之下,归结在具有“类本质”的普遍的“人性”这个大前提和假定之下。

  这样一个主题下的文学,或者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学视野里面的历史,当然与近代以来真实的历史状况——统治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争夺权力的状况是有很大距离的。而《白鹿原》就鲜明地秉承了80年代以来人的文学、人道主义文学的传统,它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人文知识分子阶级的小说,尽管它写的主要背景是中国农村,但是,一方面这农村必然是“人文知识分子眼里的农村”,好比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写的根本不是当时的中国农村,而是“侨寓”在城市里面的知识分子的“心灵苦闷”,它以表现“乡愁”这样的“生命体验”为目的。另一方面,它提出和解决的,当然也并不是农民的问题,而首先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和知识分子自己的问题。农村不过是载体,是人文知识分子自我的“投射”和外化——这就是《白鹿原》作者所说的,这部小说是写自我的、写生命体验的。

  《白鹿原》的作者,是站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崩溃的现实中,回顾20世纪以降中国农村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崩溃和破产。于是,作者的感慨自然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集体所有制当然非常糟,但以地主为核心的传统农村制度却也回不去了。革命已经走偏了,而“复辟”也没有了可能,中国农村的出路究竟何在?——作品浓重的失落感和悲凉,从根本上说其实就在这里。

  当然,《白鹿原》的作者可能拒绝这样的关于话语权力的分析,因为作者确实也没有从话语权力转变的角度、立场出发,去表现和探究中国社会、中国农村制度历史变迁的根源,而是采用了一个非常简单、当然也非常“传统”的,在90年代可能是非常独特的话语,来揭示、表现这种变迁的根源。这种话语就是新儒家、特别是理学或者理教的世界观,它使得《白鹿原》与五四以降,特别是赵树理、柳青这些作家的作品划开了距离。

  《白鹿原》里惟一正面、核心、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就是理学家朱先生,他是历史规律和宇宙真理的代言人。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不是按照具体历史的社会关系来塑造的性格,而是按照理学的太极图按图索骥,用理学的说法,是按照“气”的聚散而化成的“形”。更为主要的是,小说把整个历史理解为“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循环关系,这才是小说的核心:从表面上说,小说处处写“人欲”,我们打开一看,还以为是当代《金瓶梅》呢,但是,明代的理学家们,不也是说《金瓶梅》是通过写“人欲”来写“天理”吗?《白鹿原》其实也是这样。理学和理教的世界观是这个小说的总纲。不看到这一点,就不容易看到这个小说的价值。

  《白鹿原》的雄心壮志,一方面是写一部民族的历史,那就是按照时代的脉络,通过不同时代最鲜明的人物性格,来表现我们民族的自我、自我意识和“时代精神”;但是另一方面,陈忠实好像又对什么是“时代精神”,对于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没有把握,因为作者处在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崩溃的时代,所以作者“价值中立”到了不能批判地肯定“历史主体”的地步——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统治者还是被压迫者,他都不能肯定。于是,作者创造人物的办法,就不是塑造不同时代最鲜明的“自我”,而是按照“气聚成形、气消形散、不同禀赋造成不同气质”这种原始质朴的理学“天理-人欲”观来塑造人物。这样一来,所谓“民族的历史”,自然也就变成了作者所谓的“民族的秘史”了。而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在作者那里,当然也就变成宋明理学的朴素唯心主义了。

  由于这种抽象的人性论是完全非历史的,所以,《白鹿原》在观察历史的时候,就不懂得所谓的自我、所谓的人性、所谓的性格,首先是不同社会制度的产物;决定人物命运沉浮的,更不是神秘的“气”,不是风水;历史也不是“自我意识不同方面的展开”。从根本上说,人物的命运和沉浮是制度筛选的结果。

  《白鹿原》的非历史化、非阶级化,有着时代之幕。上世纪80年代以降,普遍的人性和人道主义这种人文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批判和摧毁了僵化的阶级论和空洞的阶级身份,对结束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促进全社会“团结一致向前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90年代以来,正是通过把不谙世道的大学生的世界观和混淆视听的小报记者的世界观普遍化和庸俗化,掩盖了90年代市场化进程背后急遽的城乡差别、国际矛盾和阶层、阶级分化。指导我们改革的,当然不是什么人性的“偏好”,而是制度的改造和创新,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人性和人权都不是普遍的,而是现实政治的安排。普遍人性的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话语,为强者所主宰,这一点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得最明显:一方面是,西方霸权势力不断用“人权”压制中国;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也信奉抽象、普遍的人,结果在人家的压制之下往往理屈词穷。

  90年代以来,继新儒家思想、儒教资本主义之后,出现了儒家现代化的思想。当然,整个文化界都说软弱无力的小资文化占主流地位,而这些看似高雅的东西,其实都不过是“普遍的人”的价值观的变种。与之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在被僵化地理解之后,则被终结和被抛弃了。结果,我们整个知识界不会从社会制度变迁的角度去分析现实、了解历史,甚至连经济学——马克思所谓最现实的学科——的基础,也竟然是关于“人性自私”、“人性的偏好”诸如此类的形而上学抽象人性论,经济学科已经脱离现实,倒退到亚当·斯密时代那种文学的水平,竟然仍好意思说自己是科学。

  《白鹿原》是应时的,很鲜明地表现了士大夫和小资的文化杂烩。所以,它看起来有一点《金瓶梅》,有一点《聊斋》,也有一点《93年》,比较松散,但核心是一种肤浅的知识分子人性论,尽管它在90年代是鹤立鸡群的。

  

  二、《尘埃落定》背后的文化多元

  

  阿来的《尘埃落定》,选择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小傻瓜”来揭示土司制度文化的兴衰。藏族原始神话、部族传说、民间音乐舞蹈构成了小说的结构,发表伊始就引起了轰动。但是,用一个傻瓜的视角来叙述,这是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开始的,更通俗的作品还有从一个傻瓜、弱智的视野来展开美国当代史的《阿甘正传》,所以,这一点并不稀奇。《尘埃落定》的关键,是写了西藏。什么是意识流式的小说结构模式?就是从主体和自我意识实际上已经崩溃的“傻瓜”和神经病的角度去叙述历史。不过写藏族题材,我认为最好的还是范稳的《水乳大地》(以云南藏区和多民族共处为背景)。范稳懂得一些历史唯物主义,懂得制度变迁的道理,他也许是惟一一个看到:从来就没有一个总体的、本质化的藏族和藏族文化。他描写的藏族文化,是在不同区域与其他文化互相包容、影响和借鉴中历史地发展和变化着的。藏族文化也并不代表着抽象的、必须要去保护和拯救的人类根本价值,而是代表了为在严酷环境中生存下去而焕发出的包容、变革、忍耐能力和充满可能性的乐观主义智慧。《水乳大地》没有把藏族文化博物馆化和本质化,它指出藏族文化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其中包含了来自汉族、纳西族等其他民族的文化——仅仅这一点就说明范稳非常高明。

  回到《尘埃落定》,问题是为什么90年代一部写西藏的小说会引起轰动?为什么一部赞美儒家世界观的小说引起了轰动呢?

  第一,它以多元的地方性、民族性瓦解了抽象单一的“人性”。说到“人性”,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说,我们当然都是人,因为我们首先要满足衣食住行才能谈其他,所以马克思的具有“类本质”的人,就是劳动着的人。除此之外,作为价值意义上的人,我们当然是“不同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每个社会都有特定的价值,在价值层面根本没有一个“普遍的人”这样的说法。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在当今世界上,我们尤其需要一个多元价值的观点,这样才可以说,世界上可以有多种现代化道路,我们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就是我们的价值,是多元的世界价值中重要的一元。所谓多元的价值,不仅是时间和历史上的,也是空间和地域上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需求下,我们中国的价值观,包括传统的价值观,再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必须被全盘抛弃的负面的价值。

  第二,上世纪90年代,边疆、西部地区上产生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反过来说明了把文化市场化是错误的。今天,我们要解放思想,主要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特别是反对洋教条。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好的制度,这个制度最好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混合的制度、多元的制度。现在有人说,我们要继续改革,要把这个混合的制度改造为标准的、全面的市场经济制度,这种说法很值得反思。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存在过一个标准的、抽象的市场经济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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