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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联邦制:马克思列宁政治文献的一个阅读

更新时间:2008-06-15 10:40:00
作者: 陈明明  

  

  引言

  

  在国家制度层面,新中国的建立无疑意味着联邦主义的终结,但在政治学理论方面,联邦主义何以被单一主义所取代,或者说,根据什么理由,联邦制被视为不适合中国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而必须采行单一制,仅以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的变化来解释是不够的。联邦制是基于国家差异性而采行的一种国家结构形式,这种差异性可分为地域、民族、经济、宗教、历史、文化等差异,其中最基本的是民族差异、经济差异和宗教文化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影响国家结构形式选择的“自然因素”,这些因素并没有因政权的更迭而消弭,它们依然构成联邦制的深厚基础(联邦制的理由在于其由宪法和制度规定的分权结构能够包容差异,协调差异,并由此走向统一),实际上也构成国家结构形式选择上因人们的心理预期而形成的巨大压力。因此,尽管制度上放弃了联邦制,中国共产党仍需为自己的政策转型寻找合理性依据。换言之,鉴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联邦制的态度和立场前后发生的重大区别,即《二大宣言》提出联邦制主张,随后将之载入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抗日战争期间虽然宣传上口径有所不同,但正式的文告(如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中仍加以庄严承诺,直到全国革命行将胜利之时才改弦易辙,故其现代国家建设(国家结构形式乃是重要环节)不能不要求对这种选择的变异有一个理论上的解释。

  

  资本扩张的逻辑

  

  在目前见到的文献中,这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诉诸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原则,二是诉诸中国历史的经验昭示。后面一个问题需要另文专述,我在这里主要关注并试图对之梳理的是前者。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组建的政党,马克思的理论对中共建国方案和政策的指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的论述中,联邦制的确不是他们属意的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的结构形式。他们对联邦制的批评态度总的说来是建立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逻辑及其内在矛盾演展的分析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潮流是由民族主义走向世界主义、由分散的孤立走向集中的相互依存。《共产党宣言》将这个重要思想表述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全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 这个过程表现为资本主义的集中化趋向——“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联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2] 显然,资本向世界的扩张加速了民族在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形成了在经济上紧密结合的“世界体系”,但是,资本扩张的矛盾是,它在冲破民族和地域的樊篱、造就一个同过去相比意义巨大得无法估量的新文明的同时,也刺激了大量的“历史性的国家”(historic nations)或传统国家(traditional nations)将自己变为“现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states),以求在该“世界体系”中获得最大限度的自主行动的权力。

  在马克思的时代、在欧洲,资本的扩张意味着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内部对封建关系的破坏、资本主义对主权国家地位的谋取以及各民族国家对各自资本主义利益的推进。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实际上体现了资本的使命。因此,如果说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国家,那末民族主义的直接动力不是来自语言、血缘族群、宗教,而是来自资本主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的著述中,至少在1870年工业革命完成以前,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或者不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尽管马克思从未否认“民族国家”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单元,也一直支持诸如爱尔兰、波兰、意大利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地位的斗争,但是,民族和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作为世界革命的一个附带的问题来处理的。在世界范围内(更不用说在一国内部),民族关系本质上是国际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民族间的矛盾和对抗,最终可以归结为资产阶级国际统治的事实,民族关系说到底就是阶级关系。正如托马斯•杰弗逊很早看出“商人无祖国”那样,[3] 马克思也指出“工人无祖国”,[4] 无论身处何地、归属何族都无法摆脱资本的同质的强制,因此,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在马克思看来,不过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国际资本的世界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原则立场和上面提到的关于资本主义日趋集中化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对联邦制持批评态度的思想背景。

  

  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单一制

  

  许多文献都会引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单一制和联邦制的言论,以强调他们在两种国家结构形式之间的明确的取舍倾向,但是,对于他们何以欣赏单一制、否定联邦制却没有给予足够清晰的说明。和马恩大量的关于阶级、国家和革命的论述相比,他们对国家结构形式的阐释并没有专门的论著,而且这些阐释主要是服务于前者论证的需要,或是由论证前者引申出来的,甚至可以说主要是基于对一个国家政治现状与前途的思考提出来的。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等论文和文件中,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中心,即使是《瑞士的内战》,其问题意识和意义也仍然是德国的。马克思曾针对卡尔•海因岑对恩格斯的攻击及其为德国推荐美国联邦式的“具有社会制度的联邦共和国”的蓝图嘲讽道:

  所有那些人,即当欧洲、特别是当完全处于封建割裂状态的德国发生某一民主革命的时候,不去争取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及其归于统一的中央集权,而企图去培植“美国联邦制度”的歌利亚们,也要得到同样的下场(即“玩弄断头台的时期被砍去脑袋”的下场——引者注)。[5]

  德国为什么不能采取美国式的联邦制度?这和德国的经济政治发展性质有关。在美国诞生了第一部联邦宪法并将国家组织奠基于人权与分权的基础上的时候(1787年),在法国虽然从大革命确立的目标后退但毕竟资产阶级将国家的事业变成自己的事业的时候(1795年),德国既没有一个对无数小诸侯构成的帝国施加影响的政治中心,也没有一个敢于反抗国家侵犯的自觉的资产阶级。到19世纪中期,虽然经济活动已经成功打破了德国国内地域上的狭小界限,为各邦政府所希望的经济繁荣创造了前提,但小邦分立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克服。[6] 马克思对此有很多慨叹,他说:“德国染上了基督教德意志的特殊病症。它的资产阶级出现得太晚了,当它开始同君主专制进行斗争而力图确立自己的政权的时候,一切先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已经在同工人阶级进行残酷的斗争了,它那种政治幻想在欧洲人的意识中早已过时。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还保持着君主专制的政治贫乏以及一大群已趋于没落的半封建等级和关系,同时又局部地存在着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德意志对世界市场的依附而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引起的现代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斗争;……”[7] 换句话说,在德国仍然面临发展资本主义以消灭封建割据时,欧洲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与斗争成为主导着欧洲同时也包括德国在内的政治走向的主要制约因素,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已经不能自外于这一历史条件,过去时代在欧洲先进国家发生过的政治运动在德国必须按照新的逻辑来加以重组与引导。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将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但现在工人则必须将没收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成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同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当资产阶级民主派或是直接力求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或是当他们无力反对建立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时候,他们至少也要设法赋予各个乡镇和各个省区以尽量大的独立自主权,借以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状态。工人应该反对这种意图,不仅要坚持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并且要使这个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掌握之下。他们不应甘受民主派空谈乡镇自由、空谈自治等等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在象德国这样一个还需要铲除许许多多的中世纪残余,还必须打破很多地方性的和省区性的偏狭习俗的国家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每一村庄、每一城市和每一省都弄出一些新的障碍来阻挠革命活动,因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总之]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8]

  显然,“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所以必要,首先是它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国家运动逻辑的认识,即资本主义的集中化趋势必然导致“政治的集中”,[9] 从而“脱离闭关自守的隔绝状态,……使许多至今彼此独立的各个地方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的利益、习俗和见解的大国”。[10] 马恩的这一观点其实代表了当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主流的社会进化论关于人类政治演进的一种哲学信念,它和后来被人们概括为“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并无相异。但是,和后者不同,马恩对“中央集权制”的推崇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它符合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诉求。恩格斯认为,在分散的条件下,社会革命将事倍功半,[11] 只有在集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才能形成强大的组织优势。恩格斯甚至说,即使资产阶级有了相当的中央集权,无产阶级也根本不会认为自己因此受到损害:

  恰恰相反,正是这种中央集权才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联合起来,感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发现民主是适当的政治世界观并且最后战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不仅需要资产阶级最初实现的那种中央集权,而且还应当使这种中央集权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实行。……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如果要重新确立自己的统治,就应当不仅使各个国家也都中央集权化,而且应当尽快地使所有文明国家统一起来。[12]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工人党内一些人无论是援引美国联邦还是瑞士联邦作为德国未来的制度模式都给予尖锐的批评。在马克思看来,联邦制代表了一条同资本集中化相悖的趋于离散的建国路线,而单一制则与资本集中化的历史趋势相契合,所以有“(在德国)中央集权和联邦制的斗争就是近代文明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一说,[13] 以及得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联邦制在美国“东部已经成为障碍”的结论。[14] 可见,所有的评判都来自而且必须服从这一逻辑:(1)资本的扩张与集中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其表现是大工业生产方式);(2)这一集中不过是为工人运动奠定物质基础,并为最终将资本的集中变为劳动的集中创造条件;(3)而保障和体现劳动的集中的最高政治形式只能是民主共和国。根据这一推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15] “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16]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对联邦制持否定的态度,甚至这种否定有时迹近刻薄。不错,在他们的笔下,对讲英语的美国联邦制的评论还算客气,但对德语区的瑞士联邦制的看法则严厉得异乎寻常,这可能是后者因地缘和文化之故对德国的工人运动容易产生的“不良”影响要远甚于前者。马恩根本不认可瑞士联邦的民主,以为不足效法(这和列宁的评价大异其趣[17])。因为据说在这个国家不存在着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不存在着产生无产阶级并使资产阶级走上统治地位的大工业的前提:在19世纪40年代,“旧瑞士根本就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则几乎完全没有。”因此“文明国家的民主即现代民主跟……旧瑞士的民主都毫无共同之处。”[18] 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前面引述的马恩对现代资本主义分析的逻辑,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他们对瑞士联邦制度本身的看法——“旧瑞士……的所作所为恰好是反对中央集权。……在欧洲中部只有它还保持着原始的野蛮状态,……象野蛮的古代日耳曼人那样,极端顽固地坚持各州的主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a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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