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我第一次来宁波是1994年，那时我还在美国读书，来做我的博士论文调查。那是到鄞县，那时鄞县还是一个郊区，现在估计都是闹市区了。2002年我第二次来，感觉宁波非常好。这次来，我又发现宁波有了巨大的进步。宁波这个城市，就像我们30年来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经济快速地成长，证明我们30年走过的路是一条正确的路。
今天我要讲的是《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题目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不是很长，但也不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1978年我才上高中，现在工作也已经十多年了，所以这也是我自己走过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路。最近出现了很多对30年的反思，大家如果经常看报纸的话，就会发现很多反思的文章，其中很多是负面的。最近《南方周末》上登了一篇秦晖教授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个奇迹是怎么产生的呢？他的主要观点是，这个奇迹基本上是靠尽量压低工人的工资产生的，说白了就是通过压榨来产生的。我们知道，秦晖是中国自由派的代表，但他的观点和左派的观点却很像。很多的左派对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更进了一步，几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的理想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有人提出要继承文化大革命的遗产等等。
我今天要从正面的角度来讲，从正面的角度反思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总结过去，面向未来，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思考今后我们应该怎么走，建设一个怎么样的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文革把我们国家弄得天翻地覆，一切规则都被打破了。过去的30年我们基本上都在埋头搞建设，我们很少回头想想，或展望未来，思考我们的国家该成为怎么样的国家。在毛泽东时代，确实存在着一些好的东西。这也是左派愿意沉湎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个时代我们虽然穷，但是我们确实能拿得出一些独特的东西来，让世界上的许多人为之倾倒。左翼朋友从这个角度来反思这三十年，这也是对中国主流社会提出的挑战。他们所说的东西我们不赞同，但我们能不能拿出正面的东西来，告诉全体人民，说我们这30年走的路是对的，走对在什么地方，未来又应该怎么走下去。
第二个意义呢，我觉得更为重要，就是向世界展现一个正面的中国。所有的外国人，哪怕是仇恨中国的外国人，都承认这一点：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呢，他们中的一些人的观点要比秦晖更尖锐。他们说我们的成就是以牺牲我们的人民，牺牲我们的环境来换来的——甚至是以独裁的体制换来的。我自己到过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看了这些发展中国家，我感觉中国这条路的的确确是走对了——不仅走的对，而且走的非常好。我后面会讲一下我到印度的观感，现在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个朋友去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做生意，结果发现根本就做不下去，因为那里的贪污、腐败已经猖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的官员，小到警察、大到部长，都是靠钱买来的，而且明码标价的，比如做半年是多少钱，做一年是多少钱。花了这笔钱，他就要挣回来，所以就贪污、腐败，所以生意根本就没法做。这个朋友只好回来，从新疆过边检的时候都要喊“中国万岁”了，因为反差太大了。我们在国内，往往容易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毕竟身处这个环境里，总希望中国能更好一些。我们的比较对象是谁呢？都是我们想象中的发达国家。其实发达国家也不都是这样的。我举个例子。我刚从美国学术休假回来，去年下半年我在康奈尔大学访问了半年。康奈尔大学在纽约州的中北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山沟里面，进出非常不方便。我往往出来一趟，回去就要坐从费城飞出的最后一班飞机。飞机很小，只能坐十几个人。一次我上飞机之后，飞机只剩一个座位了。但这时上来一个地勤人员，说某某女士，请你下来，因为下面还有一对老夫妇没上来，需要一个人下去。那个被叫到的女士很胖，年纪也有点大了，一听就哭了，只会说“我有票，为什么要我下去？”但她还是下去了。后来飞机上的乘务员跟地勤人员说了一下，才又让她上来。但地勤人员必须叫一个人下去，因为下面还有人没上呢。所以他又叫了一个名字，这回是个华裔女孩，她只好乖乖下去。我们一直说美国是消费者的天堂，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反而在中国，消费者意识增强的非常快。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了美国的地步，或者说美国不好，我只是想说，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想象的西方生活，不一定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我们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特别是和仇视中国的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很明显能看出他们的潜台词：你们中国这样的制度，总有一天会完蛋的。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中国就像上下四车道的高速公路，平平整整，但是走到尽头却是万丈深渊。相比之下，他们对印度的比喻是什么呢？印度是坑坑洼洼的小路，但是这条路是永远可以走下去的。当然这还是说的客气的，说的不客气的是：中国还生活在中世纪，而印度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一个印度人跟我说的。等一下我谈民主的时候，还要谈印度的民主是怎么样的。我们在国外的一些人，也在跟外国人说同样的事情。他们要么对中国不了解，要么投合外国对中国的偏见。
我们总是说民族复兴，要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老一辈的人，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多半讲的只是经济，他们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历史得出的教训是，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开除球籍。但是中国要在世界民族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想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问题。日本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但是日本人给世界贡献了什么呢？说不出来。最终，世界的竞争，是思想的竞争。我这里说的思想不一定是某个思想家提出的思想，它有可能是做出来的。我们在过去三十年、甚或过去一个世纪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可以为世界贡献思想的，只不过我们往往沉浸在一种悲情里面，沉浸在失败者的情结里面——毕竟，自打鸦片战争之后，我们是被西方打败了。所以，当我们谈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往往要翻出老黄历来，说我们的文化如何如何伟大，我们的孔子说了什么什么；从来没有人说，我们在过去一百年间做了什么贡献，因为我们感觉我们是失败的。但是，我们过去的百年史的确是对世界有所贡献的。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来总结一个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今天要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分享一下，谈一下我对中国模式的思考。
一
我从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发展会成功来探讨这个问题。讲这个之前我们还要回顾一下我们过去30年取得了哪些成就。这个成就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高速的增长，二是贫困人口巨大的下降，三是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些都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做到的，它们是伟大的成就。在经济增长方面，过去30年我们的年均GDP增长率是9.7%。这个速度是个什么概念呢？一般而言，用70除以年均增长率就可以算出一个国家经济翻番需要的年数。这样说来，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基本上达到了7年、或8年翻一番。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我们的人均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四倍。这个目标其实我们在1998年就达到了。这个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展望未来，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没有减速的迹象，主要在于我们巨大的人力资源。尽管再过十五年，我们的劳动力会出现短缺，但是十五年之内我们的劳动力还是非常宽裕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与技术的提升相结合，中国经济增长就不会减速。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们的技术在提升。但是看看我们出口和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就知道我们的技术提升非常明显。看看珠三角，刚开始也是小打小闹，弄些低技术产品，现在呢，主要是以电子产品出口为主，已经不完全是劳动力密集型了。所以，我非常有信心，在未来的十五年里中国保持8%的速度增长，问题是不大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八到九年，我们的GDP就将翻一番。在我们的沿海地区，像我们宁波这样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肯定是超过10%的。现在宁波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呢？好像是4000到5000美元，再过七年，就应该达到8000到10000美元。大家在座的不管是年轻还是年长，都有希望看到人均收入达到20000美元的生活，也就是台湾今天的水平。现在我们的GDP按先行汇率计算，是美国GDP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到2035年，我们的GDP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按现行汇率计算的，还不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超过美国的时间还会提前，因为我们的物价水平比美国低。但是，在人均收入方面，我们跟美国还是会有一定的差距。我们要在人均水平达到他们的程度，我们在座的多数人可能看不到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二十到十六分之一。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相信，到本世纪中叶或更早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总量完全可以超过美国；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个成就是贫困人口的巨大下降。秦晖说我们是靠压榨老百姓来获得高速经济增长的，这不符合事实。我们看一下数据。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我们不到10亿人口，却有20%到30%的人是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前十几年里，我们的贫困人口下降了2亿，这是巨大的成就，而且绝对和改革开放有关系。有人说农村移民到沿海地区来打工，是在受剥削。可是，他们的生活水准的确是提高了，否则他们就不来了；他们之所以来，是因为生活水平有了提高。我们现在的农村贫困人口还有两千万到三千万，而且还有很多人会返贫；我们的城市里还有两千多万的贫困人口，拿着低保。因此，并不是说我们完全解决了人口的温饱问题，但我们在尽力。城市低保覆盖两千多万人，农村地区也在推行低保。当我们的收入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这在世界上是极其有意义的事情。实际上，在做世界不平等分析的时候，把中国加进去，和把中国拿掉，世界的不平等变化趋势会很不同，因为中国的减贫成就实在是太大了。对比一下印度，我们会感觉非常骄傲。印度1947年独立，基本上和我们在同一个时期建国。在195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不如印度，但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是印度的两倍。他们的贫困人口还占到他们总人口的35%，他们的文盲率是40%，而我们的文盲是10%左右。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们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每一次国外来调查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发现都在70%以上。很多外国的评论家说中国的数据不真实，老百姓都被愚弄了。但是有个印度裔美国人扎卡内尔，是《新闻周刊》国际版的主编，非常有名的年轻人，他就说，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中国人有理由骄傲，中国人有理由为他们的政府骄傲。中国人过去的三十年，是他们自打鸦片战争以来最好的三十年。
第三个成就是社会的基本稳定。我不是说我们没有波动，我们社会的波动也很多。但是波动是正常的；如果社会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那社会就不正常了。热物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一个复杂系统比一个简单系统更稳定。复杂系统里的活动很多，力量相互抵消；一个简单系统，碰到一个小的冲击，就垮掉了。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为我们社会的基本稳定感到欣慰。非洲我们不用谈，非洲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战乱之中。看看南美、南亚和东南亚，我们的社会比它们的要稳定得多。有人可能会说，中国的稳定是表面的，是被压制的结果，但是，看看民众对政府的满意程度，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的稳定是发自民众的。
基于以上三个成就，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是一个奇迹。有人说中国不是奇迹，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超出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水平。但是，这些经济体本身就是奇迹，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赶上它们，正说明中国也是奇迹。再者，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高速增长更是不容易。日本只有一亿两千万的人口，比我们一个河南省大不了多少。中国这么大，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快，贫困人口数量急剧下降，社会基本稳定，中国是个奇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二
有些人（如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认为，中国奇迹的发生，从原因的角度说不是一个奇迹，因为中国所做的都是标准教科书所教的内容。标准教科书说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是经济成长的动力，我们看一下中国过去六十年的积累率，基本上在30%到40%之间。我们省吃俭用，把储蓄拿去投资了。什么是经济增长？本来今天要消费的东西没有消费，留了下来，这留下来的东西能生产出比留下来的更多的东西，经济不就增长了吗？所以，储蓄和投资在经济发展早期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做到了。标准教科书说较高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我们中国也做得很好。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有人问他，比较中国和印度，为什么中国发展那么快，印度发展得那么慢？他回答，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教育水平就高于印度，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也高于印度。人均寿命不仅说明你能活多长，而是一个测量生活和医疗条件的综合指标。我们的人均寿命高，说明我们更健康，我们的人力资本更多。标准的教科书还告诉我们，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好工具。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其实就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是国家放弃权力，市场获得地位的过程，中国经济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了。
由此看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多数国家没有采用好的经济政策？为什么只有中国采用了？或者，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中国采用了好的经济政策？标准教科书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多数经济学家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的特殊性在哪里？我们既有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我们这个转型非常平稳，我们是在发展和转型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今天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我在这里要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原因，核心是提出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
这个模式有四个主要内容。第一是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什么是中性政府呢？它是一个以社会长远利益为追求目标的政府。这里说的是社会的“长远利益”，这很重要，等会儿我会详细解释。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不是中性政府，它们要么被少数精英集团所控制，要么被极端民粹主义所左右，陷入短期再分配，而是国家的长远发展。第二是财政分权。像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很难，很多联邦制国家都解决得不是很好。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是一个共和国，不是联邦国家，但是我们很好地解决了单一制国家内部的财政体制问题。财政分权带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因此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第三个是我们探索了一条新的民主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中国有民主吗？现在谈民主是不是太早了？这个我下面也会具体谈到。第四个是务实主义的政党。务实主义，我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待意识形态和对待现实变化的务实态度。因为邓小平所确立的这种态度，我们的改革在遇到阻碍的时候，才不至于停顿下来。比如1989之后，比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我们都没有停下来，就是因为我们有务实的态度。下面我就分别来讨论这四个因素。
三
要讨论中性政府，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奥尔森的理论。奥尔森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如果不是英年早逝，肯定会得诺贝尔奖。他在1982年写了一本书《国家的兴衰》，从分析利益集团着手，探讨国家的兴衰成因。他认为，那些停滞的国家——包括二战之后的英国、古代印度和中国——之所以停滞，是因为它们有顽固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只关注如何得到更大的分配份额，而不管国家的长远发展。比如，古代印度的停滞主要是因为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是怎么产生的呢？非常有意思，它是几千年前，由职业产生的。当时祭祀是最高等级，再下来是农民等等。处于高层的人不想失去自己特殊的地位，就要通过神化的东西把职业固定下来，好让子子孙孙都能够继承，衣食无忧。种姓制度由此产生，并成为一种世袭制度，而且是神化了的世袭制度。社会没有了流动性，社会变得非常僵化，从而停滞。种姓就是一种利益集团的表现，利益集团的特点是多分配，少发展。那如何解释一些国家的发展呢？奥尔森提出了泛利性组织的概念。什么是泛利性呢？就是一个组织的利益跟社会利益的重合度，重合度越高，则这个组织的泛利性就越强。当你是一个具有较强泛利性组织的时候，你的政策就会更有利于这个社会，因为社会的福利就是你的福利。一个人数众多的组织当然更容易成为一个泛利性组织，但也不尽然。一个反例是在庇隆统治下的阿根廷。庇隆是在1940年代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人，他的执政思想是民粹主义和法团主义。民粹主义的表现很多，也有不同的定义，一般而言，指的是照顾老百姓的短期利益，多分配，少投资。比如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因为民众对未来没有信心，所以更关注短期利益。法团主义是由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发明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势，就是把全社会通过一系列具有从属关系的组织控制起来，庇隆使用的组织就是工会。他实行高福利、高工资政策，从而获得工人的支持；她的夫人埃娃设立了一个基金会，逼一些大企业捐款。但到头来经济却陷入停顿，最后把阿根廷葬送了。阿根廷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是全世界第三富的国家，现在排全世界五十多名。如果从人数来看，庇隆应该具有泛利性，但他的民粹主义政策损害了他的泛利性。人数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组织的代表性才是重要的。
我在奥尔森泛利性组织的基础上引申出“中性政府”这个概念。一个中性政府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偏向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另一个是它把社会的长远利益摆在首位，能够抵制民众对于短期分配的要求。这样的一个政府让一个国家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那么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样一种以全社会长远利益为考量的中性政府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代表性。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则这个组织更可能组建一个中性政府。一个组织的政策要通过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产生，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成员之间的一种妥协，因此，组织成员的来源越广泛，则组织的政策越有利于整个社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它的成员来源决定了它的代表性。第二个因素是社会的平等程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社会是极端不平等的，那么一个政府要长期执政，它会怎么办？它的一个选择是找一个强势集团结盟，依靠它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另一个选择是走向极端的民粹主义，希望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南美所发生的，就是在这两个办法之间的摇摆。先是民粹主义，搞个十来年，不行了，军人政变，变成了右翼独裁。右翼独裁依靠一些大资本家来治理国家，把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一边，也不可能产生一个以全社会长远利益为根本利益的政府，这样民众又不干了，起来推翻右翼独裁，重新回到民粹主义。反过来，在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里，政府和任何阶层结盟都可能导致它失去政权，因为其他阶层很容易联合起来推翻它。另一方面，一个平等的社会里对民粹主义政策的呼声会低一些。在很多情况下，民粹主义诉求来自于民众和知识分子对极端不平等的不满，因为社会被少数人控制，财富被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却过着贫困的生活，因此大家才希望多分一些，尽快提高多数人的收入和财富。所以，一个平等的社会有利于中性政府的产生。第三个因素是政府的镇压能力。如果一个政府的镇压能力很强，不怕民众的反抗，它就往往不太容易成为一个中性政府，比如非洲和拉美的军人独裁政府。
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中性政府。一个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国民党从建党开始就是一个汉族精英政党，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反清色彩很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因为他的早逝而夭折，国民党失去了扩大代表性的机会。相反，1927年蒋介石上台之后，不仅在很短的时间里整合了军阀力量，而且加强了和商界的关系，整个国民党的基础，在农村是地主阶级，在城市是大资本家。蒋介石本人，那个时候把妻子送到日本去，然后与宋庆龄结婚，其实他是很有考虑的，他要找靠山，找宋氏家族这样的大资本。难道蒋介石不知道民众的重要性吗？他知道，但国民党的出身让他无法替民众着想，而且，他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也让他放心和大资本以及地主结盟。到了台湾后，情况就两样了，国民党政府变成了一个非常中立的政府，原因是它在台湾没有任何社会瓜葛，而且它的军事力量被大大消弱了。我们谈台湾的经济起飞，不要忘记，台湾的土改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提高了，把粮食问题解决了。顺便说一下，关于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评价问题。我觉得黄仁宇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他说，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想改造中国，蒋介石想自上而下的改变中国，但他失败了，而毛泽东是自下而上，领了一帮除了镣铐、什么都不会失去的穷人起来革命，因此成功了。这里就有一个阶级基础的问题。
另外一个例子是印度的国大党。国大党很像我们的国民党，因为它也是一个由上层精英主导的民族主义政党，目标是印度独立。不要忘记，甘地和尼赫鲁都是婆罗门，印度的最高种姓。我这里要谈一个人，他的名字是安倍卡尔。他是贱民出身，现在被印度贱民像神一样供奉。当他年轻的时候，受到很多歧视，因此就跑到美国读书，在耶鲁拿了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可是回印度之后，他找不到工作，因为他是贱民。于是他又跑到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拿了个法学博士，想回来可以做律师——律师是最受人尊重的，可是回来后他还是找不到工作。他参加了国大党。他和甘地有一个关于种姓问题的争论。他要求种姓平等，而甘地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种姓有什么不好，不就是社会分工吗？社会的发展就是要社会分工啊。”可以看出，国大党至少在早期，是一个高种姓控制的政党，它没办法背叛自己的阶级。所以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喊了无数次，要土改，但直到现在，也没有把土改完成，至今仍然有11%的农村人口没有土地。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政府是中性的呢？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增长共识”，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形成了经济增长第一位的共识。这当然有历史原因。我刚才说了，从孙中山到邓小平，我们的几代人都有极大的耻辱感。中华民族在过去的两千年间领先世界。领先到什么地步呢？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在秦始皇时代就发明了铁犁。有了铁犁就可以深翻土地，提高土地的生产率。铁犁在西欧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大概在十五世纪才有的。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在南宋的时候就发明了水泵。水泵的原理是在水泵里面制造真空，靠空气压力把水压上来。南宋时候没有电，只有靠人力制造真空，但是比水车要省力多了。而且，当时的水泵是铜铸的，说明我们当时的铸造工艺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所以，中国的几代领导人都有很深的耻辱感，他们觉得，中国的伟大复兴就在于搞经济建设。改革之初，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很激烈，邓小平避开意识形态争论的锋芒，号召把党的一切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让保守派无话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了增长共识。不能说增长共识带来的全是好的结果，但至少它凝聚了民心，把全国人民的认识再一次统一起来。文革的破坏力量实在是太大了，使得我们谁都不相信谁——连枕边人都没法相信。增长共识让我们有了共同的目标，有了过去30年的改革。
第二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1984年有一个莫干山会议，召集了许多经济学家，讨论城市改革的方向，最后价格双轨制成为一个折中方案。企业完成计划的部分，按国家价格销售，超过计划的部分，按市场价格销售。这就给了企业很大的动力，也给了非计划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很多的机会，才有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没有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价格双轨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寻租问题。比如现在的桑塔纳轿车，价格是6万多元吧？但在那时候卖多少钱？24万一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只要拿到桑塔纳的指标，就很容易赚钱。当时就有人把桑塔纳出口，然后再进口，就赚很多钱。这就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者，就是那些掌握内部资源的人，他们当然不愿意放弃价格双轨制。而这些人，有可能是在党内有地位、有势力的人。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初，我们还是放弃了价格双轨制。我们走过来了，并没有停滞在部分改革上。西方很多人说，中国的渐进改革会被利益集团所左右，无法进行到底。但我们没有停止，我们走过来了，我觉得这跟我们的中性政府是有关系的。
第三个例子是企业改制。这项改革是最关系到老百姓利益的，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另外一个是就业。我想着重谈就业问题。在1990年代后半期，有2000多万国有企业职工失去了工作，这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更深层次的，还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而改制似乎把工人抛弃了。这是党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不改制，企业就会生存不下去。1999年我去顺德调查那里的企业改制。顺德是最早改制的地方之一，那里的政府官员对我说：“我们的改制是止血工程。”在没有改制前，国有资产就流失的非常严重，因为国营企业多数是亏本的。比如，1990年代中期建的一个厂，厂子建成之时就是关门之日，因为技术落后，没办法跟私营企业竞争。不改制，我们的企业就不可能有活力，就不能参与全球化的竞争。但是，另一方面改制要波及很多人的就业。我自己深有体会。1989年我硕士毕业，回到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我们国家最大的输变电设备制造公司——下面的变压器厂企管办工作。我刚到的时候，办公室只有两个人，加我是三个人，两年后等我走的时候，那个办公室有七个人，1994年我回去看了一下，那个办公室有十几个人了。可见国有企业的臃员程度有多高。我自己做过研究，发现改制不是造成失业的原因，相反，改制企业跟没有改制的企业比，就业下降的幅度小得多，差距有十几个百分点。为什么会这样呢？1990年代后期，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改制企业，都在实行“减员增效”，但是改制企业的效率提高了，有了新的产品，新的市场，因此就会留更多的人，减员的速度就低一些。改制只是把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表面化了。党因此必须面对老百姓的质疑：为什么改制的成本都由工人阶级承担了？面对这个质疑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勇气。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不错的。一方面坚持改制，另一方面加大再就业培训，建立城市低保制度，度过难关。二十一世纪初的头几年，几乎天天都在讲怎么安置下岗职工，现在讲的少多了；经过这七八年的消化，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说明我们的政府是一个以中国老百姓的长远利益为重的政府。
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能变成一个中性政府？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历史原因。刚才我说了，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历史让几代领导人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第二个原因是1950年到1978年的教训。最重要的教训是政治上不能搞阶级斗争，经济上不能瞎指挥。从1957年反右开始，我们经历了1958年错误的大跃进，其后的三年灾荒，接着又是十年的文革。我们有多少时间是真正投入到经济建设上了？没有多少。在我的记忆里面，1970年代是最灰暗的时代。当时我在西安，也就十岁多点儿，冬天的时候早晨四点多就去排队买红薯，因为粮食不够吃。这是惨痛的教训。第三个原因是社会的平等。1978年的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了，这样的社会有利于让政府变成中性政府。第四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是台湾的一个朋友提示我的。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纪律性有关，它保证了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这四个原因使我们的政府变成一个中性政府，变成了为老百姓长远利益着想的政府。
四
我现在讲第二个内容，财政分权。财政分权在我们国家是全世界最彻底的，不仅中央和各省分权，省和市、市和县、县和乡、乡和村，都是分权的，分权到了极致。分权的好处有两个。一个是给地方提供了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改革之前，地方财政受中央控制，地方财政多了要交给中央，这样地方就失去了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八十年代开始的财政分权大大提高了地方积极性，而1994年的财税改革划分了中央税种和地方税种，把分权制度化了。分权产生的后果是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建设，这是中国的特色，没有一个国家是像中国这样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那么深。比如乡镇企业，就是政府办的，或者政府和能人合资一起办的。这样的现象有很多的弊端，造成了很多的腐败现象，但另一方面又可以集中很多财力来办事情，很多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来解决、来协调，这就造就了一批关心地方经济的政府领导。分权的一个后果是加强了市场力量，一开始是把一些事情交给市场来做，但是市场打开缺口就不断自我繁殖，不断要求新的市场。
分权的另一个好处是为一个大国的财政体制创造了新的模式。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是和平时期所有大国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涉及一个国家的国家架构。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单一制的共和国，但在财政上却是高度分权的，很好地平衡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分权本身而言，我们要看到它也有负面作用，许多国家分权的效果并不是很好。菲律宾是一个例子。1960年代菲律宾是世界的明星，亚洲的希望，但是现在你看菲律宾已经落后于中国了，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它了。菲律宾的停滞原因很多，一个原因和它的分权体制有关，地方都被家族力量所控制，家族势力经济、政治通吃，成为地方的独裁者。我们是怎么降低分权的负面作用的呢？我们用的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这是政治单一制的好处。中央政府有权威来调动省、市级干部，这给了基层干部很多激励，让他们仍然想着国家的整体利益。
五
中国模式的第三个内容是新的民主化道路。首先我想说的是，自由民主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前一阶段北大一位老师在《环球时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说我们到了和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抗衡的时候了。我不反对这样的提法，但要说明的一点，如果你不承认自由民主，你只会成为世界人民的笑柄，而不可能和世界相抗衡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回顾一下，自由民主是历史的必然。帝王制度存在好几千年，肯定有其必然性。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帝王并不是不可侵犯的，他是人们抗衡不确定性的工具。商朝有一个皇帝殷商，在执政的时候遇到大旱，老百姓搞不明白为什么，因此要他到天上去讲理，要把他烧死。你不是真命天子吗？那好，你就上天去和天神理论吧。殷商说，好吧，我去。他就沐浴更衣，坐在一大堆柴火上，准备升天。正要点燃的时候，突然惊雷四动，乌云密布，瓢泼大雨倾天而降，殷商免于一死。这并不是中国一家，世界很多地方都发现，所谓国王，其作用就是给老百姓带来确定性，带来平安。为什么后来有了民主呢？就是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发现皇帝根本不能带来确定性，带来平安了。社会分工复杂后，每个人面对的风险都不一样，君主解决不了了，大家只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就有了民主。这是从民主的功能意义上讲的，当然，启蒙运动后人性的觉醒也是产生民主的重要原因。但是，民主要成为一个稳定的体制，它就必须拥有一定的功能。比如计划经济，理想很好，要实现一个平等的社会，但它不具备功能上的优势，不能很好地发展经济，因此只能被放弃，回到市场上来。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正处在从君主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的伟大时期。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如果从宗教改革算起的话，已经好几百年了，也许还需要一两百年的时间，全世界才能过渡到完全民主的新文明。《环球时报》还刊登了一篇文章，是庞中英写的，说二十一世纪将产生新的文明，最大可能性是在亚洲产生。这是没有历史眼光的白日梦。自由民主，这个文明我们还没有实现，何谈新文明？我们不能因为民主产生于欧洲就排斥它，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必然前景。
当然，通向自由民主的路是有很多条的，中国所经历的，可能为探索新的民主化道路打开一条新的道路。去年我去了一趟印度，回来给《南方周末》写了长篇的文章，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也做了节目，谈印度民主。大家都对印度很关注，关注印度就是关注我们自己。我觉得印度的民主其实和中国处在同一个阶段。印度表面上看是民主的，在全国范围也能看到民主在工作，有一个正常的选举，基本上是平稳的交接权力——这是民主的好处，但到基层去看，看不到民主的好处， 民主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所以当我跟一些印度的知识分子谈的时候，他们会说印度根本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孟买的达拉维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那里的人均面积是1.8平方米——不仅包括住房，而且包括道路和其他公共设施的面积。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躺下来那么一点儿大的地方。我们去看政府帮他们建的房子，15平方米的一间房子，往往要住3家人，一家5口人的话，就要住15口人。晚上都是铺着席子直接睡觉，看不到家具。贫民窟里污水横流，没人管，要选举的时候政客们才来，说给你们修个厕所，那大家就都投他的票。可是，厕所越修越难办。为什么呢？厕所没人管，两个月后就成了污染源。孟买有一百多万人是在露天解决大小便的。在孟买如果坐早班车进程，你可以看到好多妇女在铁路边解手，因为白天没地方解手。民主按理说应该是政府向老百姓负责，但实际上在印度却看不到。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两个极端摇摆，一端是民粹主义，另一端是右翼独裁。民粹主义搞多了，右翼的大资本家就不干了，要夺权；独裁搞的时间长了，民粹主义势力又上升。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路要走好，应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回想一下发达国家民主的产生，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用了240年。英国的民主可以上溯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了1920年代，妇女才有了选举权，所以你看它的民主化进行了多少年。我当然不是说我们要重复他们的路，但至少可以看到，民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个学习的过程。中国需要时间，我们要把这条路走好。中国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平衡的道路，这条路不是完美的，但至少我们在尝试，比如村庄的选举。很多人说村庄选举根本没起作用，拉票、贿选都有。对，这没错，但我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村民选举之后，村庄变得更好了。我自己是做过研究的，发现村民选举后，收入分配均衡了，公共投资更多了。这说明选举还是有用的。而且，这是一个学习过程，学习民主的过程。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不同的阶层各自表述各自的利益，最后达成妥协。民主就是妥协。所以我不同意有些人说，因为农村教育水平低，不应该搞民主。比如印度有40%的文盲，他们照样搞民主。所有人都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利益，这和教育水平无关。关键是如何实现妥协。为什么会有战争啊？非洲为什么那么多战争呢？就是因为没学会妥协。1960年肯尼迪对尼克松的竞选，肯尼迪肯定是输了的，但他是怎么赢的呢？和2000年的选举一样，1960年的选举也是靠一州定胜负，不过不是佛罗里达，而是伊力诺依。芝加哥市长威廉•达利是民主党人，白道黑道通吃。眼看肯尼迪要输了，他连夜发动工会，填了十几万张死人票——就是死人的投票，让肯尼迪当选了。尼克松的助手劝他向最高法院起诉，尼克松想了一夜，说：“我不想做酸葡萄，我还年轻，我还有时间。”到了早上八点，他准时给肯尼迪打电话，祝贺他成功。为什么？这是个政治文明的问题，就是妥协，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牺牲自己的短期利益。到了1968年的时候，尼克松就当选了。这是要学习的，但不是提高了教育水平你就能学会。
另一方面，我们在高层也在学习民主。一个是区县人大代表的直选。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代表的普遍提名，但是我们看到，我们选出来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在增强，人大的权力在增加。我访问过浙江瑞安，那里的教育局长告诉我，在大的预算方面，是要通过人大代表表决的。区县的人大权力在加强。在国家层面，全国人大政协也在朝着职业化方向发展。
在中间层面，我们看到市民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以我自己住的世纪城为例，市民社会的因素增长很快。世纪城有自己的网上论坛，论坛上不准谈政治，但是，当发生关系自己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大家就都很积极。比如，政府原来打算在世纪金源购物中心旁边的温榆河岸上建一条酒吧街，但世纪城的许多居民不同意，怕影响这里的安静，就发起了一个活动，要求政府停滞酒吧街的建设，政府最后果然没有建。现在，他们又在讨论未来的地铁站问题，有些人反对在世纪城建地铁站，有些人支持，在网上讨论的很激烈。另外，有些热心人组织大家搞各种集采——就是集体采购，从电影票到香蕉、苹果，饭店打折票，什么都有。去年还搞了一次儿童奥林匹克运动会，好几百个孩子参加，从筹划、拉赞助，到组织，全是志愿者做的。这就是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石之一。我们的民主化从基层开始，上层配合，中间打基础，可能走出一条独特的路。维持这条路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我们有一个中性政府。这样的一个政府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弹性空间。国外的人不能理解这一点，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我们走的是有控制的民主化道路。这条路看似漫长，但却能做到一步一个脚印，每走一步都是进步。像印度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名义上实行民主了，但民主却没有给老百姓带来民主所许诺的东西，反倒是让民主失去了可信度，民主化道路变得更艰难。所以我在《世纪大讲堂》上说，就民主化的阶段而言，中国和印度同处一个阶段上，我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信心。
六
中国模式的第四个方面是务实主义。“与时俱进”时下成了一个打趣的词，但它恰恰是务实主义的很好概括。我这里想强调的，是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务实主义。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调整，它的累积效果非常显著。也许中共的核心信念——建设一个强大而平等的中国——没有改变，但关于社会应该如何组织起来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主张，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共将自己从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变成了全民党。从1978年到2006年，我们可以确定三波意识形态的转变。第一波发生在1978-1987年期间。从真理问题的讨论开始，我们的意识形态开始转变， 1978年11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结论，从而放弃了文化大革命中激进的意识形态，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在经济体制上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是巨大的进步。在改革之初，邓小平有两个著名的说法。一个是“不争论”，打开了实践的大门。另一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很重要，过去都是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要靠市场的力量。1987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党代会肯定了1978年以来的改革，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放弃了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强调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应该采取比较灵活的经济体制。第二波转变开始于1993年并结束于2002年。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改革进程经历了巨大的倒退，直到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才重新开始。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从而为1990年代的改革清除了意识形态障碍。1990年代是中国改革攻坚的时候，1980年代是改革的准备阶段，真正动真格的改革发生在九十年代。2002年底召开的十六大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为这波意识形态的转变画上了一个句号。从此，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代表无产阶级，而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从此变成了整个国家的政党，而非工人阶级的政党。以1990年代发生的变革来看，这个转变其实并不新鲜。第三波意识形态的转变才刚刚开始，其标志性事件是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按照官方的说法，和谐社会的特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关键词是“公平正义”。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增长共识累积下来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逐步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农村人均收入的3.3倍。从城乡差距或沿海—内地差距的角度来衡量，中国是世界上隔离最严重的国家。这一波意识形态转变的目标，在于纠正高速增长的负面影响。一些人倾向于认为这个转变标志着向民粹主义的回归；但是，极端不平等从理论和实证上讲都是对经济增长有害的，中共的这个新转变仍然是与它的中性政府的角色是一致的。
七
最后我谈一下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我前面说了，中国要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贡献自己的思想。中国模式充满了对世界的挑战，对成见的挑战。第一是挑战政府在经济发展早期的作用。西方国家的学者和政府官员，或出于意识形态成见，或为了掩盖自己的目的，往往要求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小的、但是有效率的政府。但是做到这点是很困难的，相当于让马儿跑的快却不让马儿吃草。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与东亚模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知道东亚模式都是政府干预经济，但没有中国政府干预得那么深。但我们做得较好，挑战了西方的主流观点。
第二个是国家治理方式。所谓民主，就是所有的人都做符合程序的事情。民主给了每个人表达利益的权力，每个人都想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后大家只好根据程序办事，就是在法治面前人人平等——只有有了民主之后才有法治。但是，光按程序来办事就可能没有表现了，就像印度的民主一样。中国政府把所有的合法性都放在表现上，就是要给老百姓提供实惠，因此经济增长很快。但是，这里也产生很多问题，比如政府在某种意义上说变成了一个商业机构，环境问题不予考虑，社会问题不予考虑，等等。怎么在程序和表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也是对世界提出来的一个挑战。
最后一个挑战是民主化的道路：什么样的民主化道路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过程走过了漫长的过程，你不能要求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步到位成为一个民主的社会。像非洲这样的地方，刚刚脱离部落社会，急于建立一个现代民主是不可能的。印度、菲律宾的是非常初级的民主，很多情况下，老百姓的生活没办法得到保障。所以在民主这路上，我们和印度、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处在同样的探索阶段，只不过我们走的是不同的路，它们是一下子放开，我们是慢慢来。我们会殊途同归，但我们走一条不同的路。这条路当然还没有完全形成，还在探索过程中。这也是我今天要求教各位的，我把我的一些思考呈现给大家，想听到大家的回应。谢谢大家！
问：一个人在考虑自己发展的情况下，经常会去做一些比较，有的时候是自己和自己比较，有的时候是自己和别人比较。这些年来我们国家自己跟自己比较，民主等各方方面的进程已经加快很多了，于是开始跟别人比。那么这个参照系，选了我们邻近的国家朝鲜。前年有一位网友把自己的朝鲜之行拍了一系列照片，看了照片后我们觉得跟我们七十年代的生活是比较相似的，非常的有序也非常的严苛，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另外一个比较的参照系是和北朝鲜相邻的南朝鲜。他们的国会在开会的时候有吵架、打架、泼水杯。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种民主的乱象。对于这两个，您是如何评价的？
答：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意思。和北朝鲜比较，更能体现出我们在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七十年代，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不堪回首”。难以想象一家5口挤在一间只有二十平米的小屋子里，天天中午是高粱米饭窝窝头。我想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会真正从心底里说愿意回到70年代去。另一方面，关于议会打架的问题。我倒觉得这不是一个大问题，打过之后就明白了打架是没有用的，就坐下来谈。这是一个过程。
问：中央推行的大部委制，对于制度经济学来说，有怎么样的指标性意义？
答：大部委制可能会减少一些交易成本。以前一个东西该归谁管，都要争，会有很多内耗。建立大部委制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这个部太大了，可能也有问题，就要看你管的事情了。一些部门合并后，有些事情要少管。就像我们的发改委，是个小国务院，他的副主任就有十几个。如果造一个这样的超级大部，估计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问：对于当前非常引人注目的新劳动合同法实施所引发的所谓企业成本上升的问题，您能不能从经济学家角度来谈一谈？
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的一些经济学朋友说，发达国家就拿劳动标准这些非关税壁垒来卡我们，提高对我们出口产品的要求。但我觉得恰恰是由于国外的压力，提高了我们工人的福利。会不会有些企业就因此跑掉了呢？可能会有一些跑到更廉价的国家去。但是你也要看到其他的国家，是拿劳工标准作为一种竞争优势的。这方面我自己也做过研究，就是看环保指标好的企业是不是效益也好。确实好。环保达标，就更容易拿到订单。国外的商人，要求高的环保标准，所以搞环保可以成为一个竞争力。我正在为世界银行写一个调查报告，题目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的竞争力》，的确是这样的。
问：您提到了中国模式的民主化道路，提到村级直选，人大代表的职业化道路，显得过于零碎了一些。您能不能从整体上对这个模式有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答：就像我说的，这还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找一个平衡点，就是在表现和程序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我觉得我们的平衡点应该更向程序那端挪一些，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太注重表现了。当你太注重表现的时候，你就往往会说，为了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做一些不太合规的事情。这是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经常用的一个托辞。那么怎么往程序那端挪一挪呢？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之内，加强人代会的作用。四川搞过镇长的直选，我自己感觉是有噱头的成份， 避重就轻。我们有时对民主的理解是错误的。比如让老百姓给政府打分，连续两年打分最低的局长就要下课。连续两年谁的得分最低啊？大家一想就知道，城管部门。谁愿意去填这个打分问卷呢？除非你挨过罚了，所以城管的得分低。这不是民主。我们要做的，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因此要多一点程序的东西，发挥好人代会的作用。
问：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有了积极性，但是不是也可能让官员队伍庞大，官民比例越来越高？
答：这当然有可能，但不完全是因为分权所造成的。我所了解的是，官员膨胀最厉害的地方是乡镇一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农业、农林、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必须分配——农村里这种学生特别多，省里不要，市里不要，县里不要，乡镇里必须兜底，机构就膨胀了。所以财政最困难的是乡镇这一级。这几年怎么样我不知道，在九十年代末，不发达地区的乡镇大部分都是破产的，入不敷出。膨胀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官员自己愿意增加这么多人。经费是有限的，官员恨不得人少点，他就可以多分点。是一些政策不得不造成机构膨胀。
问：中国这几年的发展有五个透支，比如透支了农民工，透支了老祖宗，透支了外国人——这里指的是知识产权，透支了后代人——指的是环保方面的问题。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问题？
答：我同意最后这个透支，透支了我们的环境，透支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对环境的考量，确实是少了一些。这跟分权有关系。至于对农民工的看法，我自己是不愿意使用这个词的，用“新移民”或“农村移民”更好一些。我不认为我们在透支这些移民，我们不需要廉价的怜悯。我说过了，三十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将要赶上美国的水平，在座的人均收入可能达到三万美元——按现价计算。但是居住在农村的人生活水平还是差，因为耕地面积摆在那里，还是很穷。所谓的三农问题是长期的问题，是历史问题，从两千年前就有了这个问题，人多地少。再加上过去三十年的制度造成了城乡隔离，这个账我们是要还的，需要几代人。
问：目前在中国是否出现了从中央向地方分权改变为地方向中央集权的现象？
答：我们在1994年搞税制改革的时候的确有一次中央集权。九十年代初期，中央所掌握的资金已经非常少了，整个税收收入占GDP的12%，中央的收入只占全国收入30%。之后呢，反过来了。中央占60%，地方40%。在过去15年间，中央的确是通过税制改革有了很多的集中，但总的来说，分权的体制是没有改变的，因为划分了中央税、地方税。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立法，中央多少，地方多少，固定下来。
问：作为经济学的专家，您如何评价2008年的经济政策？
答：经济学有很多门类，这个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我不是搞宏观经济的，我是搞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我的感觉是，通货膨胀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不会持续很久。美国经济衰退是极有可能的。美国 “次贷危机”的影响，可能我们都估计不足，有可能演变成1929年那样的大危机。因为它涉及的面太广了，极有可能演变成一次深刻的经济危机。中国的出口会下降，对缓解我们的通货膨胀，却是有利的。我不是搞宏观的，只能说到这里。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