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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西林: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再分析

更新时间:2008-05-09 00:27:19
作者: 韩西林  
……对于毛泽东所作的这种指责,带有严重的、根本的性质。因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如果认为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倾向,那就意味着毛泽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其实沙健孙还没有说到胡绳观点的真正要害之处(或潜在的要害之处),因为胡绳观点如果成立,那麽就不仅仅是毛泽东是不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搞的那一套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到底有没有搞过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问题。

   沙健孙的基本观点被整理成题为《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发表在《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3期上。他的发言稿经过其若干修改和增补后又以《一个至关重要的全局性的问题》为题发表在《中流》1999年第4期上。此刊同时还分别发表了范庥的文章《能够这样论证吗?》和黄如桐的文章《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岂容否定》。

   这两篇文章分别批驳了胡绳的观点,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不是什么反对‘民粹主义’,而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什么批判‘民粹主义’,说来说去,无非是宣杨‘资本主义阶段不可超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退回到资本主义。这便是此公的论证所要告诉我们的”。随后,黄如桐在《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四期上发表了《最光辉的胜利之一》、在《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再评价〉若干问题的讨论》,沙健孙在《中流》1999年第12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进一步批驳胡绳的观点,并认为胡绳的观点“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而且是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三个针对”)。章德峰、彭建莆在《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不能泛化〈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某些具体论断》,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某些具体论断不能完全套用到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与民粹主义崇尚个体小生产,轻视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观点风马牛不相及”。

   与此同时,也有若干支持胡绳观点同时批评沙健孙的观点的文章发表,如《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何秋耕的题为《清澈与幽深交融》的文章,认为胡绳的文章揭示了民粹主义的本质是“名为憎恶和厌弃资本主义,实为害怕资本主义,躲避资本主义”。另一篇是温璋平的题为《岂能如此曲解?》的文章,认为胡绳提出当“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工业化正在发端时,认为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种思想就属于民粹主义”是在总结经验教训,以“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

   《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上也发表了何诚的《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再评价〉》和王也扬的《也评毛泽东的“一张白纸”说》。何诚认为,胡绳的《再评论》,“从对民粹主义知识的新视角,揭示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产生的根源”。何文赞成胡绳“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要经过“迂回的道路”,“补生产力和其他文化条件的课”的观点,认为毛泽东从1953年起,“放弃‘走迂回的道路’,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变成消灭资本主义”,“试图在社会主义生产力远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生产关系中消除任何非公有成份,建立纯而又纯的的单一公有制”,这使他们“又一次看到闪现其中的民粹主义阴影”。

   王也扬认为,毛泽东“并非要‘跳过工业化’,而确是要‘跳过资本主义’”。认为“毛泽东不是不重视生产力”发展,他的误区是认为“落后的生产力可以通过不断的革命来获得解放”,包括“技术革命”和“掌握科学技术”,都“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搞社会主义需要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作‘物质基础’问题,并无深刻的认识”。

   此外,胡岩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2期发表的《对民粹主义问题争论的评论》中提出:毛的民粹主义色彩最典型的表现,是毛在论述农业合作化改造时,“没有半个字讲生产力的发展”,而只讲广大农民有所谓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胡岩说他从这里“听到了俄国民粹主义者对俄国农民共产主义天性的赞美的回声!”

   林蕴晖在《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发表题为《论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认为“一穷二白”和“一张白纸论”是“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产生了偏误”,即认为中国“贫穷落后,不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利因素,反而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有利条件”。正是由于上述偏误,导致了实践上的偏差。“1958年的实践证明,这种越穷越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认识,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它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一穷二白”,即“经济文化落后,是制约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条件,而非有利条件”。毛泽东当年指出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党内并没有自然消除”。而要正确认识“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就必须“破除越穷越革命,越有利于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越有利于画共产主义的画图的神话”。

  

   三、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再分析

  

   我认为,在讨论毛泽东的思想中是否有民粹主义成分之前,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从根本上讲,是存在决定意识。同时也要看到,人的思想成分是复杂的,并不是纯而又纯的,不能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就不允许有其他成分。二是要摒弃对民粹主义的偏见,应该看到民粹主义也有积极意义,它对社会发展一定时期的革命运动曾经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那些有着大量小农、并且小农是革命运动的主力的国家,民粹主义不光对整个革命进程的持续进行一直有着促进作用,并且特别是在革命的发动阶段,起着决定意义的作用。

   就毛泽东的出身、经历、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所受的教育等等因素来看,他其实无法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因为中国有着民粹主义赖以生存的肥沃的土壤,所以他的思想中有着很浓的民粹主义成分,并且当时的中国只有民粹主义才可能使得农民革命持续进行取得成功,并且在革命成功后,只有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才能使广大群众保持“革命性”,发起向“新社会”的轮番冲击。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弱者打败强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确实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如果要强调物质技术基础,就会造成普遍的气馁,无异于否定革命运动本身。除了“人民”之外,什麽都没有——毛泽东深谙中国革命的这一现实,所以他能成为中国革命的真正领袖。

   用以上包括列宁在内的那些有关民粹主义的定义来比照,不能不同意,毛泽东的有些思想,确实与民粹主义并无二致。只不过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已经不是原始的民粹主义,而是加进了一些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孔子的思想)和近现代革命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了的民粹主义,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分析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大致有以下主要特点。

   1.民本主义

   毛泽东民粹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民本主义,其中有两点主要表现,一是群众路线,二是为人民服务。

   关于群众路线。

   在许多学者、特别是外国学者的研究中,“平民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色。比如,在关于革命的主力和动力的认定上,马克思和列宁诉诸产业工人,而毛泽东则诉诸“人民群众”。

   毛泽东赞美“人民群众”有“无限创造力”,认为“群众”中蕴含了一种能够推动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的极大的冲击力。因此,共产党必须走“群众路线,”才可能取得成功。这一点,是贯穿毛泽东思想始终的主线之一。特别是在他的晚年,由于对精英异化和变质的忧虑,对可能由此而来的社会倒退的担心,他越来越倾向于“相信群众”。在这个时候,“相信群众”和走“群众路线”似乎成了毛泽东眼中保证党和国家“革命性”的唯一希望。

   什麽是所谓的“群众路线”呢?

   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不言而喻,这其中平民主义的味道是很浓烈的。

   这个“群众路线”,可以概括出以下三个意思:

   第一、群众绝对正确。——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第二、群众无所不能。——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运动万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人民万岁!”

   毛泽东毫不掩饰他对群众的崇拜,在他那里,这种崇拜的直接表现就是对群众运动的迷信。他不相信制度,也不相信法律,认为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群众运动。他曾经说过,法律是人定的,法律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所以法律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群众一起来,就什麽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建国以后,凡遇到问题,毛泽东首先想到的都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解决政治问题是这样,解决经济建设问题也是这样,解决生产关系的变革问题是这样,解决思想文化方面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也是样,解决党内问题是这样,解决党外问题也是这样。甚至连搞卫生、扫盲这样的事都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

   其实所谓“群众运动”就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这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中国社会千古不息的传统,它与专制皇权一起,导演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无止无休的治乱交替的一幕幕活剧。这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中国农民运动最明显特征。鲁迅笔下,令阿Q们极度亢奋的就是此物。在“群众运动”中,无论干什麽都可以不讲程序,不要规则,想怎样干就怎样干,一窝蜂,大轰大嗡!一般人认为的群众运动的缺点,在毛泽东那里恰恰是它的优点。而正因为有了这些优点,如林彪所说:“群众运动天然合理。”

   对群众运动的迷信,实质上是对它的依赖,这里暴露出毛泽东及其一代共产党人对法治与民主政治的陌生,对领导现代国家的生疏,以及管理国家在方法和手段方面的局限与欠缺。

   毛泽东反对专家和精英治国,在他那里,工人可以管理工厂,学生可以管理学校,“泥腿子”——如陈永贵、李顺达,当然还包括那个大声向众人吆喝“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请李时珍同志坐到前面来”的女“英雄”!—— 可以管理国家,无产阶级要对上层建筑包括思想文化领域“全面专政”……其实都是“群众运动”情节使然。而这一切只能从他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因素来解释。

   第三、群众(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前提是对人民群众的崇拜,而这种崇拜在毛那里往往带有盲目性。 因为在中国,所谓“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是农民(90%),所以,赞美“群众”,实际上就是赞美农民,“依靠群众”,实际上就是依靠农民,“一切为了群众”,实际上就是一切为了农民。这和当初俄国民粹主义者断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是“天然的革命者”,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什麽本质的区别。正如列宁说的,这只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

此外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成立后,毛泽东的所谓“群众路线”在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实践就是所谓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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