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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中国单位制度的极权主义特性

更新时间:2008-05-01 22:26:39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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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中国社会结构中独特的“单位”制度,并且把这种制度作为社会学内容进行考察,最早是西方人。大约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中国和西方关系的转变,西方人得以踏上这块古老而封闭的土地,就近观察和体验这里的人究竟在何种情况下生活,结果他们惊讶地发现了中国人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几乎所有城市人都被固定在“单位”里(从相对意义上来说,农村公社、大队也是单位,但是人们对此关注不像对城市单位那样大),随后,关于中国当下(七十年代以后)社会和人的状况的学术专著出版出现了一个热潮。

  对我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的《中国:在苦海边生存》(纽约四角出版社,1982年版,中译本书名为《苦海沉浮),这个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美国人第一次来到中国就发现了很多我们浸淫其中而未曾自觉的东西,正是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巴特菲尔德在这本内容广泛的著作中充满好奇而又不无睿智地描写了中国单位和单位中的人形形色色的生存图景,读之令人怦然心动,豁然开朗。

  尽管巴特菲尔德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的新的视角,然而,这本充满魅力的著作毕竟还不是在哲学和社会学层面探讨中国的学术著作,我不知道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学者提供了背景情况,但是对中国社会体制进行全方位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分析,至少在时间意义上是这本书以后开始大规模出现的。吉姆·罗沃的《亚洲的崛起》(西蒙和舒斯特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威廉·奥菲霍尔特的《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个新的超级强国》(美国诺顿出版公司,1996年版)、美国《时代》周刊和多伦多《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的《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1997年)以及《巨龙:商业、经济和全球秩序中的中国未来》(西蒙和舒斯特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专门研究或者涉及中国单位制度的报道和论文,我们可以列举加拿大记者罗斯·门罗关于中国单位的系列报道(载1977年10月《多伦多环球邮报》),哈利·哈丁的《组织中的中国:官僚政治问题(1949年-1976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桥船谕一的《内部: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朝日新闻》,1982年),吉尔·亨德森的《‘单位’:中国的工作单位》(博士论文,编入科恩主编的《中国的医院: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作单位》一书,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马丁·金·怀特与威廉·帕里希的《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维维尼·苏的《政府的权力范围:中国政体的架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罗德明、吕晓波的《改革中中国‘单位’的个人政治》(载《亚洲评论》1996年地36卷)和《中国‘单位’的结构变化》(载《中国研究》第三期),等等。

  这说明,“单位”正在作为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单元,持续地成为西方人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我们仍旧可以随时从他们那里找到感兴趣的东西作为认识我们所处这个世界的参考。

  中国学者对于单位制度的研究晚于西方,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形成势头(篇幅所限,请原谅我不能一一列举这些专著和论文),或许由于政治历史文化条件所限,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没有成为公众视野之内的热门话题,更没有成为人们把握和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现实和人的处境的钥匙。

  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一本影响似乎并不很大的学术专著《中国单位制度》(周翼虎、杨晓民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3月版),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逐步把文学视野扩展到文学之外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方面,这本书对于我的影响直接而具体。这也是我断言“中国最深刻的思想者不在文学界,不在那些花花绿绿的小说、散文、戏剧之中”的依据之一。这本40万言的著作深刻而独到,其内在精神气质与自由主义思想家产生了耐人寻味的对接,其学术水准不亚于西方任何一部同类著作。直到现在,《中国单位制度》仍然是我经常翻阅的必备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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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注意到,西方或者中国学者在对单位制度进行的研究,大多是在政治-社会学层面,把单位制度放到中国社会历史背景或者说历史发展链条中去进行考察——或者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是从“外面”、从很高的地方、在与观察对象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对单位制度进行考察研究的。这样做的好处是视野广阔,研究对象的具体方位一目了然,甚至可以说,这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专著和论文的学术价值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我之所以被启发被打动,也正是因为它们传达出丰富的理性魅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也是在这个范围和标准之内阅读和欣赏这些专著的。

  然而我毕竟是一个作家而不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严格一点儿说,我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阅读者。我对于哲学、社会学的任何涉猎都是建立在文学基础之上的,即使在作品中涉及哲学、社会学话题或者使用专门术语,着眼的也仍旧是文学意义上的使用,这种使用很多时候甚至有可能改变哲学、社会学术语的内涵和特殊规定性。在我看来,哲学是文学的筋骨,没有哲学的支撑,文学将会成为软体,所以我一贯主张文学应当有一条哲学的通道,但这并不是说要把文学变成哲学,我实际上是企图把哲学文学化,在哲学的指导下构建文学。

  在授予与接受之间不可避免要产生一种相互作用的力,有了上述意识,我对于那些研究中国单位制度的专著就开始不满足起来。不满足在哪里?仍旧在文学的意义上:所有这些著作都缺少一种对单位内部机理和人的处境的关照——这当然是一个文学话题,不是哲学话题,更不是社会学话题。

  这种不满足随着我个人经历中发生的一些事件愈发强化了起来,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约三年前的一个清晨,我决定自己来弥补不足,撰写一本研究考察中国单位制度的专著,我为它取名为:《强力与生存——对一个系统的研究》。三年来,我尽可能广泛地收集了理论与事实的资料,写作了大部分重要章节。这本书与我上面列举的那些哲学-社会学专著不同,它将从“里面”、从微观之处对单位(我谓之为“封闭的权力系统”)的运行方式以及单位制度下人的处境、人性的改变和扭曲等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描述。

  在这本书中,我用“在有病的肌体上,每一个细胞都能够感觉到疼痛”这句话来表达对单位制度和它的社会后果与人的后果的关注。我描述的既是社会特性又是人的灵魂的痛感,我认为只有在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指导下的文学才能够胜任这项艰巨的任务。所以,本文标题所示“中国单位的极权主义特性”并不是哲学、社会学话题,更不是历史学、心理学话题,它仅仅是我利用文学方式对生活进行观察得到结论的一种概括,尽管这种概括已经有了某些其他学科研究结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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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进入我视野的东西。

  大约二十多年以前,中国民间开始流传这样一句民谣:“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我认为这句民谣很好地从“里面”概括出了中国单位制度的本质特征,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做出如此精彩概括的——譬如,西方学者的学术专著就很缺少这方面的探讨,他们从中国单位制度中看到的更多的是“社会”,而不是民谣里关注的“人”。我关心的什么呢?我关心的是一个人被一种绝对力量说“行”或“不行”以后的状态。

  将近六十年以前,我们经历了一场暴力革命,这场革命摧枯拉朽一般摧毁了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社会的基本单元家族和氏族,被在解放区根据地实行过的社会行政组织“单位”取而代之,换一句话说,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专制主义以家族和氏族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形成其统治基础,“在一九四九年发生的社会制度变迁中,一种以‘人赋人权’为基本原则、融合了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施政方案、以社会底层人物为施政对象的社会制度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是官僚政治赖以生存的行政基础。”这就是说,与之相应的单位制度取代家族和氏族而成为了维持政权和社会运转的基本单元,它们被赋予了特殊的职责与义务。“单位制度是一种权力和福利的再分配制度,它是国家赋予一些精英人物和追随精英的人物以特殊国家权力的形式。”“单位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没有单位制度,中国的公有制就无从建立。”(引文除注明出处以外,全部来自《中国单位制度》一书。下同。)

  我们必须注意到,即使是一场革命,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历史文化的遗传基因。实际上,“单位”在很大程度上因袭了作为专制主义基本社会单元的家族和氏族的结构和运行方式,在某些方面还有了很大加强——比如,单位拥有远比家族和氏族更直接的作为“父辈”对于家庭成员的人身控制权,拥有远比家族和氏族更直接的作为“母辈”的后勤服务功能,它所拥有的所有“子女”(单位人)事实上都处在被“御使”和“豢养”的状态。“单位制度涵盖了一个城镇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是一种制度体系,同样也能个性化地决定人的具体存在方式。”

  国家通过单位对个人实施绝对控制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来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在解放区内部对公职人员所进行的管理,学者路风把它描述为“供给制”与“新政权系统的建立”两个过程:党的革命队伍是以党员为核心但外延大于党员群体的集团,根据地党组织、军队和政府机构同属于一个主旨的不同职能部分;供给制根据所能筹集到的财力和物资状况进行实物分配,按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的分配标准;供给制极大压缩以至于取消了私人生活空间,其生活完全依赖于“公家”的集体分配。所有这些机制,都在新政权建设过程中被继承了下来,这就是说,“单位制度的多功能性来源于党对成员的高度控制,它要求完全取消成员的私人空间,将成员的一切活动纳入党的控制之下。”从而构成了中国单位制度的主要社会特征,显示出一种独有的社会状态。

  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状态,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处境都来直接源于这种状态。我认为,这种状态的实质就是极权主义的微观化,是权力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扭曲或者压抑——单位系统是按照这个系统最高领导人好恶决定人或者事是与非的森严的价值系统,它不为任何社会正义原则所影响和左右,“朕”即国家,“朕”即天下,“朕”即一切价值的尺度,倘若在这个过程中你被认为“行”,那么即使你不行也行,你将春风得意,获得职位或者特殊的精神待遇;倘若因为某种连你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原因得罪了“家长”,家长认为你不行,即使你行也不行,不能被任用,不能被尊重,你就将成为一个被强力销蚀的人物,最终演变为零。

  人在这种状态下将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由于被不正义欺凌而变得正义,就像张志新那样,就像蒋爱珍那样,就像某些没有什么正义信念却暴徒式地选择用自制炸药包与单位领导同归于尽的人那样;还有一种——这也是绝大部分人选择的结果——在无法反抗的强力面前,为了获得活下去的条件,出于“趋利避害”的人类本性,想方设法让自己成为一个被认为“行”的人,这意味这个人在道义上、精神上要做出巨大妥协,精神将被扭曲,道德将要滑落……所谓的“小人”,所谓的逢迎拍马阿谀奉承实在不是因为这些人天性残缺或者说这里面有什么乐趣,这只是他们“觅食”讨生活的手段而已,于是,对于所有人来说,生活的光亮就熄灭了,这就是人们经常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沉沦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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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社会学机理,同样的事情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单位”——诸如私营企业——里会不会发生呢?

  我的回答是:不会。

  我们从反向论证:假设美国有一家公司是我们所界定意义上的单位,假设这家公司老板或者经理奉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不行也行”的道德哲学,弃企业(董事会)最高利益于不顾,无原则根据个人好恶确定人和事的价值,那么,就会直接造成两个任何人也无法承担的后果:一是将不可避免导致人才甚至于一般工作人员急剧流失,这家公司将会破产,换一句话说,这家企业的老板或者经理的所言所行将等于自杀;二是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个“单位”的主管领导(董事会)也会敏锐地察觉发生了什么事情,会及时给以阻止,这种阻止将比我们的任何文件规定都更直接更有强制力。

  我们分别解释这里面的社会学原因。

  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个人依靠给业主出卖劳动获得劳动力价格,业主依靠佣工合同控制个人,个人与劳动组织之间仅仅是一种双方认可的契约关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是自由流动的自由的个体,他无需也不能被任何其他力量所控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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