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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深秋,在月坛北街

更新时间:2008-03-16 03:18:31
作者: 邵燕祥 (进入专栏)  

  

   假如我“冷个丁”说一句:“在月坛北街开了个拉德方斯门”,没人能听懂,——月坛北街在北京,拉德方斯在巴黎!——是不是全身麻醉还没醒透?

   怎么全身麻醉?皆因我刚动了个“搭桥”手术,这是俗称,那手术的“学名”我记不住。

   病名倒记住了,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五十四年前,我是在斯大林的讣告里,头一次听说,当时觉得这是个遥远的、陌生的名目,跟我不搭界,想不到过了半个世纪,今朝都到眼前来了。我跟斯大林,虽不“相怜”,却是“同病”啊。

   那位大人物,因为说过他不呼叫谁也不许进他的寝室,且据说加上贝利亚的故意迟延,破门而入时他已经倒在床下,来不及安装“支架”或“搭桥”了(那时候似乎也还没发明这两手医疗新技术)。

   我比他幸运,于是要到月坛北街住院接受手术。

   月坛北街?说是住院部在红塔礼堂旁边。那方位我知道。这原是国家计委的内部礼堂,三十年前我的儿女都随学校来此看过电影。当时我在一个文工团打杂,常跟着舞台工作队到红塔礼堂装台。

   那年月,记得有一天,新华社记者报道,说在北京全城,烟囱都冒白烟不冒黑烟了,我正从红塔礼堂出来,向东一望,儿童医院那个方向,烟囱正咕嘟咕嘟大冒其黑烟。

   躺在病房,从北窗可以看到茂密的行道树。这条街上公交车少,比较安静。往西不远,街口对面就是钓鱼台国宾馆。

   心里有事,醒得早,天还没大 亮,窗前那位病友,忽然无奈地说,这乌鸦真讨厌!我耳背,听不见乌鸦叫,用老眼去搜索,依然浓密的枝叶间,穿出一只喜鹊,喜鹊的叫声我熟悉,但好像没有 叫,也许在专心地捉虫。这乌鸦和喜鹊,照病友的推测,都是栖息在钓鱼台里的,那里水木清华,为什么还要上街来觅食?

   隔着窗,看不真切,行道树是白 杨,但似还夹杂着别的树。白杨敏感,它的叶片一天到晚总在颤动。不过,只有二三级风的日子,说不上“白杨多悲风”。只是天渐渐暗下来,禁不住东想西想。想 起从今年春夏之交,锺灵去世,秋天,黎焕颐去世,想起这次住院前不久,马文通从香港来电话,告诉我陆拂为在加拿大去世了,我立刻转告林斤澜的女儿布谷,问 斤澜能不能承受这个噩耗,让她掂掇告不告诉她爸;斤澜、拂为,他们跟林昭曾经在苏南新闻学校同学……人生如寄,人竟比树木容易凋零!听着这些朋友的消息, 真是“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让人感伤。

   还好,病房里容不得你感伤。护 士来送药,量血压,送饭员来登记菜饭,各家家属来探视,一时热热闹闹,因为同室的另外两位病友也都在等待手术,免不了忐忑不安,我忙给他们贴安民告示:我 的老伴,整整五十一年前,因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就到当时设在黑山扈的解放军胸科医院做手术,开胸结扎。那就是这家心血管病医院的前身。你们看到了,半个 世纪过去,一切安好,还不放心?

   我就是怀着对医生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上了手术台。

   据说是在手术结束后三小时,我从麻醉中醒来。先在楼上ICU,然后回到有监护设备的两人病房,进入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最突出的是口渴。事前早听护理人员讲过术后要控制饮水,但没想到是这样口渴难耐,不但切身懂得了什么叫“口干舌燥”,“舌敝唇焦”,舌头不听听唤了,而且看看手和胳臂,皮肤变干,纹理变粗,使你不由得想起木乃伊——也就是干尸形成的机理。

   不是有意去想象,我硬是觉得自己身在沙漠或戈壁,四顾无人,更不知绿洲何处,干渴中沉沉睡去。欲醒未醒,仿佛有人告诉我,我的身体是躺在“三国大地”上——就是三国时“千里无鸡鸣”的中原大地吗?我难道是散落在那干旱土地上的白骨?

   明知道自己睡糊涂了,可还得想 办法接着往下睡。一个屡试不爽的老办法,是从小母亲教给我的,连续念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似睡非睡中我还想,应该念“南无阿弥陀佛”,但念了“南 无”,想不起下面的词,“弥赛亚,米修斯,米歇尔……”绕一个大圈才找到“阿弥陀佛”,该是许久没念佛的缘故吧,虽说费力,毕竟还是睡去。

   白天好过,夜晚怕醒,醒了只能 睁着眼睛看窗户。这里的窗外没有树,远处楼房只剩下几盏灯光,与我无关。窗玻璃背景是黑色。上面映出一方亮光(后来弄明白那是从病房门上的横窗透进来 的)。望着望着,那一方光亮幻化出拉德方斯门,方门,开阔而闳伟,钢结构的吧,衬着高远的蓝天,还有流动的闪光的白云……我仿佛从协和广场向西,穿过凯旋 门,一直朝着拉德方斯门:是步行?是乘车?全无感觉,我只知道,我的窄窄的四条血管,像小巷塞车一样,已经很久很久了,现在却一朝开通,车如流水马如龙, 足可并驾向拉德方斯门驰去。

   啊,在月坛北街开了个拉德方斯门!

   这才叫“心旷——神怡”。

   当冠状动脉的血管堵塞超过75%(如下水道管子内壁上挂满铁锈)时,心不能旷,神不能怡。

   终于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允许多 少吃一点润口的水果,每天也可以喝若干克的水了,嘴里逐渐恢复了接近正常的感觉,在床上的玄想因而越来越自由,也越来越实际了,既不再如卧“沙场”与口渴 较劲,也不再重温拉德方斯门前的“心旷神怡”,而回到了此时此地的月坛北街。月坛北街东头2号楼里就是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那里有帮助我们打过版权官司的 可敬的律师们,而离我更近的,是在我们住院部南面不远,便是月坛南街,那条街路北69号一座楼里,有我每期必读的《炎黄春秋》杂志的编辑部,可敬的编辑先 生女士们正在忙着发明年第一期的稿子吧?他们都不知道,在相距不远处一张病床上,有一个人在为他们祝福。

   我自己首先有一种幸福感。因为 我忽然忆起了曾经的不幸。恰恰五十年前,1957年的深秋,我被置之于虚拟的手术床上,接受一场标榜“治病救人”的大手术。我听着刀剪乞吃卡嚓地在我身上 响了一阵,伤口还没有缝合,流血还没有止住,疼痛彻骨钻心,一看,“治病救人”的大夫们全已散尽,原来他们开庆功会去了……这比肉体痛苦更大的痛楚,我在 《沉船》中写过。肉体的痛苦会过去,这种精神的痛楚却是刻骨铭心的。

   然而,半个世纪之后,我在月坛北街,领略了实实在在的“治病救人”,那来自第一等的医院,第一等的医生,第一等的护理的恩惠,自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我第一等的女、婿、儿、媳,第一等的金婚老伴,他们共同给我的余生一个新的起点。

   出院时,我想,我是潘世伟医生“改编”过的一件“作品”,我一定要在术后康复期谨遵医嘱,成为他众多的“优秀作品”之一。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能想象我浸沉其中的愉悦和欣慰。然而,当我转念一想,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还有几亿人不能获得应有的医疗,有病只能“扛着”时,我的心情转而黯淡了。

  

   07,12,17. 手术后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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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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