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华:社会主义是解放工人阶级及解放全社会的现实运动

——对崔长林提问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98 次 更新时间:2008-03-03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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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文华  

题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解放工人阶级同时也是解放全社会的现实运动。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重新建立一个阶级统治的新国家,而是要建立一个是所有人都获得自由的社会全面解放的社会联合体。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先政治解放后经济解放的必然结果,而刻意追求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制度必然是一场灾难。

关键词:社会主义,解放,工人阶级,全社会,现实运动。

《价值中国网》的名人崔长林提出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社会形态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如何正确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都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一)社会主义首先是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现实运动

要回答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应首先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看作是进行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现实运动,然后才能正确地定格为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这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其它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上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写的奠定唯物主义著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实状况的现实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87页,以下只标页数)我把“消灭现实状况的现实运动”说成是“促进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现实运动”,就是明确:科学社会主义是促进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现实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人类社会活动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凭借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产生的社会权力来分配生产者的剩余劳动甚至劳动者自身的必需品,“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90-91),就是争取实现“劳动的解放”。所谓消灭劳动,就是消灭奴役制的劳动——奴隶劳动、农奴劳动和雇佣劳动;所谓“劳动的解放”就是消灭产生雇佣劳动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使劳动者不再受剥削和压迫。就现实来说就是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马克思是把共产主义定义为,消灭雇佣劳动从而解放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的革命运动。(工人阶级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

社会主义运动要追求的是什么目标呢?就是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说:“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项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这一目标;”(第2卷第609页)怎样消灭雇佣劳动实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呢?首先必须解除统治阶级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垄断,才能“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从而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并由此迫使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为生存而工作,这样,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就会消除。”(第3卷第126页 )“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促进劳动的解放,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第2卷第606页)如苏联、朝鲜等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公然法定由政府官员行使公有制所有权,从而把全民企业垄断起来而排斥工人参加管理的民主权力;并宣称把土地还给农民是搞私有制。实际上政府官员垄断的所有制是历史上最大剥削最重的私有制,这可从这些国家高管和一般工人收入的巨大差距就能看出端倪。

统治阶级不可能自动地放弃对全民生产资料的垄断而立地成佛。因此,工人阶级革命不是建立任何阶级垄断权力的阶级统治的新国家,而是要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的社会共和国。但这样的联合体不可能一蹴而就,工人阶级首先要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获得握有选票的政治自由权,进而在议会民主法治的游戏中去争取一个全社会解放的社会共和国,工人阶级才能最终消灭雇佣劳动而获得经济解放。这一光辉思想是贯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一条红线。

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都是为消灭雇佣劳动的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服务的。那种国家垄断全社会生产资料而采用国家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决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决不可能是实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生产方式,只能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

(二)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劳动社会解放的历史

劳动的解放——劳动社会的解放——一直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主题。劳动者的解放运动,就是使社会上每一个劳动者都获得生存、发展和自由权的解放,这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至今的历史和现实的解放运动。

原始社会时期的劳动社会的解放,就是使人类社会从动物状态下解放出来。一是学会制造工具,从而能利用大自然和改造大自然。二是以相互宽容和没有嫉妒的“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恩格斯语)这时能够从动物状态解放出来的进步的社会文化和体制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中国远古年代的皇帝、炎帝以及尧舜禹时期就是这样的大同时期(皇帝、炎帝和都是有发明的领袖人物,而尧和舜都是贤能的领袖,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第9-10页)。如果这时有人或团体说任何生产技术的发明都是触犯自然神的犯罪,任何选贤都是排斥老一辈的目无尊长,任何讲信修睦都是软弱无能的卖国贼投降派,就一定会阻碍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解放——人类社会从动物状态下解放出来。惊喜的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经历了这一辉煌时期。

第一次人类劳动社会解放还有一个功绩使俘虏有了生存权。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剩余劳动的出现和劳动力的缺乏,战俘获得了活命的生存权,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奴隶社会里,获得活命生存权的奴隶的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使奴隶主阶级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解放。

那么,奴隶制社会时期劳动社会解放的任务是什么呢?是解放奴隶社会,使奴隶获得完整的生存权。在西欧希腊的雅典,梭伦改革划分的四个等级公民都有在人民大会上发言和投票选举执政官的权利。而唯一没有公民权的是奴隶,他们是可以买卖的会说话的工具,是没有人权的。因此,使奴隶获得人权的奴隶社会的解放,就是奴隶制社会解放的任务。但奴隶是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的,当时西欧如罗马等国的许多奴隶起义都失败了。奴隶只有和先进民族推进的征服运动结合起来,才能解放自己。如罗马奴隶社会的解放,是罗马的奴隶配合了具有先进文明的日尔曼人的入侵而取得的。而日尔曼是一个有先进军事民主制的、奴隶也有基本生存权的先进民族。(周一良主编《世界通史》1972年第2版中古部分第14-16页)

在中国,周文王施仁政于奴隶——使之男女相配,给田耕种,最早推行“九一而助”的封建土地制度,当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时候,由奴隶和贫民组成的商军在战场上起义,反戈合击推翻了商朝奴隶主的统治,商朝的奴隶也就获得了解放,从此中国进入了西周的封建社会,由奴隶转变而来的农奴有了基本的生存权(参见《中国史纲要》第31-32页)。

这说明,奴隶制社会的劳动社会解放是解放奴隶社会,使得奴隶也获得基本的生存权。这种解放是与铁器的使用而改变生产关系相适应的。

进入封建社会后,东西方的劳动解放的任务都是解放农奴,但解放的途径和困难程度就大不相同了。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以契约为纽带的分权社会,国王和领主贵族都各有自己的权利范围,他们共商国家大事,英国在13世纪还出现了地主议会,就是农奴也还有一点自己的权利。西欧并没有建立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的国家来压制吞噬社会。西欧的农奴如当时法国的农奴有一定的迁徙自由——到城市一年另一天,就可成为自由人。城市市民主要是手工业工场主和商人通过赎买能获得城市自治权,有自己的法律和武装。《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的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第1卷第273页),以后又成为封建议会的第三等级而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说,西欧封建社会的劳动解放的任务是解放农奴,这是通过有一定自由权的农奴上升为有产阶级并通过城市自治而获得解放的。

与此同时的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是解放受压迫和被剥削的农民。但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都没有解放农民,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没有古老的民主和法治(习惯法)可继承,从奴隶社会就开始进入了官僚专制社会,而没有公民社会。

中国的原始社会的后期实行的是“禅让”制,这也是暗含着凶杀夺权的制度并不是民主制,而且也没有如希腊的公民大会来选举领袖人物。那时的行政首领是由部落酋长会议来举荐,如“唐尧时四岳(部落酋长会议)举鲧治水,尧虽不同意,但仍服从四岳十二牧的决定。”(《中国史纲要》第10页)禹传位于自己儿子启,中国的世袭制的奴隶社会就开始了。

没有民主法制可继承的奴隶制社会立即就陷入了官僚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泥潭。夏和商的国家是大贵族奴隶主阶级的官僚专制国家,而且商朝开始采用官僚垄断体制来治理国家。大贵族奴隶主既是占有大片土地、手工业作坊和奴隶的财主;又是在政府任世袭的文武要职官僚;他们以神的旨意进行专制主义的统治。

周也是实行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专制统治。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和统治者,王室的官吏都是由大小封建领主充任。这个从从上到下的官僚集团全面控制了中国社会,他们以国家名义垄断了山林川泽之利,他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更不允许成立社会组织。从此,中国民众社会被国家官僚集团象蟒蛇一样死死缠住而持续几千年。虽然这期间经过诸侯反叛和内战的春秋战国,但集权官僚专制的统治还是最终严密地控制着中国的民众的劳动社会。历史关于西周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百滨,莫非王臣。”,以及周礼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历史记载,都是当时专制统治的生动写照。

旧中国历代的官僚集团为了维持自己高消费那真是税收猛如虎,多数改革都是官商勾结捞钱的好机会。中国历代王朝尤其是明请之际也曾有过小工业和商业的一度繁荣,但这些控制社会的贪官污吏通过繁重的税收、敲诈和垄断的官办企业扼杀了促进劳动解放的市民社会幼苗。周厉王开始的“文字狱”不是延续几千年了吗?官僚国家的富和人民大众贫穷不是延续几千年了吗?中国的城市更是官僚集团专制统治、荒淫无耻、纸醉金迷的享乐中心,官僚专制集团是中国几千年的社会解放运动的革命对象,就是这个反动阶级对中国社会的压制和掠夺,使得旧中国老是处在国富民穷不能进入现代文明的恶性循环之中。

(三)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社会形态及所处的历史阶段

要解放工人阶级及社会的全面解放,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即社会共和国。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公开宣布‘社会解放’是共和国的伟大目标”;“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第3卷第104-105页,以下之标页数)什么是社会解放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呢?马克思说:“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395)

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呢?社会解放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必然在经济体制上实现解放劳动,就是“把劳动从垄断着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赋予的劳动资料的那些人僭取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97-98);就是“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和联合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为变现实。”(59)真正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联合体的“社会所有制”,这是劳动者能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什么国家政府行使所有权国家公有制,只能是官僚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制。

社会解放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也必然是对资产阶级宪政自由民主体制的继承,有政治自由权的握有选票的公民们有选举、监督和罢免社会公仆的权力,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任务。工人阶级政党既没有特殊利益也不垄断权力,社会主义共和国继承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分权制衡的原则,就是说反对官僚垄断国家权力是社会共和国政治上的基本原则。社会共和国是实行市区公民自治的。那种苏式斯大林的垄断国家权力、政府垄断公有制、政府垄断话语权的政治体制只能是官僚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军队是保障整个社会安全的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是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任务服务的。

上面所说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态。至于这种完全的社会主义形态处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哪个阶段上,应是在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共和国的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因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只能是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共和国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完全的社会主义形态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阶段。

这种完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不断解放不断进步顺势而为的结果。“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60)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人类社会的全面解放要经过两个共和国阶段,首先是争取实现社会政治解放(每个公民都有政治自由权)的宪政民主共和国。在宪政民主共和国的基础上去争取工人阶级经济解放即社会全面解放的社会共和国。宪政民主共和国是通过民主资产阶级联合工农阶级来完成的;实现社会共和国的主力军应是有政治自由权和投票权的组织起来的工人、农民及广大的人民群众。

只有经过宪政民主共和国才能走向社会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颠扑不破的普遍的真理。那种企图依靠其它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只能贻误人民大众的福祉和民族的前程。

(四)刻意追求共产主义制度必然是一场社会灾难

苏式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制度来刻意追求的地域性共产主义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马克思说:“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86页)马克思恩格斯是曾提出过关于共产主义的一些设想,但他们坚决反对今天就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来刻意追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劳动解放以及人类社会全面解放的顺势而为的结果。把这顺势而为的结果变成刻意的追求,必然是欲速而不达,必然是既得利益者误解或歪曲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如把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联合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篡改为由政府行使所有权的国家公有制;把为解放劳动——消灭雇佣劳动——做保障的无产阶级专政歪曲为无产阶级的统治等等。这犹如发育不全早产的婴儿可能是残废一样,发育不全的社会主义也是会变异;国家机器犹如一只猛兽,不关在铁笼子里是要吃人的。当我们没有准备好铁笼子,或者政治国家还没有到消亡的时代,人民大众就祈求被供养的专制国家官僚阶级真心地回报劳动社会,那就会不断地重演“农夫与蛇”的惨状;轻的也会被聪明的官僚阶级的画饼充饥的招数所欺骗,而贻误解放的进程。

20世纪力求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执政党,为推行他们理解的共产主义制度曾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早在1929年斯大林推行的集体化、国有化运动导致了严重的饥荒,饿死700万人。在1929年到 1933年间进行的农村‘革命’(注:指消灭富农运动和强迫集体化)中,农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八百五十万到九百万农民被镇压(“革命的良心:斯大林人性之残竟越过了任何底线” 本文链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11974)这些迫害都是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

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1949年以后,四川发生的灾难最大的莫过于1960年前的饥荒。那场持续三年的灾难使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左右。那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要不是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干部冲破重重阻力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这场悲剧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这批干部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廖伯康:“大跃进”带来大灾难2008年2月27日“文摘周报”)。

南街村“共产主义”的实情,更是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地域性共产主义必然失败”的正确性。《南方都市报》披露:“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产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 与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来员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中国反垄断网”转载《南方都市报》 (2008-2-26))

归结全文: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不断解放劳动、生产力不断发展,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历史。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解放工人阶级的现实运动;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劳动阶级的解放,是异常艰难和复杂的。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重新建立一个阶级统治的新国家,而是要建立一个使所有人都获得自由的社会全面解放的社会共和国,社会共和国的母体是资产阶级宪政、自由、民主共和国。刻意追求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制度必然是一场社会灾难。

2008年2月29日星期五;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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