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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斌:界权成本问题: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澄清与反思

更新时间:2008-02-24 22:10:50
作者: 凌斌  

  

  谢谢各位老师!因为我在教学和科研里不断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我斗胆下决心好好研究一下。说实话,写作的过程我提心吊胆,因为面对一个垂50年不倒的经典命题,我首先怀疑自己是不是理解正确了。因为很多学者针对科斯定理又做了进一步的澄清,也有很大的争议,但是我认为今天这个机会对于我自己的思考和学习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由衷地感谢各位老师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

  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我的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探讨了一个共同的主题。第一篇是“界权成本问题: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澄清与反思”,主要是就科斯定理中法律界权和界权成本问题予以澄清和反思。第二篇是“再论界权成本:关于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批判和重构”。我在第一篇得出的结论是科斯定理有所欠缺,在理论的应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问题,但是我又认为科斯提出的基本框架和制度是对的,所以我试图在科斯的基础上重构这个定理,并由此提出新的推论。

  下面我先介绍第一篇论文的内容。尽管我在北大法学院学习期间受到了很多的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影响,以前几位老师的讲座和文章我也学习过。毕竟我从事的研究是法律经济学,可能我关注的角度还是偏向法律经济学,因而我关心的问题也集中在法律界权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我认为这也是科斯定理提出的核心问题,科斯在关于科斯定理最重要的两篇论文《联邦通讯委员会》和《社会成本问题》中讲得很清楚,他关心的核心内容是法律对经济体制的影响。我认为科斯定理不是一般的定理,至少对法律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而言,它是其哲学基础。这里面的核心问题就是在探讨法律的权利界定对于经济世界的影响何在。科斯本人的陈述很清楚,通常人们归结为“无关定理” 和“效率定理”,但是我认为他谈的是一个定理,效率定理是对无关定理的一个解释。科斯认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而言,“最大化产值的最终结果并不依赖于初始的法律立场”,而是“取决于零交易成本假设”。因为“在市场上通过交易修改初始的法律界权总是可能的。并且,当然,如果这类市场交易毫无成本,那么只要可以带来产值的增加,这样的权利调整就总会发生。”通过他的陈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科斯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经济交易要以一个初始的安排也就是法律的界定为基本前提,第二件事是接下来就是市场的事情了,市场可以不断地重新安排。两者的异同在英文中可以很好地通过arrangement和rearrangement来看出。法律和市场可以放在一起来谈的原因是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这是我对科斯定理的一个基本的理解。不然他们不可能放在一个基本的层面上来探讨。但是在我看来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对于这个基本陈述的理解和表述很不一样。我的文章里援引了很多法律经济学对科斯定理的陈述,都是对前面我提到过的科斯定理的改写,都是将法律界权作为前提。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张五常先生的观点是法律制度和其他交易制度是同样的制度。它只是不同制度替代选择中的一种而已,如果真的交易成本为零,意味着所有的替代选择是无差别的。所以法律界权也就不是问题了,因为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制度来解决。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澄清科斯怎么理解法律,怎么理解市场的。我觉得最为重要的不是如何描述这个定理,而是如何应用这个定理。因为科斯定理不仅是这两个学科的哲学基础,更是美国政治和法律实践的一个理论指导。不管法律经济学家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家都承认一点,即科斯定理是套套逻辑,是同义反复,我记得哲学课中老师提到过同义反复是真理,不会错的。在此基础上,他们共同得出一个推论,这个推论科斯在他的文章中也讲过:当市场交易成本高昂时,法院应当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甚至在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改变法律界权的时候,依然明显可欲的是借助法律界权减少这类交易的需求,从而减少交易进行过程中的资源使用。这是科斯明明白白提出来的观点,在法律经济学中这是一个核心的观点,这个推论在法律经济学中得到了最广大应用,因为它直接表明了法律可以干预市场。我在教学和阅读有关著作的过程中感觉到尽管大家认为科斯定理是一个论证自由市场的理论,而且重要的是科斯表态认为市场成本更低,但是由此却得出了一个干预市场的推论,而且这个推论在当代被广泛提到,也得到了一些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支持。比如关于物权法的修订,还有很多重要的关于产权界定的案子,人们首先提出的就是这个推论。即认为交易成本很高时,法律就出场。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科斯在做这个推论的时候有一点我认为他一定错了,即科斯只是说法律界权之后,如果交易成本为零,该怎么样。可是科斯没有说法律界权过程之中该怎么样?但是这个推论却直接应用到法律界权过程中了,即原本告诉我们法律界权之后市场该如何的一个结论被运用到了产权结构尚未形成的时候市场该如何?我认为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所以我认为这点一定是错的。这也就是我提出界权成本问题的原因所在。当然大家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对科斯文章的一个效仿,因为科斯觉得对于庇古理论来说社会成本是个问题,所以科斯要对它进行重构,那么我认为对于科斯理论来说法律界权也成为了一个问题。

  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和很多朋友在探讨,有很多朋友不熟悉科斯定理,所以我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让我们可以更直接地来看科斯定理的基本问题。假设一个女孩夏娃手里有个苹果,夏娃的左手和右手象征着市场中交易的双方,或者是争议的双方,我后面会讲交易和争议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讲是一样的。差别在于一个是通过市场介入机制,一个是通过法律介入机制,我们先不去看到底是哪种机制,我们只看资源配置。好像我们将这个资源配置的整体,即经济世界虚拟为一个人,夏娃。她的左手和右手意味着两方,我们可称之为甲和乙。它们要转移这个资源。科斯定理认为如果捯这个苹果完全没有成本(costless),就可以永远捯下去,永远会捯到最喜欢这个苹果的手上。为了简化问题,我不区分效用和福利。反正没有成本,总有一只手最终会拿到这个苹果。这时候有个问题,苹果突然掉在地上了,这时候该怎么办?这是庇古和科斯面临的同样问题。面对这个问题,科斯说庇古会采取这样的办法,哪只手掉了苹果,就打这只手的手板,让它长记性,以后别再掉苹果了。如果两只手共同掉了,那就叫共同过失。总之要惩罚有过错的一方,或者至少惩罚本能够使苹果更好运转的一方。我所讲这些都是在法律经济学里至少是美国司法判例中得到应用的命题。但是科斯认为掉苹果是因为在转苹果的过程中一只手或者两只手太累了,成本太高了,因而科斯认为这不是应该打手的问题。如果科斯站在夏娃的旁边,科斯会把这个苹果拣起来,放到其中一只手里面,让它重新去转,或者就像我前面援引的那段文字一样,科斯甚至在通过市场交易可以改变界权的时候也要出手。科斯说如果知道哪只手应该拿这个苹果,就可以直接放过去,代事其劳。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一些基本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庇古还是科斯,和夏娃一样也是要付出成本的,他们拿苹果也是要花力气的。但是庇古也可能出错,那该不该打庇古的手板?即政府也会出错,政府也不一定是个很好的运行者,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但是反过来,科斯拣苹果的时候也需要成本。

  我把这个思想试验进一步扩展,如果科斯志愿到一个托儿所,面对一百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在捯苹果,这就是真实的市场。经常有孩子将苹果掉了,甚至同时五六个苹果滚在地上,这时候科斯该先拣哪个苹果就是机会成本问题,也是资产闲置问题。而且如果科斯有可能出错把苹果弄掉,这时候谁去拣?这些都会成为巨大的问题。而且科斯不一定完全会为夏娃考虑。科斯可能会有私心。可能存在司法腐败的问题和立法的交易问题。而且反过来说,夏娃也不一定是个好孩子,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假定市场一定会充满责任心地去做事。夏娃的某只手也许会有猫儿腻。它会想既然科斯总会替我拣掉了的苹果,那我就扔一只苹果让科斯替我拣。它会反过来搭科斯的便车。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去看科斯到底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科斯定理和科斯推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交易成本?我认为这一点是需要澄清的,因为交易成本的概念被扩展到无限大,在座各位,特别是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肯定也注意到了,什么都可以说是交易成本,很多学者已经对此提出批评想澄清。交易成本原本是个组合概念,但是我们已经将交易成本扩大到一个程度,交易已经被理解为任何行为、任何选择。那么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交易就是所有,因为经济学就是关于选择的。这就意味着交易成本直接就是成本了。但是我认为最关键的是科斯是否也这样理解,因为大家可以有自己的理论,但当我们探讨科斯的经济学理论的时候,至少我们需要想一下科斯是怎么想的?我反复阅读科斯的论文,结论是:科斯认为交易就是指市场交易。而且科斯特别在他的文章里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写《企业的性质》时,用过很多词,包括使用价格体制的成本、在自由市场上通过交换进行交易的成本,还有市易成本(marketing costs)等表达方式,他斟酌再三之后,到《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时,他最终确定为“市易成本”(costs of market transactions),后来经济学家把market去掉了,就叫transaction costs,这没有关系,但是不能因此忽略了市场的含义。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科斯如何理解市场?市场是否无所不在。科斯对市场的定义也很清楚,就是私人定价(pricing),这没有任何可以争议的。由于各自的背景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家更愿意用contracting,法律经济学家更愿意用bargaining,但是都是关于定价的问题。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里11次用定价机制(pricing system)这个词来完全同义替换market,那么这样来理解交易成本就是私人定价过程中的成本,这种私人定价过程中的成本意味着私人就能解决问题。这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亚当斯密以及后来被深深误解的庇古都说得很清楚,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中有个前提条件,即当一个人从另一个人那里获取商品时,他不应该靠抢夺,而应该靠自由市场的交易。这就要求大家讲规矩,这比理性人假设更强,因为理性人是可以抢的。这是一个必须加进来的更强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意味着人们之间愿意交易,而不是通过抢、偷和骗,这叫市场。布坎南在他的宪政经济学中也强调了这一观点。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机会成本的问题。科斯讲的成本是机会成本,这一点新制度经济学家和法律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思想。我的这篇文章是应用科斯机会成本的思想去重构他的整个理论。我赞同张五常关于机会成本的理解。它和中文中“代价”是一个词。零交易成本不是没有交易的成本,而是0的交易成本。这个零交易成本意味着不管如何交易,不管有没有交易,没有差别。因为在经济世界里,至少交易总有一种替代就是不交易,不交易本身也是一种替代,也是一种机会选择,那么不交易不见得比交易的成本更小。因为我们谈的是机会成本,不交易就可能丧失一个获益的过程。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要衡量机会成本,必须能把替代的选择放在一起比较。我们知道最基本的比较必须有起点和终点。我认为经济世界是条线,两头没有端点。科斯定理认为法律明确了起点以后,私人之间自然会找到终点,即帕累托效应,这个是权利界定。我的问题是法律终点是怎么来的?即当科斯说交易成本为零的时候,最终的效率结果和法律立场无关时,产权归谁。他是如何得来的?我先讲交易成本问题,后面会提到界权成本问题。即要比较不同的交易,是否交易,到底成本是不是为零,或者最低交易成本的选择是什么,必须提到起点和终点,射线是没法比较的。我们设想如果没有前一段,我们只知道终点是帕累托效应,不知道起点,因而无法比较。一个人提出的选择可以追溯到娘胎去,而另一个人提出的选择就是10秒钟之前的事,因而二者没有办法比较。这恰恰就是科斯讲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科斯的理论里需要第一推动,这和圣经里上帝创世是一个意义,这种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必须有起点。这个起点科斯就强行地确定为法律的权利界定。这个第一推动和牛顿的第一推动作用是一样的。我认为科斯定理完全可以重新表述为经济学运动的三大定律。如果没有摩擦力,给定了第一推动之后,它总会走向这个效率位置。因此我们看到理性人假设是不够的。必须在这个假设之外增加另外一个局限条件,法律,即科斯讲界权,作为第一推动。而且科斯一再地讲了这个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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