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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重审杨联陞赵俪生电话冲突案

更新时间:2008-02-19 23:34:30
作者: 韩石山  

  

  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在美国,抵达剑桥镇的大陆学者赵俪生与美籍中国学者杨联陞之间,在电话上有一场冲突。这是一场上辈学人之间的冲突,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学者与海外中国学者之间的一场冲突。是谢泳先生把它发掘出来并赋与一种思想史上的意义。

  谢泳是个很注重历史细节的学者,有很好的直觉力。他的文章叫《杨联陞为什么生气》,发表后又收入他的单本书中,周一良先生看过之后,写了篇为杨联陞辩护的文章,叫《<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质疑》。在蒋力先生编的《哈佛遗墨——联陞诗文简》中,两文都作为附录收入了;该书二○○四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认为这场电话冲突案,有重审的必要。

  先看是怎么回事。赵俪生是兰州大学的教授,一九一七年出生,当时七十岁,依照一九八七年中美学术交流计划的安排,四五两个月去美国访学。四月八日到剑桥镇住下,生活不方便,又见不上与他作学术交流的哈佛教授Kuhn先生,很是烦恼。四月九日哈佛接待人员Frye先生来了,赵说明情况,Frye表示不愿与Kuhn打交道,问他可认识杨联陞,他说认识,是清华大学前后级的同学,杨九级(一九三三年入学),他十级(一九三四年入学),不同系(杨经济系,他外文系),在校时就相识。Frye说,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当即接通了杨的电话,让赵直接与杨通话。

  冲突由此而起。赵的《篱槿堂自叙》中有篇《游美日记》,是这样说的:

  杨用中国话说:“我听说你来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了,我的若干弟子要到波士顿来,都要来看我,我老了,接待不动,所以一律挡驾。我挡了他们的驾,怎么好单独接待你呢?”

  我告诉他,我并不要他到旅馆看望,也不要他请我吃饭,只是希望在Kuhn先生这里打开僵局。中美交流协会指定的是Kuhn,可Kuhn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我困居旅馆,又不习惯吃西餐,又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情况困难,希望有所解救。

  杨发话了:“Kuhn那里,我不能打任何交道。至于你,又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我要问: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他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

  简直是五雷轰顶!Frye在电话机旁也惊呆了。我冷静了一会儿,开始给杨回话。

  “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是你先出了口的,那么,下边就得容我来说了。记得芦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二人在清华六院(新斋)门口碰见,还说过几句话,你说,这一来就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就到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日本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你呐,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我也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

  电话那边没有回响,但明显也没有挂上。可能对方也受到震动吧。(《篱槿堂自叙》第203—2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

  谢泳在《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中的看法是,老同学在国外遇到困难求助,杨联陞这样对待确实不对,但这场冲突却不是没来由的,“看似有一定的偶然性,在这偶然中,实际隐含着他们早年在清华时就埋下的思想冲突”。赵是偏左的学生,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杨是胡适这一条路上的人,沉潜学术,不问政治。并举证说,一九四七年杨为胡适写的祝寿对联传出后,曾有人在左派报纸撰文攻击,“这些不可能不在杨联陞心里留下阴影,所以他对赵俪生发火,也不是没有根由的”。谢泳也批评了赵说他抗日而杨替侵华军师当军师等过头话。

  周一良的《<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质疑》,说是质疑,实则是反驳。他说杨自一九八五年起,就患上精神病——抑郁症,此后几乎每一两年都要病一次,少则三五个月,长则经年。据杨的儿子所抄的留言簿看,一九八七年一至四月全是空的,可见是在病中,不能待客。二○○四年四月,杨的孙子杨华岳赴美探亲,周一良让他到祖母那儿抄下杨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的日记。日记是这样记的:

  不知所云的某君由旅馆来电(七十一岁,可能认识蒋浮萃),不能吃外国饭,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应来三个月,已去(华岳注:英文,猜可能是地名),想退款回去,想去(华岳注:英文,可能也是地名)。认识山东大学某公(华岳注:有半句看不清),乞一女士照应不力。

  日记一侧有“爱莫能助”四字,字体、墨迹与当日所记不同,显然是过后加上去的。 周一良说,杨联陞的日记,不像李慈铭的日记那样,是预备给后人看的,可信程度应该较高。于是他提出如下几种可能:首先杨似乎不知道来者就是山东大学的赵俪生(韩注:赵以前在山东大学),其次,两人那段极不愉快的对话不见于杨的日记中,这有几种可能:或者杨故意不记,或者杨因在病中,神经不健全,因而没有记,而事后追记的“爱莫能助”四字和赵俪生书所说似乎矛盾。总而言之,杨联陞当时是不是这样生气恐怕还是个问题吧?

  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我认为,先要看赵俪生《游美日记》的真实程度。

  谢泳认为,赵俪生说的这件事,“是记在他当天的日记中的,我们虽不能说绝对可靠,但大体上还是可信的。”谢泳这样说,是他一贯的主张,就是回忆录不一定靠得住,而日记是可信的。

  谢先生还是武断了点。回忆录可能细处不准,而日记却可能全都失真,比如重新写过。公允的看法应当是,不管是回忆录还是日记,都要看是谁写的,怎么写的。证明可信的才可信,证明不可信的就不可信。赵俪生的《游美日记》就不怎么可信。

  《篱槿堂自叙》书中,《游美日记》落款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八日重写完毕于兰州大学,时虚龄八十二岁”。也就是说,这个日记,是在事情过后十一年“重写”的,可说是“充实”的,也可说是“改写”的。《篱槿堂自叙》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属白屋丛书之一种。该丛书共有几种,不得而知,我是一次在书店买到五种。丛书的集稿,一般都有个不短的过程。每册前都有《编者的话》,写于一九九九年九月,这该是丛书编起的时间。丛书中有一种,是赵景深的《我与文坛》,书末有倪凡的《编后记》,写于一九九八年六月。另有一种是朱雯、罗洪的合集《往事如烟》,书前有罗洪的《我与朱雯》,相当于序言,也写于一九九八年六月。还有一种是罗继祖的《蜉寄留痕》,文末有作者的《自拟小传》,落款是一九九八年一月。据此可知,这套丛书是一九九八年年初策划,截稿日期在同年五六月间。据此可知,赵俪生所以重写《游美日记》,是为了收入《篱槿堂自叙》。 既是为了收入该书而重写,那么就有了两种可能,一是仅仅充实了篇幅,写得详细了,内容没变,一是为了某种考虑(比如体面)而改写了内容。

  现在杨联陞的日记出来了,可以肯定地说,赵俪生是改写了内容的。上面抄录的杨联陞四月九日日记中的那些话,比如“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想退款回去”,“认识山东大学某公,乞一女士照应不力”等语,绝非杨所能杜撰。只有赵说了,杨才能记下来。而杨补记的“爱莫能助”四字,或许是事后的反省,却最能说明杨当时的处境与心境。

  且一一寻按。

  从赵俪生《游美日记》看,赵到美国后的情形确实是很狼狈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尊过甚,老认为美国学者对他抱有敌意(不排除有人确有敌意),再是他自己的英语不行(请注意,他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的),自理能力太差,处处不方便。有钱不会花,花了又老认为人家是宰他。

  四月二日前住在领事馆,当然没这些事。三日开始访学,麻烦就来了。下面是他“重写”了的往后几天的日记摘录。

  四月三日下午:按照program(节目单),与纽约州立大学亨特学院历史系主任杰姆斯·哈利逊交谈,杰送他一本自己的著作,两点到三点请他下楼吃了“午点”,并请来一位中文名叫张格物的副教授作陪,张送他一份论文的抽印本,研究主题是光绪年间在南京及江南各地兴起的反洋人、反洋教的运动。他认为“这个选题本身就带有一股寻衅和反华的气味”。进餐的过程中,张突然问:I heard you had been Communist Agents,isit?(我听说你曾经是共产党的特务,是吗?)“这一下,我感到是蒙受了极大的侮辱,几乎要拂袖而去了。”

  四月六日:参观哥伦比亚大学东方图书馆时,尽管馆长彬彬有礼,拿出册子叫他题词,可是看到书库里全是台湾学者的著作,而大陆名家的著作“一本也没有”,却有关于“文化革命”的各种专辑,他很是气愤,认为这些东西为什么买得到呢?其实这里面好多是假造了骗“老外”的钱的。仍是在哥大,他在节目单之外要拜访一位老教授,有人代为联系,回话是教授老了,又很忙,没有精力接待,若有问题,可指派一名研究生辅导。赵的感慨是:好家伙!中国的教授只能接受美国教授的研究生辅导,我又一次感到蒙受了侮辱!第二天我打回电话,说我的心脏病犯了,去不成。

  四月八日:下午约三时到达波士顿,没有人来接。叫一辆招手停,到剑桥镇Qualitylnn,索车费十二元,这就是“宰人”了。住504房间,每日房租七十五美元,也是“宰人”的。宰就宰吧,谁叫我们人生地不熟呢?!与我前后到达的原山东大学的同事徐绪典(民国时期大总统徐世昌的侄子),就夤缘哈佛·燕京这条线索,在哈佛校内租到学生宿舍一间,月租金与我的日租金相当。迟到傍晚,Kuhn的一个研究生才来旅馆看望并说明Kuhn本人不能来的原因。

  四月九日:发生与杨联陞的电话冲突事件。

  四月十日:哈佛大学的接待人员Frye请他明天下午到家里吃饭。晚上,“美中交流办”的高级职员刘女士打来电话,他说,我一回到华盛顿,就准备把“交流办”给我的四千多美金全部缴回去,只讨一张飞机票立即回国。刘女士以温和的声音在电话里说,那样做未免过分了,她劝我还是把program勉强执行下去为好。我说我在纽约,住的是领事馆;到华盛顿,不能住中国大使馆?她说这种事交涉过,大使馆说,它只接待特殊的中国人,不接待普通的中国人。她说,他们已经在华盛顿大学附近替我找下旅馆了。

  至此,一切都清楚了。杨联陞日记中的话,句句都有了着落。“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是实情。“想退款回去”,虽是第二天晚上跟华盛顿的刘女士说的,但也不排除前一天Kuhn派研究生来说明不能接待后就萌生了这个念头,跟杨联陞通话时顺口说了出来。“认识山东大学某公”,是说山东大学的同事徐绪典通过朋友关系,在哈佛校内租到一间学生宿舍。“乞一女士照应不力”,当是指“美中交流办”的刘女士,没有把他的行程安排好。

  把两人的记述综合起来,现在可以说,赵俪生给杨联陞的电话中,主要说的是,他在旅馆住着太贵,山东大学徐某在哈佛学生宿舍里找到住处,很便宜,让杨给他也联系一个这样的住处。要不,他就只有退掉美国提供的访学款子回国去了。提没提让杨为他打开与Kuhn的僵局,都值得怀疑。

  先不说杨的态度了,只说杨能不能办这样的事。我的看法是,以杨的身份,是不会办也办不了的。一,赵一九一七年出生,当时七十岁,杨一九一四年出生,当时七十三岁,确实在病中且很重,这年曾有回国讲学的计划,因为病重而取消,再过三年就去世了。二,杨是个退休教授,一九八○年退休。一九七七年六十岁前住在剑桥圣门里一号,此后住在麻州阿令屯(见杨著《国史探微》自序落款)。从这两个地名上看,杨在退休前就不住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镇了。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绝不是他能做得了的。若赵俪生电话里要求杨指点一个五星级饭店,杨说他不知道名字,那是杨的不对。现在是要一个七十三岁的退休教授,给你找一个学生宿舍租住一个月,在中国都不是容易办到的事。

  以赵俪生日记所说,他主要是想让杨疏通一下与Kuhn教授的关系,尽快完成访学计划。这样又好像赵是从工作出发,为了中美学术交流了。怕不是这么回事。一则,赵不应当在这天提出这个问题,再则,就是提了,杨还是帮不上忙。

  Kuhn教授未去接站,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节目单上说了,他不去他的研究生会去。事实是他的研究生也没去,这就不对了。但也不能说多大的不对,单子上写明住宿的旅馆,赵打出租车花了十二美元就到了。他是下午将近三点到的,傍晚Kuhn教授的一位女研究生就来了。只能说来迟了,不能说人家没来。这位女学生向赵解释了他的导师不能来的原因:

  她的老师正忙得不可开交,旧任的太太在法院为离婚索赔的事打官司,Kuhn先生必须出庭;新任的太太马上就要分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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