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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华:关注“常态”生活的意义——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初探

更新时间:2008-01-30 09:23:00
作者: 杨善华  

  [12]

  对被访人的访问,首先从个人生活史开始,将访谈引入一种自然状态,有利于被访人放松戒备开始一种“自然”的讲述。当被访人开始这样的讲述时也就不会有一般访谈常见的一问一答,而是主动和连贯的。这种主动和连贯的叙述会清楚显现被访人的叙述意图,即他/她最想告诉我们(研究者)的是什么;而在叙述背后,决定这样的叙述意图和叙述方式的则是被访人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在访谈当时就能清楚地感受到的。另一方面,在这样的自然讲述的过程中,我们(研究者)可以发现和触及被访人的兴奋点(他们对自己的哪些事情最有兴趣),这会有利于我们(研究者)引导访谈的深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属于被访人自己和属于被访人家庭的重大事件,以及被访人对这些事件的看法,进而藉由被访人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去了解被访人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13]与此同时,我们(研究者)也可以通过被访人生命过程中的“悖时”(off time)现象(在生命过程的某一阶段应该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却没有发生,比如被访人在24岁应该结婚,但一直拖至28岁才结婚),去深入开掘被访人生命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即挖掘故事);透过这样的事件,我们(研究者)可以看到被访人如何在一种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去应对和处理他们面对的问题。在这样的事件中,被访人显然有着对周围环境的理性的认知,其行动因此也有着明晰的主观意图,而这些背后又有着社会的投射和个人个性及家庭的影响;我们(研究者)需要理解和解释的意义因此亦会凸显出来。

  

  四、挖掘和揭示制度安排中的“盲点”[14]

  

  舒茨认为,处于生活世界中的人,其基本特点就是自然态度(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15]它使人们认为生活世界是不言自明的现实,这些抱有自然态度的普通人都会想当然地接受它。其原因则是因为生活世界具有预先给定性的特征,即它存在于社会个体对它进行任何理论反思和理论研究之前。因此,在每个个体开始社会化的时候,他(她)所要学习的有关社会的知识和规范都是已经存在的,而且大量是常识性的(比如婚丧嫁娶的风俗)。这种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接受,这是因为个体会发现别人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知识和规范,他(她)若不接受就会变成异类而被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群体所排斥。但是,恰恰因为这是未经反思的、想当然的“自然态度”,这种态度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就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悖谬的。福柯曾揭示“自由”的悖谬。他指出,某些自由对人同样具有很大程度的制约作用。因为“那些约定俗成的制约”“并不写在法律条文里”,“而是隐含在普遍的行为方式中”。[16]福柯这段话可以这样来理解,即当“自由”从价值层面降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方式的时候,其实就剥夺了个人选择的自由。所以,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会将自由看作是一种绝对的价值,从而只是在制约和自由之间去寻求一种平衡。而我们的制度安排,也有很多是未经反思的(尤其是像风俗这样的不成文的制度)。甚至有些过去看来是合理的制度,因为形势和体制的改变,也会失去它的合理性,但是却仍被我们继承下来,成为制约我们前进的因素。当然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即我们想推行的制度因为脱离实际而出现悖谬。比如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就有一个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之间的悖论,即当追求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者要求(就业)机会平等的时候,会因为男性和女性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她们又拒绝特殊照顾导致结果的不平等,但是当她们要求结果平等的时候,也会因为上述原因而需要社会做出某种政策倾斜来保证,但这恰恰是追求无条件的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者所反对的。

  

  五、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关注常态生活的意义时需要把握的一些关键点。

  1.关注常态生活的意义,首先是一个这种意义如何被获得的问题。从方法论这一层面来说,我们关注的是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被访人的)常态生活的意义,而这种意义的一个标志是被访人所讲述或当场实践的、其所赋予自己行动的意义,而不是我们主观想象的他们赋予自己行动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按照被访人自己的意图和目的来理解和解释被访人赋予自己行动的意义,而其背后即是我们的思想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这样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2.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关注和探求,对研究者的要求是很高的,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有很强的对材料(现象的意义)的感受能力,而且要求研究者有很强的理论概括能力从而可以将所获得的现象的意义提升到理论层面来认识。进一步地,如果我们还要去挖掘与揭示制度安排中的盲点,那就需要一种洞察能力,能够看到现象的意义的悖谬之处。这也是推进家庭社会学研究深入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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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杨善华编著《家庭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2]家庭主要成员通常是指作为家庭的组织者的夫妻

  [3]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第3页,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

  [4]这里我们定义的日常生活一般限于与私人生活相关的这个领域。虽然工作也是生存的一种状态,且也具有重复性的特点,但我们在这里关注工作只是关注工作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这个方面。

  [5]舒茨的学生那坦森曾简明地将生活世界概括为“包括人所牵连的种种日常事务的总和”(参见那坦森:《现象学宗师胡塞尔》第159页,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2年)。

  [6]李猛:《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7]参见霍桂桓撰“舒茨”这一章,苏国勋主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第336页、第338页、第33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8]见2004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

  [9]这里的“生平情境”借用的是现象学社会学家舒茨的概念。舒茨认为,个体自童年时代开始起就通过自身的经验与父母、朋友、老师的言传身教获得认识、界定和适应环境,应付各种事件及生存所需要的各种诀窍等方面的知识。这样的知识由日常语言和方言的命名而类型化。对个体来说,这样的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类型化知识自童年时代始不断积累,把这个世界既作为现存对象来接受,也作为具有过去和未来的对象来接受。这样的类型化知识和他在生活过程中获得的具体经验,共同积淀成为经验储备;后者即是他此后理解社会现象、采取相应社会行动的基础。另外,由于个体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由特定的人群哺育起来的,他因而具有特定的欲望、兴趣、动机、性格、抱负、以及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信仰,所以,由这些经验和知识构成的经验储备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舒茨称之为个体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在这里,“生平”系指个体经验储备形成的历史性。(霍桂恒:《舒茨》,载《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苏国勋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10]韦伯的理想类型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方面,它作为理智上构造的概念工具,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因而不同于经验事实,另一方面,作为考察现实的概念工具,又是在对繁多的经验进行整理之后,突出了经验事实中具有共性的或规律性的东西,使之成为典型的形式。他解释说,在所有情况下,……它离开现实,并服务于认识现实,其形式是通过表明一种历史现象接近这些概念中的一个或若干个的程度,可以对这种现象进行归纳。(参见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第181页到第1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以上参见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2]参见杨善华编:《家庭社会学》第7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13]而在事件的背后,一定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展现。比如分家这样的事件,是可以清楚地展现出一个大家庭内的人际关系的亲疏的。

  [14]盲点的一个最通俗的解释就是熟视无睹,即对某种现象可能天天看见,但却没有想过这个现象可能是不合理的,甚或是悖谬的。

  [15]舒茨认为,这些被普通人相当然接受的自然态度包括7方面的内容(参见李猛:《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6]《权力的眼睛——福柯访探录》第3页,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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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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