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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俄国革命与民粹主义

更新时间:2008-01-26 08:03:45
作者: 金雁 (进入专栏)  

  

   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口号下民粹主义的大释放

  

   我们现在常说,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实践,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的继承和发展。其实,马克思主义远离了先进的欧洲故乡,在向落后国家的胜利进军中,首先被文化背景大不相同的俄国改造,以列宁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在还没有出现“列宁主义”这个名词的时候,当时各种立场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以权力等同于真理,把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科学精神变成了政治功利主义,或者人为塑造成封闭的宗教神学,对列宁主义的认识一直处在“政治正确”氛围中。

   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列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俄国人如果认同了列宁在1917年的主张,只能证明这30年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失败的。”米留科夫说,相对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列宁、托洛茨基领导的这场运动更像普加乔夫。切尔诺夫认为,列宁主义就现实来源接近特卡乔夫要多于接近马克思。特卡乔夫曾断言,“将在俄国发生的革命决不会按西方的方式进行,因而不能套用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不发展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条件,俄国沿着民粹派的道路走下去,不会成为资产阶级立宪国家”。实际上列宁自己也称十月革命为“农民式的革命,农民式的大民主”。别尔嘉耶夫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使原本不具备俄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几乎与民粹主义、斯拉夫主义接近的风格,俄国彻底转向东方的源头在于列宁。“民粹主义换了一种形式进入到列宁主义中来”。俄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说,表面上看与民粹主义进行斗争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民粹主义吸引并同化了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差别至多是政治纲领和社会学意义上,这种差别完全不具有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差异,在道德上俄国马克思主义秉承了民粹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数十年来他们始终保持着民粹主义的精神气质”。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认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场否定马克思《资本论》中某些观点的革命”。

   对这些评价我们完全可以用这是反列宁主义的诽谤来予以回答,但是要看到上述人物立场各异,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列宁主义更接近于后者,客观地说,这个评价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要驳倒它决非易事。中国理论界最常见的答复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是从民粹主义脱胎出来以后就与其决裂,并与自由主义联手对民粹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这的确是事实,早期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对民粹派的五大特点(1、俄国特殊论。2、政治上的人民专制。3、经济上的村社社会主义。4、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5、黑社会式的精英党)都极端厌恶,并且完全与之划清界限。首先,公开宣称自己是西化论者,文化论战中的西方派,自称“西方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的名言是:“特殊论”是停滞和反动的同义词,俄国的进步力量都凝聚在西欧主义的大旗下,我们是自由主义之友,民粹主义之敌。

   第二,民粹派奉行精英领导群氓,用特卡乔夫的话说“革命”就是把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习惯在黑暗中生活的群氓身上,车尔尼雪夫斯基说,革命成功后如果“人民需要沙皇的话,可以再造一个沙皇”。社会民主党反驳说,政治自由、政治民主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民粹派扭曲个人的独立价值扼杀个人精神自由并不亚于沙皇。

   第三,民粹派认为只要革命消除了“个人主义”,原本深藏在农民身上的“社会主义”本能就会显露出来,加以整合自然会走向统一意志驱动下的集体经济。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宗法式的社会主义,人身依附下的公有制是全能专制国家的基础,马克思的集体是自由人联合体,个人并不淹没在集体之中,民粹主义的集体主义是压制个人的集体,扼杀个人的集体,以集体的人格代表对个人实行专政。要发展独立农庄,走市场经济,土地只能在中农中间进行分配,决不能分到贫农或无法成为农场主的懒惰农民手中。

   第四,民粹主义行为方式是“通过‘恶’达到善”,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最终目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负负得正,“以恶抗恶就可以得到善”,否则君子永远斗不过小人。俄国社民党坚决谴责这种“涅恰耶夫式”的工作作风。普列汉诺夫认为,一定要脱离黑帮习气,目的正确手段要光明正大。

   第五,在党务活动上以民意党为榜样,党的领袖是绝不允许背叛的绝对权威,精英党要高度集中、严守纪律,限制党内争论。这就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党建问题上的争论的核心,受第二国际影响的孟什维克认为,德国社民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民主建党、政教分离、允许党内争论、有派。列宁受其兄亚历山大·乌利扬诺夫的影响在对民粹派理论口诛笔伐的同时,却对民粹派组织模式情有独钟,认为那种集中、秘密、纪律、限制争论的组织是党必须坚持的,他的解释是,由真正的革命家组成的党组织越坚强,党内的不坚定性和动摇性就越少。“共产党只有……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铁的纪律,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政党,“西欧型的社会民主党不适合俄国准备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俄国需要新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列宁称赞民意党是“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组织”。列宁的做法被同是社民党内的左派的托洛茨基、卢森堡等人认为是搞“农奴制”、“搞戒严”,正是这种党务方式与行动准则为布尔什维克向民粹主义的过渡埋下伏笔。可以说除了这最后一点有分歧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纲领性的东西都逐一进行了批判。

   1917年由于斯托雷平改革造成的特殊的历史时刻,布尔什维克对民粹主义的扬弃发生了颠倒,从自由主义之友、民粹主义之敌变成了民粹主义之友、自由主义之敌,从批判“人民专制”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从弘扬政治自由走向践踏政治自由,认为“民主妨碍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建立,在公民权利和自由习惯缺失的专制国家比西方民主国家更容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从反对土地国有、村社化到“把村社放在第一位”。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1899年、1908年两个版本:从“村社对农民的危害很大”到“解散村社对农民的危害很大”;从6个自由到4个禁止;从反对俄国特殊论走到和民粹主义抢“俄罗斯民族特殊论”的潮头,最后把原来的师傅挤下历史舞台,1917——1918年对民粹主义的三次大分化,联合左派社会革命党打击社会革命党,联合最高纲领派、村社共产党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每次都是取其原教旨主义、宗法性强的一派打击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一派。一直到把社会革命党全部关进监狱,一直到对封建主义、农民、资本主义、议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发生重大的变化。(十月革命中颁布的土地纲领都是社会革命党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斯托雷平改革改变了俄国的利益格局,使俄国的政治派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掠夺性、以牺牲广大农民的利益而保证向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强烈地触发了人民的反改革情绪,俄国的反体制运动于是从知识分子方面转到了下层民众方面。怎么看待这场群众自发的“民粹主义”运动呢?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个罕见的历史时刻,农民想使历史车轮倒转,但鉴于它具有反暴政的革命意义,也就是说农民反改革的村社复兴运动是推翻沙皇的革命因素,对此我们采取宽容的态度不去反对就是了。列宁说不对!在经济上反动的东西,在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我们不但不反对,还要站在这场运动的潮头来领导它。从夺取政权考虑,首先对民粹派的态度要转变,但是仍然要斥责他们,这是争夺领导权所必要的,过去我们说他们的纲领不行,现在我们要说他们是自己纲领的背叛者,换句话说,过去我们是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他们,现在我们要站在“超民粹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他们。普列汉诺夫反对说,如果对这场运动持一种民粹主义的赞赏态度,那么这场以“人民名义”完成的革命的后果将是:1、政治上的怪胎,是一个共产主义基础上革新了的皇帝专制,2、革命后公社所有的土地将比现在多3倍,这样就会成为向更高级社会形态发展的障碍,虽然从历史否定之否定的角度似乎会更容易,但中间的缺课,“超越历史阶段”早晚要补课的,3、革命后我们又回到自然经济,但同时西方也就不能影响我们,俄国的传统色彩将会更浓。

   在这一过程中,列宁主义从党务上的民粹主义发展到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由否定民粹主义到肯定超民粹主义,从而完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的轨道。普列汉诺夫说,我们和旧列宁没有分歧,与新列宁的分歧在于,他推翻了他过去推崇的东西,而赞成他过去反对的东西。季诺维耶夫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化妆舞会,无产阶级革命党指责的社会革命党的人民专制、国家社会主义,现在恰恰是他自己正在大力倡导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这两支左派的分歧(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被我们一直奉为正朔的“共产党”有很多内容都是民粹主义的。

  

   俄国民粹主义的缘起

  

   经典民粹主义以俄国民粹主义为代表,它是我们认识民粹主义的门径。要想了解俄国民粹主义,首先要了解俄国的传统农村。

   俄国农村是一个公社的世界(在俄语中米尔——村社和世界是同一个词),农民则是米尔公社社员,米尔实行土地公有、定期重分,有劳动组合和共耕地,并且实行“征税对社不对户,贫户所欠富户补”的连环保制度,具有村会选举和村社审判等“小共同体”的自治功能,甚至住宅都必须建在一起。让我们中国人不可想象的是,米尔成员对村社的义务要超过对国家的义务。共同体给每个人安排了不容竞争也不可改变的位置,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束缚——保护”功能的统一,由此形成了一种“俄国式的集体主义传统”,既对抗国家主义也压制个人主义。

   这种传统对俄国社会文化有极大的影响,使之形成了深层的历史积淀:首先,村社的平均意识、轻商抑商传统与“不与私有化共谋”的民族理念,“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的村社观念更直接产生了“好沙皇”情怀。俄国人常以鄙视的态度看待经商者,认为那只不过是“贪婪的犹太人的营生”,在民族认同中有普遍的仇富心理和反西方传统,他们认为,富人都是恶棍,财富是腐蚀人类灵魂的东西,从心底里向往一种贫穷和朴实无华的社会模式。

   其次,在民族性格中,村社生活使俄国人重视邻里关系的和谐,这使俄国人成了一个重感情的民族。因此俄国人性格外向,浪漫有余理性不足,所以近代俄国在文学史上群星灿烂,却罕有伟大的哲学家。处事行为中浪漫有余、易大嗡大轰、一蹴而就,缺乏理性思维、缺乏妥协精神和持久耐力,总是力求用快捷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容易导致群众性歇斯底里运动。

   再次,村社的集体观念导致的抽象的人民崇拜、体验苦难、底层意识和土地崇拜,对抽象人的“爱”和具体人的“恨”是并行不悖的,在精神共性中独立个人是不和谐的原子,“爱”大多数和“恨”个人是可以自然转换的,由此又导出了从宗法角度对西方民主自由的鄙视,民粹派的一句名言是:“自由的概念只与集体有关,个人对集体来说是没有自由的,对个人说,自由就是对集体的服从,只有把个人溶于集体中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

   还有,在东西两大文明夹击下造就的独特的民族诉求和强国诉求,决定了它的“民族身份辨认性”较为突出,有强烈的弥赛亚(救世性)情结。总之,在村社里,平均与剥削、“民主”与专制、权利与义务取得了美妙的协调,同时又体现了斯拉夫传统,因此在俄国根深蒂固。

19世纪上半叶随着农奴制危机的加深,反抗农奴制的革命民主主义在平民知识分子中蔓延,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主张农民连同土地一起解放,通过自己特殊的农民村社,走上一条非资本主义、非西方发展模式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都非常流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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