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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欧洲近现代历史上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与演进

更新时间:2008-01-07 01:47:59
作者: 韦森 (进入专栏)  

  且共同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建立在活的宪法基础之上的宪政民主,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就会无限膨胀,政府官员的行为和决策就不能被限制在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和制衡之下,政府公务员的行为也就很难受到法律制度和规范的约束,他们甚至会反过来把法律规则和司法程序掌控在自己手中,因而他们就会实际上高于法律,或者说外在于法律规则的约束范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立法机关制定再多地法律法规,法律也不会有自身的权威。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没有宪政,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法治。无宪政下的法律,将会如清末中国著名的法律改革家沈家本所说的那样:“有法而不循法,法虽善,与无法等”。反过来看,如果一个社会还没有达致真正的法治状态,也不可能有宪政。因为,在缺乏实际法治和宪政民主的社会中,即使有宪法,实际情形也会如冯象(2004,页25)在“它没宪法”一文中所言的那样:“在真实、常态的政法实践中,《宪法》却远非‘活’着的国家权力制度的基本文本”。

  对西方文字中的“constitution”一词所含有的宪法与宪政的双重含义的上述把握,不仅仅涉及到该词的词源、辞义演化变迁的文字理解,而且在更深层面上自然涉及到对西方政治社会史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解读。在这篇长文中,我们希望通过对英国、法国和德国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和演变过程的历史回顾,以及通过对现代宪政民主政制在西方社会中生成、建构与演化变迁之原因的理论反思,能为我们今天认识现代宪政民主政制的实质以及展望中国未来的宪政民主建设之路提供一些历史背景知识。

  

  二、英国宪政民主政制的渐进生成

  

  在对西方文字中的“constitution”以及对中文语境中“宪法”、“宪政”以及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词义上的上述理解后,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世纪以来英国宪政民主政治的渐进生成过程。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直到现在,英国都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法典,但毫无疑问,人类近代以来的宪政民主政治确实始发于英国。其中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宪法”非同于“宪政”,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宪法,仅仅是指一种法律文本,而宪政;则是指政府的一切行为是以被授予的权力为范围的,或粗略地说,指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是被民意所限制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人类近代以来的宪政民主政制,最初应该是从英国《大宪章》开始萌发的。

  从《大宪章》历史缘起来看,早在1215年《大宪章》签署前,在早期盎格鲁-萨克森人统治下的英国社会中,就存在着久远的民主和法制的传统。譬如,如果追根溯源,就会发现,现代英国国会最早就源于早期郡法庭中集中地方代表的惯例。后来,又出现了盎格鲁-撒克逊集会,即英国史上的贤人(Witan)会议。“Witan”们的集会被称为“Witanagemot”(指有教育和学问贤智者的集会)。这种贤人会议本是一个国王的顾问团体,没有具体的组织,人选也要看国王的意旨。不过这种贤人议会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萌生了英国各阶层民众参政议政的传统。在公元11世纪诺曼底威廉公爵征服英国之后,在英国建立了一种以军事服役为交换条件的土地分封制度和包含着地方政务的司法制度。在政治体制上,诺曼诸王在继承了盎格鲁-萨克森人习俗惯例的基础上又把诺曼底传统的管理国家的方式移植到了英格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御前会议”。这种御前会议,非同于盎格鲁-萨克森人的贤人会议。这个团体的一部分是大地主,另一部分是由国王特别召来的顾问。御前会议最初执行国王的一般任务,其任务后来分成了若干部门。在亨利一世(Henry I)统治期间(1100-1135),御前会议有了比较固定的职能,由少数主教、宫廷官员、王室仆役和男爵等组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小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协助国王管理财政,管辖地方政府,处理重大案件,受理郡法庭和百户区法庭的上诉,因而其中的成员被称为“法官”。 后来,亨利二世(Henry II)任命其中的5个成员组成一个驻在固定地点的法院,在国王的指导下审理各地的重大案件,这就逐渐演变出了“王座法庭”,即由各州市的代表与国王及其御前会议人员所组成的大会议(Magnum Concilium)。之后,这种大议会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一译“西敏寺”)的集会最后逐渐转变成了一种国家的立法机构。这实际上就成了近代各国国会制度的起源。

  在盎格鲁-萨克森统治和诺曼底征服后的英国社会中一直就存在着久远的民主与法制传统,加上当时的封建分封制实际上是一种国王和各地封臣所签定的权利和义务平衡的法律契约制度,构成了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⑥])制定和签署的制度背景。然而,《大宪章》在英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产生,却有一些特定历史机缘:在1214年英国对法兰西的战争中大败而失去其在欧洲大陆上的全部土地之后,加上英王约翰(John,1199-1216)为准备战争而横征暴敛而导致的国内危机、民怨沸腾,在此情况下,为了牵制或言束缚住约翰王对贵族和臣民的任意掠夺和暴敛之手,由英国贵族所领导的反叛联盟迫使约翰在温莎堡签订了历史上著名《大宪章》,从而开启了英国宪政民主政制渐进生成过程的历史。

  从文本上来看,有63个条款的《大宪章》还只是临时起草并由约翰王于1215年6月15日在25名男爵的迫使下签署的文件;从性质上来看,大宪章也只是英国贵族为保护他们的权利而迫使国王签订的一纸契约,且从具体内容来看,大宪章只是“陈述了现有的法律,并未制定任何新的法律”,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大宪章》对后来英国社会的演变和发展,以及就整个现代人类民主政治的形成和演变而言,其影响却至深至远。《大宪章》最为精髓的条款有:1,除当时封建制所规定的贡款赋税外,“若无王国一致公意许可,不可征收任何免役税或其它贡金”;2,“任何自由人,若不经过同等贵族人的依法审判,或是经本国法律判决,任何自由人均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障、流放或其它损害”。除此之外,《大宪章》内还包括“禁买卖司法权﹑禁止随意占领他人土地﹑决策时须征询贵族意见﹐若违反宪意﹐贵族有权推翻国王”等内容。这样一来,尽管从形式上看《大宪章》只是陈述了英格兰当时存有的经济、法律和行政惯例,但在实质上已为后世的宪政民主政制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包括后来逐渐形成的只有议会批准才具有的征税权,对国家事务的公民参与权和监督权,以及国民自由和公民法权观念等。从保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关条款来看,《大宪章》包含有诸多保护教会权利、城市自由和商人利益的条款。《大宪章》明确还规定国王不能出卖、否定贵族的司法权或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司法制度,这就为13到17世纪英国法律系统的发展和司法程序的不断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大宪章》的缘起的历史背景以及其基本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它明显是限制君权的,或者说君王的权力是受限的和有限的。这实际上也为作为“限政”的宪政开了先河。

  在当时的情况下,英王约翰当然也意识到《大宪章》限制了他的权力,因此起先拒绝签字。但是,贵族们自有办法。他们组织了军队,把约翰王团团围在泰晤士河边的兰尼米德草地上。约翰王毫无办法,只有当众宣誓遵守宪章。并于1215年6月15日在宪章上加盖了英国的国玺。贵族会议还选出了25位代表监视国王,若违反宪章,就向他宣战。约翰王签署《大宪章》并宣誓执行之后,并没有遵守宪章的意图,接着发起了一场内战。第二年,约翰王死去,这场争执才告结束。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Henry III)继位后,并不改弦易张,他仍然沿袭其父亲的老路,不肯遵守《大宪章》。于是,贵族再次向国王宣战。其中一位有贤明而有智能的名叫芒特福特(Simon de Montfort)的领袖,率军打败了亨利三世,并在1258年4月武装会见英王,国王再次被迫让步,答应于6月12日在牛津举行有廷臣12人和男爵12人共同组成改革联系会议,并在会议上签署了《牛津条例》。《牛津条例》进一步巩固了《大宪章》以来的宪政民主制度的成果。[⑦]《牛津条例》断断续续地推行了几年,后经过贵族与国王的多次武装冲突,芒特福特最后率军打败了亨利三世,并于胜利后立即召集人民代表(史称“西门会议”),每郡或每市均派两个议员出席国会,从而开始了平民参政的历史。这是公元1265年。再过了三十年之后,当爱德华一世(Edward I,1272-1307年在位)成为国王时,国会才成为英国政治中的经常性制度。这是大宪章运动的重要成就之一。

  爱德华一世执政后,极力推行法制建设,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法令、产业管理法和其它法律,议会——英文为“Parliament”——也最后定型于一种常设型的政制机构,并从1343年起,英国议会开始分为上下两院。上议院由贵族和僧侣组成,又称“贵族院”(House of Lords),下院则由骑士和平民代表组成,又称“众议院”(House of Commons)。至此,英国宪政民主政制的雏形已经基本形成。在1259年亨利三世时期制定的《威斯敏斯特法案》(Statutes of Westminster)的基础上,英王爱德华一世又于1275年颁布了《威斯敏斯特第一法案》(Statutes of Westminster I),对英国当时的程序法做了重大改革,以保护国民免受来自国王政府官吏的侵害,从而巩固了《大宪章》以来的法律和宪政制度改革初期的成果。尤其是1285年颁布的《威斯敏斯特第二法案》(Statutes of Westminster II),在英国法制史上更具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该法案50章几乎涉及到了普通法的所有领域,在财产转让与继承、诉讼程序、巡回陪审制度以及保护当事人权益方面均做了详细规定,从而奠定了后来英国普通法制度运作的基础。因之,这两个法案也可以被视作为英国宪政史上重要文件。

  之后,经历了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和国内的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5),英格兰民族国家也开始在14和15世纪形成。这一时期,英国市场分工不断深化、以羊毛、羊毛制造和出口为中心的制造业和商业贸易开始生气勃勃地发展,教育、科学、文学和艺术水平不断提高,一个现代国家开始萌生。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率先发生了。从1529到1536年间,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509-1547在位)与议会联合起来,通过一系列法令,宣布英国教会不再效忠罗马教皇,并开始解散修道院,把教会的财产收缴到王国政府。这些措施不但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引起了一些经济变革。同一时期发生的英国圈地运动,又客观上为英国手工业、制造业、采矿业以及国内国际商贸业的发展准备了大量自由劳动力。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1215年签署的英国《大宪章》的最核心内容有两条:第一,“不经国会批准,政府不得征税”;第二,“除了经过同一阶级的人的合法审判,或是依照本国的普通法,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监禁、强占、剥夺法律保障、充军或其他损害”。这一基本精神,到了1628年英国国会通过的“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中,得到了重申并使之普遍化:不经国会不能征税;不经法定手续不能逮捕或处死任何人。为了落实《权利请愿书》中保障人权的条款,英国国会在1679年又通过了《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即提审法案。如今,《人身保护法(提审法)》的基本原则已经通行于文明世界了,成了现代宪政民主的精髓之一。这一基本原则是:在逮捕任何人时,该人都有权利向逮捕者索取逮捕证书,逮捕者必须说明逮捕的原因,自己属于哪一个机构。被捕者有了这些书面文件,就有权去向当地法院申请提审。如果法院认为逮捕没有理由或理由不充分,则逮捕人的机构就必须在24小时之内释放被捕者。若法院认为逮捕有理由,逮捕机构也必须在24小时内把被捕人送交法院,使被捕者获得公开且公平的司法审判的机会。《人身保护法》是英国对人类宪政民主政制所作的又一重要贡献。在《人身保护法》之后,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并迫使威廉三世(William III, 1689-1702在位)签署了《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该法案体现了国王的王权受到议会牵制的宗旨,明确了议会至上原则,从把国王的权力转移到了国会。更进一步,他们使内阁向国会负责,即国王必须提请获得国会多数的政党来组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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