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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

更新时间:2007-12-31 12:39:15
作者: 许耀桐 (进入专栏)  

  共产党作为文明的政党,具有一系列民主政治的特征:第一,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利于正确集中,在少数服从多数作出决定后仍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第二,实行党内民主选举。党的所有职务都必须经选举产生,所有职务都不是终身的,而且应该有任期规定。第三,接受党内外监督。《党章》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第四,开展党内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中批评越活跃,党的生命越旺盛;如果党内批评停止了,党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三)法治文明

  政治文明是要依靠法治文明来支持和保障的。国家权力的划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置,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政党的活动,公民的活动,乃至社会的稳定和有序的运转,都应当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离开法治文明,政治文明是难以实现的。

  诚然,在政治文明的社会里,法治的地位是最高的,是任何的组织和个人都不可逾越的。但是,法治的本质又是什么呢?英国学者詹宁斯认为,“如果法治仅仅是法律和秩序的同义词,那么它便是所有文明国家都具有的特征”[23]。所有的国家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的确的,自从国家成为“文明”的界碑和象征以来,即使是专制政体的国家也不乏法律规定,并依法惩治。所以詹宁斯指出:“法治一词指的只是民主或立宪政体有别于专制政体”[24],“这种发展实质上源自自由的或自由民主原则”[25]。法治的根本是宪政,毛泽东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26]据此可知,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有法治,才有宪政,才称的上善治。

  社会主义国家从起步伊始,就表明要尊重法律,重视法治。阅读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便知道,历史上的巴黎公社在成立后就立即把先前属于旧国家的全部创议权转归公社。公社实行民主管理,拥有创制法律的权力,并且由各公社选举它们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投入到法律建设的实践。同时法官也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真正开创了法律为民、法律治国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法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在于:第一,依法治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必须采取通过国家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和保证,法大于权,权遵于法。第二,依法执政。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依据宪法规定来行使执政的权力,党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是党比法大,而是法大于党。第三,加强法律监督。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

  (四)公民文明

  公民是国家和社会最小的、最基本的又是独立的单元。公民的集合体,公民社会或称市民社会,“是社会中的一个部分,这部分社会具有自身的生命,与国家有明显的区别。”[27]公民文明是国家政治文明的基础,公民的政治言论与政治行为对国家的政治文明起着是否认同和支撑的作用。洛克认为,“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黑格尔则主张“国家高于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指出:“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28]是市民社会创造了国家,并决定着国家。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公民不是独立的,首先是拥有经济上的财产权利,其次是拥有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就表明专制统治还有深广的地盘,就不可能有公民文明,也就不可能有政治文明。

  公民的政治民主权利主要表现在,第一,主权在民。国家的权力是公民委托的,倘若国家侵犯市民社会,它可以被公民收回。第二,言论自由。一个被禁锢了思想的公民不能成其文明的公民。第三,政治参与。公民享有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自由,社会政治制度的运作,归根到底要依靠公民政治参与的行为来推动。与以往比较起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加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在拥有普选权和监督权之下,公民能够广泛参与民主政治活动。

  

  三、政治文明建设要致力于民主政治发展

  

  从国家形态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明是新型的政治文明,高于以往任何类型的国家。但是,由于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处在逐渐摆脱不发达的状态,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过程中,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的政治文明远没有尽善尽美、尽如人意,我们还要致力于民主政治发展。

  致力于民主政治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的主旋律。“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在政治上,要求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29]以上这些论述,成为当前我国推动政治文明建设、民主政治发展的纲领。解读“十六大”报告,致力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我认为要强调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要有明确的政治发展战略部署,把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当前民主政治发展的重点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十六大”报告第五部分论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时,是在冠以“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标题下展开的。这清楚地说明,在我国现阶段特定的条件下,发展民主政治不能脱离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脱离民主政治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是包容关系,即民主政治发展之中包含政治体制改革,从民主政治发展的全部内容来看,它当然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二是重点关系,即政治体制改革构成民主政治发展的重点,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目的是要实现政治现代化,必须把政治体制改革始终贯彻于全过程。三是互促关系,即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指明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巩固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为下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开辟新道路、创造新条件。因此,必须把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二,要有明确的政治发展路径选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要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多层次建设。

  “十六大”报告概括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具体政策方针和主要内容。归结起来,贯彻、落实这些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具体政策方针和主要内容,客观上存在着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这里,既有改进和完善基本政治制度这样的宏观层次民主政治建设,也有改革实施具体政治方针政策这样的中观层次的民主政治建设,还有扩大基层民主这样的微观层次的民主政治建设。三个层次的民主政治建设,有着相互联动、相互促进的关系,三者应该及时进行,协调发展。三个层次的民主政治建设,各自居于不同的地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一般地说,处于微、中观地位的基层和中层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反映现实需要快,灵活性强,易于突破见成效的特点;处于宏观地位的上层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功能,对中、微观层次起着强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我们不应把三个层次的民主政治建设截然分开,更不能简单地把基层、中层和上层的关系等同于一、二、三的程序关系,以为只有走完第一步,才能走第二步、第三步。总的来说,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重要的是应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提出三个层次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同方案和措施,使三个层次的民主政治建设协调发展。

  第三,要有明确的政治发展重点,就是要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怎样认识和解决党政关系的问题,促使着人们对党和政府的性质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共产党是执政党,政府则是政权机关、国家机器。党要执政,但不能把它等同于国家政权机关本身。一方面使党陷于行政管理的琐碎事务之中,妨碍了对整个国家进行整体的领导;另一方面也导致政权机关的混乱,出现机构重叠、官僚主义的现象。现在的问题在于,要进一步探讨和确立科学的、合理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明确党政职能,党的职能有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发挥党员作用、实施政治监督等项,除此之外其他的就是政府的职能。正如“十六大”报告阐述的,“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30]可以说,“十六大”对党的职能和执政方式的确定,为正确处理党政关系铺平了道路。

  第四,要有明确的政治发展方向,表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时,强调要与人类文明融合,借鉴世界上一切有益的政治文明成果。

  “十六大”报告致力于民主政治发展,提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认识到政治文明具有继承性、共同性和可比性,这是中国与世界文明接轨的正确选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广泛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问题。诚然,像三权鼎立、多党轮流执政等这些西方根本的政治制度模式我们不能照搬,但对其中包含的积极因素也可以予以肯定、借鉴。我们用不着也没必要把这些政治制度不加分析,一概贬斥为“政治腐朽”、“政治黑暗”或“政治糟粕”。其实,“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行政“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这就吸取了“三权分立”中权力互相制约的积极因素。最近,深圳市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推行“决策、执行、监督”的“行政三分制”。改变了传统体制下政府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为一体,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的行政权力运作模式。对此,深圳市长于幼军明确地说:“自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后,西方国家广泛采取这种政府架构,这种架构有利有弊,深圳只是有选择地吸收了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绝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做法。”[31]此外,我们已经借鉴的共和制、选举制、任期制、法制,在宪法中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这些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成果,更说明了社会主义早就包容了人类政治文明。我们在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基础上,可以也应该在实践中把它们做得更好,使之名副其实。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注 释:

  [1]《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126页。

  [2]修昔底的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0页。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

  [4][5][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66、19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7][8][11][12][15][16][17][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394、399、378、415、376、384、438、375页。

  [9][29][30]《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9、33页。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2—284、478—488页。

  [1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9页。

  [20]Jack Livel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Oxford: Clarendon, 1962, pp. 135-43.

  [21]E. E. Schattschneider,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 Rinehart, 1942, p. 1.

  [23][24][25]詹宁斯:《法与宪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42、32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页。

  [27]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转引自邓正来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4页。

  [31]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21日A2版。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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