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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文:“重建儒教”:一个学术史描述——以方克立、张祥龙对蒋庆的评论为主线

更新时间:2007-12-30 15:06:35
作者: 杨海文  

  

  这里所说的“重建儒教”,特指以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为代表的一批大陆当代学人试图“立儒教为国教”的思想实践。跟其他3人相比,蒋庆的影响力更为显著,因此,本文将集中对蒋庆言行的思想史反响进行一个简要的学术史描述,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先生2005年写作的《关于当前文化问题的三封信》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教授2007年发表的《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作为重点叙事对象。

  

  一、背景设定:蒋庆在甲申年的“出场”

  

  2004年,因为“一套读经丛书”和“一篇反对文章”,蒋庆成为一个足以扩散一己之理念的“社会型学人”。这一年5月,中华孔子学会组编、蒋庆选编的“十万之文,经典精华尽在是;十二之册,圣贤法言萃乎此”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丛书,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十五”规划课题实验用书和全国“儿童读经评比活动”统一定本,由教育部下属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稍后不久,著名媒体作家、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针对蒋庆经由这套丛书力图提倡的“读经运动”,7月8日在享有盛誉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旗帜鲜明、影响巨大的批评文章《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

  简单地说,蒋庆得以迅速完成从“书斋型学者”到“社会型学人”的巨大转变,快捷地进入到大众媒介的话语体系当中,是跟广州的两大报纸——《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不断加盟的其他纸介质媒体和电子网络BBS版对于“读经运动”的热烈争鸣密不可分的。2004年9月,来自海内外的70多位文化名人响应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5位发起人的倡议,向国际社会发表了表达其文化保守主义的《甲申文化宣言》,这一重要的文化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蒋庆成就了其社会知名度。

  就在大众媒体上臧否“读经运动”如火如荼之际的2004年7月,蒋庆邀请陈明、盛洪、康晓光等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题会讲于贵阳阳明精舍。这次会讲被称之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但很显然,它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却是“静悄悄”的。同样,蒋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的《传薪集——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二十周年文选》中发表的《王道政治与当代中国的发展》一文,以及在2005年1月出版的《新原道》第3辑上发表的《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一文,其理论意蕴也未必当下就被人们洞察玄机。因为在这两篇异名而同实的文章中,蒋庆在其原有观点上进一步具体指出:“政治儒学”的最高理想是推行“王道政治”,“王道政治”的制度安排是实行“议会制下的三院制”: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在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理论指导下,议会实行“三院制”;“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合法性”, “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合法性”,“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合法性”。

  蒋庆在甲申年的“出场”,不妨说是外之以具有轰动效应的“读经之争”、内之以蕴涵持续影响的“学术创新”。这里所说的“学术创新”,指的是《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或《王道政治与当代中国的发展》一文。依据该文小引,可知对“政治儒学”进行“王道政治”的学术创新或画龙点睛,虽然同是2004年的事情,但在时间上要早于当时鲜为人知的“贵阳会讲”以及其时满城风雨的“读经之争”。这一事实表明,蒋庆在甲申年的“出场”,并不仅仅是外在的媒体之助,而且也是内在的自我筹划。

  

  二、来自方克立的“批评”:对2005年三封信的叙述

  

  如果今天将“少儿读经”的教学策划与“王道政治”的制度设计直接指向大陆新生代新儒家集体亮相的“贵阳会讲”,我们或许不难知道这一切于2004年的蒋庆而言都是为了实现“重建儒教”的同一个目标。尽管到目前为止,知识界对此尚未做出较多的并富有真知灼见的理性反省,但我们这里还是应当着重提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前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知名学者方克立先生,尤其是他在2005年就“重建儒教”问题所写的3封信。

  2005年3月4日,针对《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的出版以及蒋庆在《读经与中华文化的复兴》一文中所说的“教育部决定2004年在高中开《中国文化经典课》课程,必修课,36学时,算学分,要考试,本人已应约编定教材交教育部”,方克立先生致信教育部部长周济,强调“蒋庆、康晓光已把新儒家热心于儿童读经运动的目的讲得很清楚,就是要为‘复兴儒学(教)’培养人才,服务于他们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改变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需要。这与我们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大多数专家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并要求“停止试用和推行蒋庆在完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编的儿童读经课本,组织精通古代经典文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术立场的专家学者,重编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适合于青少年成才需要的基础经典教育读本”。

  方克立致周济部长的信,迅即被批转给教育部有关司局。2005年6月20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课程发展处主管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发布了《关于“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流言的声明》。《声明》开篇指出,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中的说法,“试图造成教育部也认同‘少儿读经’的主张,支持他们设置儒学基础教程的印象。这些做法混淆视听,蓄意误导社会舆论,把基础教育应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要求与‘少儿读经’混为一谈,必须予以澄清”;结尾认为,“蒋庆在关于‘复兴儒学’的一些文章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散布了许多与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国家方针政策背道而驰的错误观点,有的论调在学理上非常荒谬,在政治上十分危险”。

  与《致周济部长》重在对“少儿读经”的对策建议相比,2005年9月1日写作的《致郭齐勇、吴根友》侧重对“大陆新儒学”的本质概括。“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将于2005年9月9~12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作为会议筹备委员会顾问的方克立先生“因身体情况欠佳”不能与会,于是致信会议主席郭齐勇、杨祖汉以及执行长吴根友、周博裕。信中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从‘五四’至今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认为以甲申(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它已进入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因此我建议在继续推进对前三代新儒家思想研究之同时,还要开始重视对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陆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大陆新儒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对儒学和新儒学的未来发展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这封信中,方克立认为,开展对大陆新儒学的研究,至少要关注以下6个问题:第一,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的关系;第二,大陆新儒学与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第三,大陆新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第四,大陆新儒家组成团队集体出场的政治文化背景;第五,大陆新儒家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设计及其实现的可能性;第六,大陆新儒家的运作方式及其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大陆新儒学虽然是一新生事物,目前还缺乏成熟的表现和厚重的学术成果,但它已是一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并已表现出现代新儒学运动之新阶段的若干特征,特别是它不满足于道德文化建设的功能,而是力图改变中国现实发展道路(‘以夏变夷’)的鲜明政治主张,必然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而成为一重要研究对象。新儒学研究也不能不适应这一客观进程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我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能注意到现代新儒学发展史和研究史中的这一重要转折而开始重视这一新的研究课题。”

  《致郭齐勇、吴根友》写后不久,方克立先生将它和《致周济部长》电子邮件给了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教授,李宗桂教授又转发给了笔者。笔者仔细阅读了这些函件,尤其对《致郭齐勇、吴根友》信中提出的6个问题倍感兴趣,觉得这些问题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同时,笔者也深感《致郭齐勇、吴根友》是意犹未尽的,因为它对第1~3、6个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而对第4、5个问题仅仅存而不论。有感于此,经与李宗桂教授商量,笔者请求方克立先生把这封信扩展为一篇论文,并惠赐给《中山大学学报》发表。方克立先生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于2005年9月20日就将文章电子邮件了过来。跟《致周济部长》、《致郭齐勇、吴根友》一样,他仍然采取了信函的方式——《致李宗桂、杨海文》。不过,受制于学报体例的局限,此信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发表时还是变换成了论文式样。为此,方克立先生亲自制作了标题《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

  《致李宗桂、杨海文》首先描述了2004年(甲申年)之所以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的若干重大事件,接着指出:“去年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的最典型事件是大陆新儒家组成团队集体亮相的贵阳‘峰会’。我从现代新儒学发展史的角度把它看做是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第四阶段的标志,也就是进入了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这派学者积极入世的姿态是很明显的,一出场就奋力争夺话语主导权,并且很受媒体青睐。甲申年的许多文化论争都是由他们引发的,起而与之对阵、与之互动的主要是自由派人士,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反而处在比较边缘化的地位。”当然,方克立先生真正关键的问题还在于——究竟应当如何对当下的“重建儒教”运动进行历史定位和科学评判。

  “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已进入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这是在《致郭齐勇、吴根友》信函中提出的“历史定位”。对此,有人以为这是对当代大陆新儒家过分的“抬举”和“拔高”。方克立先生不这样看,《致李宗桂、杨海文》进一步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港台、海外新儒学还在继续发展,但其基本格局、气象、规模已定,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突破性进展了。新儒学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问题,考虑问题不能不以日渐强盛的中国大陆为主体、为中心。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极其宽松的思想环境下,经港台新儒学‘反哺’和十多年酝酿准备,大陆新儒学已渐成气候,其代表人物提出了一整套‘儒化’中国的理论、方针、原则和策略,比港台新儒学显得更有创造性,也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性和现实针对性,实已成为当今中国保守主义的中心话语,成为一面政治和文化旗帜。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已进入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地位,并相应地提出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任务。”

  这一“历史定位”是否合理,并非本文的“责任范围”。然而,对于只是“浮出水面”的当代大陆新儒家,能够从以大陆为主体、中心的中国现代化的“本土情境”出发,进而做出中国现代新儒学运动之“第四个发展阶段”并“唱主角”的总体判断,这无疑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儒学研究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方克立先生的“客观性宽容”。这种“客观性宽容”,对于跟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大唱反调的大陆新儒家来说,想必当是“弥足珍贵”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方克立先生对当代大陆新儒家表露的“客观性宽容”,同时也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之开放气度与创新品格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集中体现”。

  除了“历史定位”之“客观性宽容”,自然还需要“科学评判”之“理智性清醒”。跟《致郭齐勇、吴根友》保持着同一旨趣,方克立先生在《致李宗桂、杨海文》中也是从两个方面来展开后一个问题。一方面,大陆新儒家的“儒化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现实性矛盾。在方克立先生看来,“大陆新儒家‘儒化中国’的政治目标和行动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大陆新儒学作为一个新阶段,“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前辈新儒家力图从封建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的儒学,即心性化、形上化了的儒学,重新政治化和宗教化,强调要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康晓光甚至提出要“在上层,儒化共 产 党;在基层,儒化社会”,通过“立儒教为国教”,把中国和平演变成一个“儒士共同体专政”的国家。另一方面,尽管大陆新儒家的“历史发展”有待历史来评判,但其“课题研究”亟待从现在着手。方克立先生指出:“大陆新生代新儒家作为现代新儒学第四阶段的代表人物虽有其特殊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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