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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宁: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

——2002年8月20日演讲全文

更新时间:2003-01-10 09:44:00
作者: 李晓宁  

  

  感谢邀请。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做“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纵论东西方文化,有很多话要说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东西方的思维方法。有人会说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觉得这个“观”指的是对某种事物的全面看法,每个人都有。当然,不只是一个部分的看法。东方人与西方人思考问题的方法很不同。

  这么多的学科里,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方法问题。有些人跟我开玩笑,说你搞方法论,其实是因为你什么也研究不了,所以才去研究一些别人也说不清楚的东西。这虽然是个玩笑,也说明了方法论很不好研究,不容易出成果。

  我经常在想,既然大家都是猴子进化过来的,为什么山那边的猴子经过发展,就可以坐上宇宙飞船到月球上去了,而山这边的猴子却一直在刀耕火种?人类的进化怎么会如此不同?为什么西方人用字母记载他们的思想,很少几个字母,很方便,你一下午就全学会了。而中国人呢,一笔一划地学汉字,要学很长时间。《新华字典》上的6000多个汉字还不见得能认全了。我上了大学(外语学院),1972年,学的专业是俄语。学外语一开始就要学习严密的语法。学汉语时,谁也不太注意语法。学汉语不懂语法没大关系,只要能明白意思,我们就可以交流。什么主语、谓语、实词、虚词、主句、副句,不一定搞得很清楚。可是你学习一门外语(我指的是欧洲语言),会发现,如果不懂语法的话,你就根本不能开口说话了。这种发现对我很有启发,同时想到这与思维方法可能会有很大关系。

  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人思想方法的基础是希腊时期创立的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对此有很多研究。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始终无解:形式逻辑这种思维方法是怎么产生的?另外由此产生了很多连带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形式逻辑的一整套思维体系呢?为什么在欧罗巴这个半岛上面出现了如此灿烂的西方文明呢?而其他地方没有出现同样文明呢?这些问题,尤其第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通过长期思索,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到这里和大家做个探讨。人们经常研究形式逻辑本身,对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研究的很少,我今天就试图对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作一个说明。我觉得这是东西方思想方法比较异同的核心。我的主要观点17、8年之前就形成了,但总觉得自己的理论不是无懈可击的,一直在不断求证。很多重大的新理论,最初都是十分粗糙的。好比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一开始也就飞个十几米高,漏洞百出,跟现在的F16是没有办法比。但那毕竟是飞机,不是马车。我觉得一切创新的东西开始时都是如此。这是我一生研究最着力的地方。

  言归正传,我来说正题。

  人的思维是依靠语言来进行的,没有语言就没法思维。语言不同就造成了思维方法的不同。可以认为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同是语言本身也需要一个载体,就是文字。人是一种有传承性的动物,今天我在这里摔了个跟头,我就会提醒后面来的人,不要在这儿摔跟头了。这种传承就需要语言来完成,语言不好记录,就需要用文字来记载,文字就是语言的载体。当然,在这每一次的转换记载方式的过程当中都会造成一定的缺失。比如我们头脑里想的很多,但我们说出来的就少多了,同时有些思维也不好表达。我们经常说“不可名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语言变成文字的过程同样也是有缺失的。文字更加简约,简约就有损失。文字又要有载体,那就是石碑、羊皮、竹简、泥板、纸莎草等等。我渐渐发现,这些载体是对文化发展模式影响极为巨大,成为有锁定性的要素。当然不是说这些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人类文明早期使用的记载符号都是比较形象的东西。比如画个圆圈表示太阳,画个方块表示桌子。中国有象形文字,印度、两河流域也有,埃及、玛雅人、阿兹特克人都有。我国云南的纳西族现在还在用古老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字。而西方呢,很早就开始用字母来记录语言了。

  现在来看一下世界地图,可以看到在尼罗河流域平原和两河流域之间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这两个地方是灌溉条件很好、气候湿润、很适合人们居住。这两个地方都很早就出现了文字。尼罗河流域使用的是象形文字,两河流域开始也是象形文字,后来就转变成了楔型文字。复旦大学研究世界语言文字的周有光教授把楔型文字叫做“钉头字”。两个地区的文字比较起来呢,两河流域古巴比伦这边的 “钉头字”更为抽象一点,在《汉谟拉比法典》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记载这两种文字的不同的载体。 尼罗河流域那个时期的文字载体主要是“纸莎草”,现在我们可以在美术馆里面可以看到埃及纸莎草的画。那个时候却是贵族使用的比较多。同时呢,还可以把文字记载在石壁上。两河流域文字的载体则是泥板。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民族都在选择自己最方便的、最容易取得的、也最便于传输的文字载体。再举个例子来说,缅甸文字,好像是转着圈儿写出来的。那是因为他们的文字是记载在芭蕉叶子上面的,如果横竖那么写的话就会把叶子写破了,所以只好顺着叶子的纹路转着圈儿地写。载体决定了文字的形态和书法。

  为什么单把这两个地方拿出来做比较呢?有人说西方文明孕育在希腊,其实不对!西方文明孕育在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就在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公元前几千年这两个流域之间人类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战争”。我跟你实力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和你贸易。如果我们两个实力相差很悬殊,我比你强得多的话,我就直接到你家里去抢啦,发动战争打垮你。通过贸易、战争,人们就开始有了大量的交流。交流就需要一个介质――语言,一种通约的语言与文字。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怎么交流呢?还有计算,有贸易就要算帐,算帐也要有通约的方法。这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战争和贸易的过程当中,总是文明比较高的人群的文化象水一样流向较低的人群那里去,无论谁是胜者。比如说,你吃熟肉,我吃生肉,无论谁打赢了,吃生肉的那一方都会学习吃熟肉的。

  象形文字很复杂,符号很多,很不容易学会,需要长期学习。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书吏阶层”,就是那些会使用这些复杂符号的人。这些本领不是每个人都有学到的,这些书吏一般都是首领的近亲或者祭司。学习书写需要长期训练。书吏是个很好的饭碗,所以是嫡传的。

  这个时候呢,在小亚细亚出现了一个商业民族――腓尼基人。就是这些腓尼基人创造了欧洲文明,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他们是一个商业的民族,这一点和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全民族经营商业的时候几乎没有。但是腓尼基人却是一个十足的依靠商业的民族。他们不怎么种地,也不打鱼,就是纯粹的从事商业,也就是我们说的“二道贩子”。他们在美索布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之间从事贸易,就需要他们对于两边的语言和符号都能掌握。由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两边的文字载体要么不便携带,要么非常昂贵――没有方便的载体,只好简化记载符号,用口述来记载发生过的事情。腓尼基人回旋于两大文明区域各个民族之间,为了使语言通约,他们的首要愿望就是将这些语言和符号简化便于传输与学习。一种简单的表音方法随之诞生了,这就是腓尼基字母。在西方的传说中,是腓尼基的一个木匠发明了22个腓尼基字母。我们看这22个腓尼基字母,有些和现在使用欧洲字母还很相像的。比如字母“A”,它像一个牛的两只角,原来是朝上面的,后来希腊人把它换了个方向,角就朝下了。那个时候腓尼基人认为在一个家庭里面牛是最重要的,所以把A排在首位。

  但是一旦变成了字母之后这些最初象形的意思渐渐地就不重要了,而表音的功能加强了。 记录符号高度抽象化了,就势必需要一个非常严密的语法。如果没有严密的语法,那么这些字母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我们中国人说一个人没有文化,我们说他“不识字”,而俄国人说人没有文化的话就说Неграматный,“不懂得语法的人”。我们中国人不懂语法的人多了,如果要仔细考考在座各位汉语语法的话恐怕都要考倒了。汉语语法中,关于副词是实词还是虚词都存在争论,北大认为是虚词,复旦就认为是实词。因为我们中文没有一个十分严密的语法体系,我们的语言是粘着式的,模拟式的。可以说,严密的语法产生是形式逻辑产生的一大土壤。形式逻辑说到底是“谓词逻辑”,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关键就在于这个“是”和“不是”。有了严密的语法,这种谓语逻辑才有存在的可能。这种字母的抽象化带来的严密语法,形式逻辑才继而产生的。抽象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西方文明的强烈的“归一性”,把很多事情推到极致的结论,正是这种抽象化的西方文明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没有这个开端,就没有牛顿,就没有科学,以及后来发展的灿烂的西方文明。这一点是要牢牢记住的。当然,逻辑是有悖论的,这一点我们稍候再说。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文明在近代之所以超越东方文明走在世界的前端,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在很早的时间,亚里士多德建立就起来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第二就是近代的实证主义发展。可见形式逻辑的重要性,要是没有形式逻辑的话,实证主义怎么证明呢?

  

  说到这儿呢,大家可以看看从英国带回来的罗塞塔石碑的模仿物(出示)。这个上面的文字呢,开始很多西方的学者也无法破解,因为非常的复杂。这个石碑上面的文字分为三个部分:上面一层是埃及的古老的象形文字,中间是早期埃及文字的手写体,下面一层是古希腊的文字。很复杂。1799年拿破仑的军队打到埃及时,距亚历山大城56公里有个叫罗塞塔的小镇,战士挖工事的时候看到这块黑色玄武岩石碑,当时的领队军官叫做布查尔,他认为这块石头很重要,交给了拿破仑。拿破仑军队出征的时候,曾随军带了150人组成的学者团队,有考古的,考察天气的、植物的等等。我们现在打仗不知道会不会带着社科院去?结果呢,这些学者一鉴定就发现了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当时就送回法国了。正是因为那三种递近演化的文字,使后来的法国学者商伯良破译了这块碑的铭文。无独有偶,在伊朗的贝希斯顿村,也发现了同样形式的摩崖石刻,包括了古波斯的文字、古代的楔型文字和古阿拉伯的文字。从这就看出了象形文字到抽象文字转化的过程。罗塞塔石碑现在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厅,是那里的镇馆之宝!西方人认为文字的、思想的东西是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东西,比其它的什么金子、大帆船这样物质化的东西更有价值。

  腓尼基就在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的位置。需要语言的简化和文字的变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原来的文字是写在泥板上的,运输起来很不方便,学习起来也很复杂,有碍于贸易的进行。所以只能口述。为什么会很多民族有史诗就在于此。因为没有足够的载体,就只能口述,只能用歌唱的形式来记载历史。我原来接触过黑龙江省靠边境的哥萨克人,夜晚休息时他们经常点起篝火,在一起唱,唱历史。常常是一位老人唱着唱着忘了下面的词儿了,别的老人接着唱,经常是连续几天几夜地唱。我才明白,原来史诗就是这样产生的。戏剧的起源也是由此而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古老的时期,欧洲地区的史诗是很发达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口述记载历史的方式。

  字母化以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书吏就没有那么强的垄断性了。

  说了这么半天,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在干什么呢?中国人早就找到了自己的文字载体了。中国当时多的是森林,还有很多竹子。木牍出现在竹简之前。现在有两个词儿可以看出来木头和竹子的地位,一个是“出版”的版,这是当时指的木板,后来用石板;另一个是“简单”的简,指的是竹简,这些词都是有原始意义的。中国古代的甲骨文、钟鼎文都是祭祀文字,不是日常使用的,多用来记载一些警喻性的话。比如北大同学喜欢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就是商汤铭刻在洗澡的“盘”上面,用来警示自己的。我们很早就有了很方便的载体――木椟、竹简,致使我们的象形文字没有高度抽象化。

  中国的史官出现的很早,他们就是书吏。他们专门记载历史,记载军国大事。由于没有字母化,他们一直有饭吃,以至于后来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阶层――士。所以,中国的历史不需要用歌唱的形式来记载,所以就没有史诗。早就有专门的史官来做这个事情。顾准先生就说过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判断准确。中国的诗歌走向抒情的道路。有人说《孔雀东南飞》《长恨歌》是长篇叙事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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