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宁: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

——2002年8月20日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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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宁  

感谢邀请。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做“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纵论东西方文化,有很多话要说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东西方的思维方法。有人会说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觉得这个“观”指的是对某种事物的全面看法,每个人都有。当然,不只是一个部分的看法。东方人与西方人思考问题的方法很不同。

这么多的学科里,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方法问题。有些人跟我开玩笑,说你搞方法论,其实是因为你什么也研究不了,所以才去研究一些别人也说不清楚的东西。这虽然是个玩笑,也说明了方法论很不好研究,不容易出成果。

我经常在想,既然大家都是猴子进化过来的,为什么山那边的猴子经过发展,就可以坐上宇宙飞船到月球上去了,而山这边的猴子却一直在刀耕火种?人类的进化怎么会如此不同?为什么西方人用字母记载他们的思想,很少几个字母,很方便,你一下午就全学会了。而中国人呢,一笔一划地学汉字,要学很长时间。《新华字典》上的6000多个汉字还不见得能认全了。我上了大学(外语学院),1972年,学的专业是俄语。学外语一开始就要学习严密的语法。学汉语时,谁也不太注意语法。学汉语不懂语法没大关系,只要能明白意思,我们就可以交流。什么主语、谓语、实词、虚词、主句、副句,不一定搞得很清楚。可是你学习一门外语(我指的是欧洲语言),会发现,如果不懂语法的话,你就根本不能开口说话了。这种发现对我很有启发,同时想到这与思维方法可能会有很大关系。

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人思想方法的基础是希腊时期创立的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对此有很多研究。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始终无解:形式逻辑这种思维方法是怎么产生的?另外由此产生了很多连带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形式逻辑的一整套思维体系呢?为什么在欧罗巴这个半岛上面出现了如此灿烂的西方文明呢?而其他地方没有出现同样文明呢?这些问题,尤其第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通过长期思索,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到这里和大家做个探讨。人们经常研究形式逻辑本身,对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研究的很少,我今天就试图对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作一个说明。我觉得这是东西方思想方法比较异同的核心。我的主要观点17、8年之前就形成了,但总觉得自己的理论不是无懈可击的,一直在不断求证。很多重大的新理论,最初都是十分粗糙的。好比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一开始也就飞个十几米高,漏洞百出,跟现在的F16是没有办法比。但那毕竟是飞机,不是马车。我觉得一切创新的东西开始时都是如此。这是我一生研究最着力的地方。

言归正传,我来说正题。

人的思维是依靠语言来进行的,没有语言就没法思维。语言不同就造成了思维方法的不同。可以认为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同是语言本身也需要一个载体,就是文字。人是一种有传承性的动物,今天我在这里摔了个跟头,我就会提醒后面来的人,不要在这儿摔跟头了。这种传承就需要语言来完成,语言不好记录,就需要用文字来记载,文字就是语言的载体。当然,在这每一次的转换记载方式的过程当中都会造成一定的缺失。比如我们头脑里想的很多,但我们说出来的就少多了,同时有些思维也不好表达。我们经常说“不可名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语言变成文字的过程同样也是有缺失的。文字更加简约,简约就有损失。文字又要有载体,那就是石碑、羊皮、竹简、泥板、纸莎草等等。我渐渐发现,这些载体是对文化发展模式影响极为巨大,成为有锁定性的要素。当然不是说这些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人类文明早期使用的记载符号都是比较形象的东西。比如画个圆圈表示太阳,画个方块表示桌子。中国有象形文字,印度、两河流域也有,埃及、玛雅人、阿兹特克人都有。我国云南的纳西族现在还在用古老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字。而西方呢,很早就开始用字母来记录语言了。

现在来看一下世界地图,可以看到在尼罗河流域平原和两河流域之间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这两个地方是灌溉条件很好、气候湿润、很适合人们居住。这两个地方都很早就出现了文字。尼罗河流域使用的是象形文字,两河流域开始也是象形文字,后来就转变成了楔型文字。复旦大学研究世界语言文字的周有光教授把楔型文字叫做“钉头字”。两个地区的文字比较起来呢,两河流域古巴比伦这边的 “钉头字”更为抽象一点,在《汉谟拉比法典》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记载这两种文字的不同的载体。 尼罗河流域那个时期的文字载体主要是“纸莎草”,现在我们可以在美术馆里面可以看到埃及纸莎草的画。那个时候却是贵族使用的比较多。同时呢,还可以把文字记载在石壁上。两河流域文字的载体则是泥板。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民族都在选择自己最方便的、最容易取得的、也最便于传输的文字载体。再举个例子来说,缅甸文字,好像是转着圈儿写出来的。那是因为他们的文字是记载在芭蕉叶子上面的,如果横竖那么写的话就会把叶子写破了,所以只好顺着叶子的纹路转着圈儿地写。载体决定了文字的形态和书法。

为什么单把这两个地方拿出来做比较呢?有人说西方文明孕育在希腊,其实不对!西方文明孕育在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就在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公元前几千年这两个流域之间人类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战争”。我跟你实力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和你贸易。如果我们两个实力相差很悬殊,我比你强得多的话,我就直接到你家里去抢啦,发动战争打垮你。通过贸易、战争,人们就开始有了大量的交流。交流就需要一个介质――语言,一种通约的语言与文字。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怎么交流呢?还有计算,有贸易就要算帐,算帐也要有通约的方法。这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战争和贸易的过程当中,总是文明比较高的人群的文化象水一样流向较低的人群那里去,无论谁是胜者。比如说,你吃熟肉,我吃生肉,无论谁打赢了,吃生肉的那一方都会学习吃熟肉的。

象形文字很复杂,符号很多,很不容易学会,需要长期学习。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书吏阶层”,就是那些会使用这些复杂符号的人。这些本领不是每个人都有学到的,这些书吏一般都是首领的近亲或者祭司。学习书写需要长期训练。书吏是个很好的饭碗,所以是嫡传的。

这个时候呢,在小亚细亚出现了一个商业民族――腓尼基人。就是这些腓尼基人创造了欧洲文明,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他们是一个商业的民族,这一点和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全民族经营商业的时候几乎没有。但是腓尼基人却是一个十足的依靠商业的民族。他们不怎么种地,也不打鱼,就是纯粹的从事商业,也就是我们说的“二道贩子”。他们在美索布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之间从事贸易,就需要他们对于两边的语言和符号都能掌握。由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两边的文字载体要么不便携带,要么非常昂贵――没有方便的载体,只好简化记载符号,用口述来记载发生过的事情。腓尼基人回旋于两大文明区域各个民族之间,为了使语言通约,他们的首要愿望就是将这些语言和符号简化便于传输与学习。一种简单的表音方法随之诞生了,这就是腓尼基字母。在西方的传说中,是腓尼基的一个木匠发明了22个腓尼基字母。我们看这22个腓尼基字母,有些和现在使用欧洲字母还很相像的。比如字母“A”,它像一个牛的两只角,原来是朝上面的,后来希腊人把它换了个方向,角就朝下了。那个时候腓尼基人认为在一个家庭里面牛是最重要的,所以把A排在首位。

但是一旦变成了字母之后这些最初象形的意思渐渐地就不重要了,而表音的功能加强了。 记录符号高度抽象化了,就势必需要一个非常严密的语法。如果没有严密的语法,那么这些字母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我们中国人说一个人没有文化,我们说他“不识字”,而俄国人说人没有文化的话就说Неграматный,“不懂得语法的人”。我们中国人不懂语法的人多了,如果要仔细考考在座各位汉语语法的话恐怕都要考倒了。汉语语法中,关于副词是实词还是虚词都存在争论,北大认为是虚词,复旦就认为是实词。因为我们中文没有一个十分严密的语法体系,我们的语言是粘着式的,模拟式的。可以说,严密的语法产生是形式逻辑产生的一大土壤。形式逻辑说到底是“谓词逻辑”,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关键就在于这个“是”和“不是”。有了严密的语法,这种谓语逻辑才有存在的可能。这种字母的抽象化带来的严密语法,形式逻辑才继而产生的。抽象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西方文明的强烈的“归一性”,把很多事情推到极致的结论,正是这种抽象化的西方文明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没有这个开端,就没有牛顿,就没有科学,以及后来发展的灿烂的西方文明。这一点是要牢牢记住的。当然,逻辑是有悖论的,这一点我们稍候再说。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文明在近代之所以超越东方文明走在世界的前端,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在很早的时间,亚里士多德建立就起来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第二就是近代的实证主义发展。可见形式逻辑的重要性,要是没有形式逻辑的话,实证主义怎么证明呢?

说到这儿呢,大家可以看看从英国带回来的罗塞塔石碑的模仿物(出示)。这个上面的文字呢,开始很多西方的学者也无法破解,因为非常的复杂。这个石碑上面的文字分为三个部分:上面一层是埃及的古老的象形文字,中间是早期埃及文字的手写体,下面一层是古希腊的文字。很复杂。1799年拿破仑的军队打到埃及时,距亚历山大城56公里有个叫罗塞塔的小镇,战士挖工事的时候看到这块黑色玄武岩石碑,当时的领队军官叫做布查尔,他认为这块石头很重要,交给了拿破仑。拿破仑军队出征的时候,曾随军带了150人组成的学者团队,有考古的,考察天气的、植物的等等。我们现在打仗不知道会不会带着社科院去?结果呢,这些学者一鉴定就发现了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当时就送回法国了。正是因为那三种递近演化的文字,使后来的法国学者商伯良破译了这块碑的铭文。无独有偶,在伊朗的贝希斯顿村,也发现了同样形式的摩崖石刻,包括了古波斯的文字、古代的楔型文字和古阿拉伯的文字。从这就看出了象形文字到抽象文字转化的过程。罗塞塔石碑现在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厅,是那里的镇馆之宝!西方人认为文字的、思想的东西是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东西,比其它的什么金子、大帆船这样物质化的东西更有价值。

腓尼基就在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的位置。需要语言的简化和文字的变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原来的文字是写在泥板上的,运输起来很不方便,学习起来也很复杂,有碍于贸易的进行。所以只能口述。为什么会很多民族有史诗就在于此。因为没有足够的载体,就只能口述,只能用歌唱的形式来记载历史。我原来接触过黑龙江省靠边境的哥萨克人,夜晚休息时他们经常点起篝火,在一起唱,唱历史。常常是一位老人唱着唱着忘了下面的词儿了,别的老人接着唱,经常是连续几天几夜地唱。我才明白,原来史诗就是这样产生的。戏剧的起源也是由此而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古老的时期,欧洲地区的史诗是很发达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口述记载历史的方式。

字母化以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书吏就没有那么强的垄断性了。

说了这么半天,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在干什么呢?中国人早就找到了自己的文字载体了。中国当时多的是森林,还有很多竹子。木牍出现在竹简之前。现在有两个词儿可以看出来木头和竹子的地位,一个是“出版”的版,这是当时指的木板,后来用石板;另一个是“简单”的简,指的是竹简,这些词都是有原始意义的。中国古代的甲骨文、钟鼎文都是祭祀文字,不是日常使用的,多用来记载一些警喻性的话。比如北大同学喜欢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就是商汤铭刻在洗澡的“盘”上面,用来警示自己的。我们很早就有了很方便的载体――木椟、竹简,致使我们的象形文字没有高度抽象化。

中国的史官出现的很早,他们就是书吏。他们专门记载历史,记载军国大事。由于没有字母化,他们一直有饭吃,以至于后来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阶层――士。所以,中国的历史不需要用歌唱的形式来记载,所以就没有史诗。早就有专门的史官来做这个事情。顾准先生就说过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判断准确。中国的诗歌走向抒情的道路。有人说《孔雀东南飞》《长恨歌》是长篇叙事诗,其实主要部分还是抒情的多。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诗歌的抒情都没有中国的诗歌抒情这么方便,中国诗歌的抒情实在是一绝,一句话有很多种意思。怎么想怎么有味儿,怎么看怎么有意思。当然,我这里说的中国的语言,指的是中国的文言文,不是现在的语言,现在的语言是欧化的汉语。

那么话说回来,西方人讲话要用语法,我们中国人依靠什么呢?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是上下文模拟的。举个例子来看,我们来看看这个“察”字。左边是肉月,右边是一只手,手托着肉是什么呢?祭祀!上面有个“宝盖”,三尺之上有神明,神在看着你有没有好好祭祀,这就是“察”!我们现在说“检察院”、“察看”就来源这样的意思。这种例子非常多,举不胜举。中国人喜欢讲典故、讲成语,喜欢隐喻,这既是中国的优点也是弱点。逻辑的东西是可以被抽成很单纯的一维的东西的,而中国的这些隐喻的东西却是多维的、多元化的。还是这个“察”,神明看着你手捧着肉的祭祀,这里面的含义是远远丰富于那个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察”的。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元”,最小维度的多维元。

古希腊一开始就有亚里士多德这样的集大成者,写出了《工具论》这样的著作。可惜我们中国人学西方学了这么多年,直到一九七几年才把《工具论》翻译成了白话文,在此之前仅有文言文的片断。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小时候看福尔莫斯的侦探小说,是文言文的,写什么“某黑衣女侠逾垣而入”(笑)。很像金镛小说。《工具论》真的是一部核心的著作。蒲柏说牛顿给世界带来了光明,我觉得更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给世界带来了光明。

人们一讲到罗马、中世纪的历史就想起“黑暗的一千多年”,别的就不知道了?既然能黑暗了一千年,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形式逻辑在罗马帝国、中世纪产生了非常重要影响。影响最大的一个是罗马法,一个是基督教神学。法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什么呢?是如何界定,如何认定。什么是犯罪,什么是没有犯罪,界定推断就要靠形式逻辑。罗马法建立了一种通约体系。如果没有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的基础,建立罗马法是不可思议的。有了罗马法,才产生了真正意义的国家。我在人大法学院演讲的时候说,你们研究法理学的,不要总在技术层面做研究,应该更注重更基本的方法,那就是通约的界定。语言与逻辑是分不开的,语法和修辞是很重要的。早期的大学是没有工科的,主要的学业是修辞学、语法与逻辑。那时的学者著作之所以条理分明、朗朗上口,就是因为他们这三门功课功底十分的深厚。

基督教是一神教,它的神学原理强调神的唯一性,这是与形式逻辑的排中律分不开的。人赖以生存的两种基本优秀品质,一个是善良,一个是聪明。西方主要有两大文明起源,希腊文明解决了聪明的问题,希伯莱文明解决了善良的问题,把两者结合起来将会更有意义。基督教发展到保罗时期,神学家就用形式逻辑来论证了上帝的伟大和基督教理论的合理性。彼得创立教会和保罗创立宗教理论都依赖了形式逻辑。

当然,我们说逻辑有很多好处,但逻辑也是有悖论的。著名的芝诺悖论,假设你要跑100米的距离,在逻辑上可以看成每次跑掉剩下的二分之一,在逻辑上会有一个无穷小,由此推出你永远也跑不到终点的结论,但是事实上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逻辑并不能完全准确的表达生活,因为有悖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有一群人是不完全靠逻辑生活的,那就是工匠。第一线的实践者都不能全靠逻辑生活的。古希腊知识分子是喜欢空谈理论的,到了15世纪以后,后来知识分子慢慢的开始喜欢动手做东西了,比如达·芬奇,伽里略等。工匠传统和喜欢逻辑思辨的的知识分子传统结合,促使了科学的发展。公元前300多年的时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和欧几里德创立了“通约”的概念。如果对通约没有基本判断,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发展。

因为有悖论,形式逻辑所推导的理论就不是万事皆准。西方有些人就想克服形式逻辑“刚性”的毛病。说到这儿,应注意一个国家――英国。还是商人走在前面,首先说新教,新教特征是什么?两个字,“分裂”,分裂带来了自由,自由使的商业迅速发展。格雷山姆学院是商人出资,重于教授航海术、望远镜等等有利于航海商业的科学组织。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学会。工科专业教育其实就是应商人的需求创立的。英国重商主义就是重视商业需求,就是购买者需求。英国皇家学会是商人和科学家的组合。而在欧洲大陆,巴黎科学院则是皇家豢养的,只研究一些皇帝喜欢的东西,例如皇家喷水池怎么才能喷得更绚丽多彩以博得皇帝的欢心,等等。皇帝和人民喜欢的事物是不一样的。工业革命之所以产生于英国,就是这个原因的。英国出现了培根、达尔文一大批科学家,出现了归纳法、进化论,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讲实践,不太受逻辑体系的束缚。英国其实和欧洲大陆很不一样,包括语言,英语和欧洲大陆的其他语言不一样,反而和中文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法国革命、俄罗斯的1917年革命、中国的革命,基本上走的是暴力推翻政权的道路。而英美则是改良为主。英美和欧洲大陆法律体系都很不同。有人说为什么美国在短短200年之间赶上了欧洲大陆?我认为实行判例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判例法纠错能力强。一百年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很多人总想学欧洲大陆思想,学所谓的“大道”,认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小“道”,其实应该重新认识了。没有绝对的上位真理概念,只有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才能逼近真理,这才是最宝贵的。面对多维的世界去全心地感受,象中国禅宗的方法。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中世纪”,汉朝在汉武帝之前是尊黄老的,黄老的道和孔子的道是不一样的。老子说“大象无形”,“道可道,非常道”,这是不好把握的。孔子的道就不一样,是有形的,入世的,可控的。比如一个人对父母应该如何,对兄弟应该如何,这是可以遵循的,可以模仿的。中国从没有什么“儒商”的,要做儒就不能经商,否则就不让你参加考试。在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的主体地位。当时为什么不选择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呢?大家看,如果选老子庄子,可以任意思想,没谱,怎么管理国家。墨子的思想说兼爱,世界充满了爱,那怎么惩罚坏人呢?法家不讲人情,到最后连商鞅无处躲藏,落得个五马分尸。中国人讲究的是“合情合理”,不仅仅是“合理”。儒家作为统治思想,刚柔相济。一般人只看到儒家仁爱的一面,其实儒家并不软弱,儒家也常动刀子杀人。孔子只当过一个大官,不是教育部长,而是公安部长。杀过他的竞争对手少正卯。

我们说“士农工商”,士来源于书吏,因为识字,这就使得他们有了很高的地位。士是官的预备役。四大阶层当中可以与之争天下的只有“商”,(我认为中国唯一一个重商的朝代就是商朝。)国家的经济命脉由谁来掌握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于是在汉朝就有盐铁由谁来经营的大争论。结果是经营权落在“士”的手中,也就是说落在官的手里。这些人办事情的出发点在于满足皇帝的需求,而对民众的需求不甚重视。这就导致了长期的经营不利和出现贪污和腐败,禁而不绝。

举洋务运动为例。曾国藩在打败了太平天国之后,发现了洋人船坚炮利的好处,于是也要置办。但是交给谁来经办呢?是交给商人经办呢?还是交给官员经办?曾国藩觉得交给商人办,会使商人坐大,成为像法国王朝时期第三等级里的资产阶级一样,会给皇上带来麻烦。于是下决心交给官员办。结果呢,办的一塌糊涂,无一不贪污,无一不赔钱。这就是“以政代工”的思想。而英国呢,则是“以商代工”。我们能不能想象有一天我们的市长由商人出身的人来担当?在中国,商人一再地被贬,发展畸形,出现了像帮会这样的发展方式。近代的日本就不一样了,萨摩藩、长崎藩倒幕胜利之后,发展经济的重任政府不是交给大久保利通、西乡隆胜这样的人,而是把国家资源交给三井、三菱这样的随军粮草商人。结果呢,日本的经济发展起来了。

在这儿要说说影响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因?贪婪、逐利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特征。古代的商人也贪婪、逐利。资本能成为一般等价物,要有通约的方法,这就是15世纪意大利发明的复式记账法,这样资本主义方可实行。复式记账法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我们中国就没有这样的计算方法,所以明代经济发展也不容易产生资本主义方式。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已经做过了所有的实验,但是为什么没有得出抽象的结论呢?他百思不得其解。李约瑟之谜也有这个意思。原因是由于我们的语言文字没有抽象化,没有建立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因而没有通约的推演方法和工具。我们的地理条件,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竹简使我们走了另一条路。腓尼基人因没有方便的文字载体而发明了字母,随之有了希腊的形式逻辑。我们因有了方便的文字载体――木椟、竹简保留了象形文字,也就形成了一种模拟思维的方法,隐喻的方法。没有高度抽象的推演方法,近代科学无法发展,这就是我对李约瑟之谜的解。但是中国人在中医药方面产生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推演方法。也很值得研究。

到了我国的隋唐之后,佛教开始传播了。慧远和尚一开始用梵文讲经,没有人听得懂,后来套用庄子的话一解释,大家反而明白了,这叫格义连类。玄奘西天取经归来,设坛讲课,大家不懂梵文,没有人听得懂,传播不下去。后来有了禅宗,干脆就不念梵文了,一下子佛教就普及了。禅宗的核心是讲究直观,不受条条框框限制。这部分冯友兰先生的书是写的最好的,国内没有更好的了。禅宗的思维方法已经不是原始佛教的方法了,完全解脱开了。在方法论方面,甚至可以说是与其他佛教宗派对立的。这里出现了很多的优秀的知识分子,禅宗用公案来隐喻问题的实质。可见呢,中国的禅宗不是印度的思想,它是讲究典型案例的,是用比喻来论证道理的。这些比喻和典型案例里面包容了极大的多维性。

我们再看看东西方的知识分类法。在西方的图书馆里,书籍分类是很明显的按性质的划分:医学、化学、冶金之类的。这是形式逻辑内涵定义决定的,主要的方法是属加种差。而中国的分类则是根据“象”来分类的,比如《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经是儒家的经典,子是儒家以外的各家,集是文学作品。这明显就不是按性质来分的,而是按象来分类。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在机场要上厕所的话,可以看到上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头像,而不用看下面的文字到底认不认识,这就是象的作用,工程图学就研究这些东西。现在电视特别普及,电视语言也是一种具体的象的语言,而不是抽象符号的语言。等到数百年后,电视语言发展得更加成熟了,人们再来研究电视语言的特点的话,应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西方人搞百科全书,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之后,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百科全书,如果没有百科全书,对知识不进行分类,还搞什么科学?包括大学里的科系、专业都是这样,随之而来。但是也有弊端,最近,我胸疼,上医院去,我应该挂心脏科还是消化科呢?还是什么别的科?乱挂一气,医生对我说你怎么瞎挂号呢,我说我怎么知道呢?现在医生都分了科了,这科不管那科的事,我如果知道自己的毛病,我还找你干什么呀?所以说分得太细就缺乏一种综合,胸疼可能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可能是血液病也可能是某个器官的原因。

而中国哲学的核心则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体现了自然的和谐性。我们的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三大支柱学科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当社会科学发现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求助于自然科学,用统计、概率、数学模型等等来测度社会现象,有点唯自然科学马首是瞻的意思。但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我们渐渐发现不能!人类有不同的偏好,有文化的不同,不同的思维方法,不同的价值观。非洲人赚了100块钱后的消费观和中国人的消费观是不一样的,怎么算呢?是不是只有数学才能带给我们智慧?非洲人就没有智慧了?中国人有没有智慧吗?这些是不能做全称否定的。必须发扬我们自己的智慧。中国的智慧和传统到底是什么?中国人这种多维的模拟性思维将给世界带来新的光明。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西方人只懂得西方,中国人又懂得东方和西方,懂的人会越来越多。然而眼下,有些人学习西方有点儿邯郸学步的样子了。别人的没学会,自己的东西忘光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帝国里,一切都受技术的摆布。前不久,五大会计公司之一的安达信出问题。一开始我以为是某个会计师的道德问题。后来发现“五大公司”都这样做假账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们肯定是遇到了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了。后来研究知道了,是折旧的问题。到了3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电子产业出现了所谓的“加速折旧法”的现象。现在在高科技领域里,技术更新换代更加高速,用加速折旧都不能解决了。一个技术,收不回来成本就被替换了。制度出了问题,而不是会计师事务所想做假帐。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不顾人的需求而强调新技术的结果。缺乏整体评估的结果。事实上人类对于技术的需求是有限度的。有人发明新的牙刷,什么电动的、激光的,你把自己的牙当成什么了?这些技术的投入都是收不回来的。筷子这种技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用,你如果想用一个什么电动筷子来淘汰它,你可以试试看,肯定做不到!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铱星电话,逻辑上号称无盲点,广告上表现在喜马拉雅山上也可以打,在撒哈拉沙漠也可以打,在太平洋中也可以打电话,可是问题是谁上那儿去打电话啊?我们都在居民点里打电话,在城市,在乡村,这就够了。你能够向火星上打电话去,谁去接啊?我们现在已经被技术所包围了,但是却忘了自己是谁,到底要什么了。在这点上,中国人传统的人文思想是很有益的。

现在有人在研究转基因,我们开玩笑说,这些人非要把上帝洗好了的牌重新洗一遍。我觉得,研究这个技术一定要慎重,不要大规模地搞。好莱坞的导演都比某些科学家的头脑清醒一些。那些《异形》之类或者机器人破坏人类生活的电影已经在警示我们了。我看到转基因产品信息时,就觉得很可怕,很轻率。人类刚刚玩过了原子弹,搞得人心惶惶。又开始玩生物了。这个闸门不能随便开,要时刻记得博弈的自然规律。英国人研究克隆羊,我说你们能不能再从多利羊的体细胞当中连续克隆出几代来?连续克隆十代。他们做不到!因为必然出现变异!这是一个谁都明白的道理,不用那些英国记者来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看看思维方法对道德的影响,看一下义利之辨。如果说,杀一个无辜的孩子可以救一万个人,那是杀还是不杀?功利主义的人就会认为当然杀,不管这个孩子多可怜,而反对功利主义的人则会认为,人生不是一次选择,今天你可以杀一个孩子,明天根据变化的功利原则不断杀人,一万个人很快被你杀光的。而且,凭什么来判断谁该被杀死呢?功利主义用的是逻辑的方法来判断,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逻辑是有悖论的。比如,老师说:一级动物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不能滥杀。可是学生说:如果我看到一只一级动物在吃另一只一级动物,我应该怎么办?中国人说:莫做心上过不去之事。这个心的标准怎么掌握呢?总之,直观与逻辑都要用的。

常说的潘多拉盒子,魔鬼之门现在比比皆是,轻易不要去动他,要明白界限。我们老说人心不古,古人都讲义气,现代人都唯利是图。其实是判断的尺度变了,以前我们判断义和利是凭借直观,后来我们就有了很多测度的工具,就生了很多功利心。

虽然形式逻辑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还是很重要的工具,是西方文明带给世界的瑰宝。中国人缺少这方面的训练。我建议,初中应该开设《形式逻辑》课,这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使我们的思维更加清晰明确。

另外,我也要说一句《悲惨世界》里面的话,富人凭借寒暑表来知道天气冷热,穷人只能靠皮肤感觉。寒暑表只能测度一维的量变,而皮肤的感受则是综合的。在绝对干燥的空气里,人能够忍受一百多度的高温,而如果空气湿度达到百分之六十,才八十度你就熟了。这说明,使你感到冷热的不仅仅是气温。除了气温以外,还要加上湿度、气压、地温、风力等等好多因素才有一个综合的冷热感受。人看世界不能仅靠一维逻辑的思维方法。我们的祖先在多维综合模拟思维方面是很多遗产的。我们应该好好发掘。希望大家多用“皮肤”去感知一下世界。

最后,东西方思维走了不同的路,但有很多是共同的,要走好结合之路。中西合璧要做到水乳交融是很困难的。首先要求我们对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要做全面的审视,才能有所创造。

我今天讲的是一个问题串,好多的解我还没展开。借用比利时雕塑家盖卢瓦的话:“你看见的,是我塑造的;你没看见的,是我心中追求的。”

李晓宁,国际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科学决策》执行主编。本文为李晓宁先生应本站邀请于2002年8月20日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全文,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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