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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转型社会学的新议程——孙立平“社会断裂三部曲”的社会学述评

更新时间:2007-11-20 00:22:59
作者: 郭于华 (进入专栏)  

  例如:自下建立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东亚,特别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包括越南。自上建立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俄罗斯。由外到里建立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中欧国家,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King & Szelenyi, 2004)

  这一研究聚焦在分析与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资本的起源或原始积累不同的资本主义形成过程,即资本主义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够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其主旨在于反对把资本主义概念化为只有单一的目的地,而探索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或者可以说以往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而“布达佩斯学派”则强调比较资本主义的研究。他们认为,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呈现出不同的轨迹,它们并没有趋向于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它们是互不相同的,甚至不同于被我们称之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体系。可以认为,它们正在走向新的尚未被认识的资本主义前景,由此可以揭示出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中这些新的成员。

  面对原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同政治与社会取向的研究者做出了不同的理论反应。在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之后。塞勒尼、金等社会学家则试图提出“资本主义类型学”的范畴,把转向市场经济的前苏联、中东欧和东亚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分门别类地纳入这个朝向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框架之中(King & Szelenyi, 2004) 。而作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则继承波拉尼的观点,针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的论断。布洛维指出苏东和东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急剧转变的经济形态对社会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如果说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古典社会学致力于解释朝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使社会学再次投入,以把握第二次“大转变”的挑战呢? (Burawoy, 2000: 693)

  从上述对社会转型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制约转型过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历史遗产。倪志伟等(Victor Nee And Yang Cao,1999)指出,所谓路经依赖就是由前存的制度框架所形塑的社会变迁轨迹。在经验的层面上,路径依赖是嵌入于制度安排的长期趋势中。转型比较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转型前旧体制因素与要达到的转型目标的新体制两种因素在转型过程中的关系及其组合模式。更具体地说,如果以权力代表旧体制,以市场代表新体制,就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及其组合模式。

  正是在上述社会转型比较研究脉络下和对不同历史遗产与制度背景的清醒认识中,孙立平从政体的断裂与延续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市场转型的独特过程和逻辑。苏东的市场转型是与政体的断裂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在大规模的市场转型发生之前,政体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就为名正言顺的、大规模的、以国家立法形式进行的市场转型提供了可能性。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在很短时间内,社会中基本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根本的改造。与苏东市场转型的这一特点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是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改革。这是一种与苏东不同的市场转型过程,而这一独特过程所推动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可具体概括为如下特点:

  1、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这个概念本身在中国具有多重的甚至是暧昧的含义。在改革策略的层面,“渐进式改革”与苏东国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改革形成对照。而在其实质性内容的层面上,则是强调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基础上的自我完善。

  2、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渐进式改革”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精英转换过程的差异。塞勒尼等人的精英形成理论,是建立在“资本类型”和“资本转换”两个概念的基础上的。在苏东,不同类型资本的相对独立性的形成,是以政体的非连续性为前提的。由于其市场转型是与政权的更替同时进行的,这就大大削弱了过去的权力资本操纵其他类型资本的能力。而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中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没有同时伴随政权的更替,因而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在此基础上,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的形成就表现为,并不是不同类型之间的精英的转换,而是在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握有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

  3、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政体断裂背景下的市场转型,基本上是以立法、通过正式制度推进的方式进行的。这种转型过程,为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中国的市场转型则发生在非常不同的背景之下,在整个转型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不间断的意识形态争论。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成为市场转型的一种独特的成本。为了缩小这种成本,改革的推进者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将新的改革措施或市场因素纳入原有的意识形态当中,如“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另一种方式,则是“不争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能做不能说。而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有许多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即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方式进行的。(孙立平,2002)

  这样一种比较视角下的社会转型研究与布达佩斯学派资本主义比较研究的区别之一在于比较焦点的不同:其更为关注的是权力与市场两种因素的组合模式及其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社会转向何种资本主义。

  

  三、从关注精英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命运

  

  如上所述,塞勒尼等人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特点之一是以关注精英的自上而下视角为主,这取决于他们对中欧“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特性的基本判断——“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是由一个宽泛界定的知识阶层来倡导的,该阶层致力于资产阶级社会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事业”。他们声称自己重要的分析策略之一是相信行动者的社会属性、他们的阶级能力,以及在他们之间彼此斗争的历史或然性结果,其旨在对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即精英进行比较研究。塞勒尼借用了布迪厄三种类型资本的理论,将后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分层体系,其中文化资本处于支配地位。具体而言,随着国家社会主义衰退及后共产主义的兴起,政治资本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文化资本的作用逐渐上升;经济资本只能使拥有它的人位居社会等级制的中层;“把资本从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态是一项复杂微妙的事业”,而只有那些拥有丰厚文化资本而且有能力“转轨”的人(在前共产主义中有头衔的技术官僚派系或前异议知识分子),才能在转型中居于社会等级制的顶端位置,而正是这些人打造了“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塞勒尼等,2006,42-45)

  在麦克·布洛维眼中塞勒尼等人显然是“精英论”者,在他们看来,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精英阶层,特别是握有文化资本的技术官僚和前异议知识分子。布洛维对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不满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批判视角的丧失,二是阶级观点的缺失。作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布洛维更为重视的是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历史命运和历史作用(Burawoy, 2000)。

  布洛维的具体指责之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塞勒尼对剥削和支配的忽视:“新古典社会学”是一个既没有资本积累也没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指责之二在于,塞勒尼等人对从属阶级的忽视: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的妥协奠定了支配阶级之间联盟的先决条件。“新古典社会学”没有把阶级当作以“剥削”为核心机制的一种关系来看待,所以它虽然也分析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但基本上未把底层纳入分析对象之中而仅把眼光局限于少数精英分子身上——而事实是,“资本主义的形成可以没有资本家,但是不能没有工人。”布洛维的贡献至少向我们提示:面对“第二次大转变”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研究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角色和作用,而且更要目光下移,关注社会底层,即那些承担主要改革成本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沈原,2006)。

  不难看出,塞勒尼和布洛维都关注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及所导致的社会结构转型,但其视角却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区别。从这一角度来看,孙立平及其清华社会学同仁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有着明确的“底层视角”。从多年来他们所从事的研究课题可以看到,农民、失业下岗工人、新失业群体、流动农民工、城市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一直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孙立平清楚地意识到,苏东市场转型的基本特点是经济转型伴随着政体和意识形态的断裂,这样就为政治因素、正式制度、上层精英等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在研究这种市场转型的时候,研究者关注上层精英的作用,关注精英替代与精英再生产以及这种替代与其拥有的资本类型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但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与之非常不同。由于市场转型的许多具体过程是以“变通”的方式进行的,这就给下层官员甚至普通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机会,使得他们可以在实践的过程中进行新的创造。因而研究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就不能不关注他们的作用。

  之所以注重分析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因为市场转型的实践逻辑往往是在那里产生的,也往往是从那里体现出来。这里涉及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意义何在?从日常生活的视角面对市场转型的实践过程,也意味着对正在形成的底层社会的关注。如果将目前正在发生的这样一种社会变革看作是与波拉尼所说的“大转变”具有同样意义的社会变迁的话,不涉及普通人在这个过程中的状态和作用,对这个过程的理解就不会是全面的。换言之,市场转型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变的过程,是涉及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过程?还是只涉及社会精英的过程?对于底层社会的研究,无疑将会丰富对市场转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变迁的复杂性的理解。

  准确地说,孙立平的研究视角并不仅仅是强调“自下而上”,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两种力量互动的舞台,来综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互相对立的视角。在对中国市场转型过程的研究中,如何看待改革的利益与代价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谁是改革的动力?谁获取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谁承担着改革最沉重的代价?巨大的社会不公正是如何出现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过程是社会分层还是阶级形成?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仅仅有向上看或向下看的眼光所能看清的。在社会结构分析上,应该说孙立平关注的既不是精英以及谁支配社会,也不仅仅是工人或底层的状况,而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而社会断裂即由此而发生。

  通过对人们共同关注的一系列社会热点、重点问题的分析解释,孙立平尖锐地指出,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基本走向是两种表面相互矛盾的趋势的交织,一个趋势是社会分化的不断细化;一个趋势则是细化的碎片不断聚合。在此背景下社会结构一系列重要变化的表现就是,贫富分化日益加剧且失控,两极社会基本形成,社会结构出现多方面断裂,一套原来未曾有过的社会生活运作逻辑开始出现。

  断裂社会所体现出的巨大的社会不公正的原因在于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如果以社会转型比较研究的眼光来看,其形成的无疑是坏的市场经济或坏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中则形成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以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或社会底层。前者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不仅聚集起大部分资源和财富,而且其间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能够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诸如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对公共舆论和话语形成的影响、造成弱势群体对其的依附关系等等;而与之对应的是人口众多的弱势群体,其主要构成部分为少数富裕农民之外的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员。这三部分人几乎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而且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也是弱势的。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是能发出的声音却十分微弱甚或全然无声。这个弱势群体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贫困人口,他们主要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他们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群体性和集中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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