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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 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

更新时间:2007-11-13 23:12:36
作者: 郭于华 (进入专栏)   孙立平 (进入专栏)  

  

  提要:诉苦是中国革命中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在于,运用诉苦运动中形成和创造出来的种种“技术”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提取出来,并通过阶级这个中介性的分类范畴与更宏大的“国家”、“社会”的话语建立起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把苦的来源归结于旧国家制度而建立消极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也通过 “翻身”意识等建立了积极的国家形象。阶级的建构和持续的阶级斗争的实践是以一种作为“部分真实”的阶级性社会分化为基础的,这意味着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确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普通民众的国家观念的形成,既非完全脱离农民的日常生活,同时又为国家统治权力和精英的建构留下了空间。在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公民”形成的过程。而在中国的情况下,普通民众是通过诉苦、确认自己的阶级身份来形成国家观念的。这种国家观念是一种“感恩型的国家观念”。而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形成的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作为“阶级的一份子”和相对于国家的“人民”或“群众”。

  关键词:诉苦 “翻身” 国家观念 消极国家形象 积极国家形象

  

  中国革命是一组反差强烈的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几乎不识字或很少识字、许多人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的农民大众,另一方面则是由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和改造社会的巨大工程。在革命胜利后,这种宏大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结构框架的基础。那么,在以这种革命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框架和几乎是文盲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农民之间是如何建立起联系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后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将在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背景下,将“诉苦”和“忆苦思甜”作为农民国家意识形成的一种重要机制,来探讨农民对于国家的感受和认知以及农民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与特点,进而从普通农民的视角来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国家向社会渗透的过程。而在此之前,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所采取的几乎都是从国家出发的自上而下的视角。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笔者所从事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在西村和骥村所得到的口述资料;二是能够查找到的第二手资料,包括有关的档案文献、报刊、已出版的记实、日记、回忆录等。

  

  一、“苦难”之于国家观念的形成

  

  解释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长期致力的方向。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以中国社会史材料出色地描述与分析了20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在乡村的建立过程。他使用“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和“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这两个颇具分析性含义的核心概念,分析了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过程,并试图超越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现代化理论。

  在杜赞奇的阐述中,始于20世纪初的国家权力的扩张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其具体内容与查尔斯·蒂利(Charls Tilly)等研究的近代早期的欧洲相似,这一过程包括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乡村社会为反抗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不断斗争以及国家为巩固其权力与新的“精英”结为联盟。

  蒂利的研究区分了“国家建设”(state-making)与“民族形成”(nation building)这两个互相联系但又有差别的过程。18世纪欧洲的“政权建设”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而“民族形成”则主要体现为公民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与忠诚。蒂利认为欧洲各国的这两个过程并不同步,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往往先于民族的形成。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另一特点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逐渐加强,而与此同时,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力和义务也在扩大。20世纪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权力的扩展是与现代化和民族形成交织在一起的,20世纪初的反帝民族情绪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努力成为强化国家权力并使政权现代化的压力。(杜赞奇,1994,1-3)

  杜赞奇的研究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来讨论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这一文化网络所包含的等级组织、非正式关系网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等组织以及大众文化中的象征,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在新旧世纪之交,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权威体现在由组织和象征符号构成的框架之中,而乡村社会中最直接而且最典型的权威则体现在宗教和宗族组织之中。20世纪国家政权若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以深入乡村社会的企图注定是要遭到失败的。杜赞奇认为,“晚清国家政权基本上成功地将自己的权威和利益溶合进文化网络之中,从而得到乡村精英的公认。”而进入20世纪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完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并且力图斩断其同传统的、“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从而丧失乡村精英的沟通与支持作用,并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后果。(杜赞奇,1994,233-237)

  与这种过程和逻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宗族等传统社会组织和传统的民间宗教等文化象征体系,进行了更彻底的摧毁。也就是说,杜赞奇所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受到了更彻底的破坏。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形成”过程却发生了。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普通人与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一种“总体性社会”的框架得以形成。在这种总体性社会中,普通人与国家的关系,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发生的?在杜赞奇的分析中,虽然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但却未能加以论述。

  杜赞奇指出,共产党在中国获得政权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而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而苦难之一正是来自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强迫专制、乡村公职成为谋利的手段。但他同时也认为,革命发生的时候,在村庄之内,难以用阶级观念来动员民众,因为控制乡村的多为居住在城镇的不在村地主,而农民对地主精英的依赖亦十分有限。利用村内阶级斗争也难以燃起“燎原”之火(杜赞奇,1994,238-241)。从中可以看出,杜赞奇敏锐地注意到“苦难”所蕴涵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含义,以及对“苦难”意识的动员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充分估计到发掘和引导“苦难”意识对于整个社会改造所具有的巨大潜力。特别是在他那里,“苦难”的现实和感受与阶级是断裂的,更没有注意到“苦难意识”与他着力阐述的主题“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形成”之间的重要联系。

  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将会表明,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 “诉苦”和“忆苦思甜”权力技术的有意识运用,是如何对农民日常生活中那种较为自然状态的“苦难”和“苦难意识”加以凝聚和提炼,从而使其穿越日常生活的层面,与阶级的框架并进而与国家的框架建立起联系的。将农民在其生活世界中经历和感受的“苦难”归结提升为“阶级苦”的过程,不仅成为日后与之相伴随的阶级斗争的基础,而且是在农民的内心世界中塑造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基础。换言之,这种“民族形成”的过程,是深深地植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的。

  

  二、分类:从农民的框架到意识形态的框架

  

  1.“苦难”与阶级:在现实与表达之间

  

  对于发生在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中的阶级划分和诉苦过程,人们一直存在许多的疑问。关键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当时的阶级划分是否有现实的基础?换言之,当时的社会分化和阶级类别在中国农村是否为客观的存在?二是农民在诉苦和忆苦思甜中所诉说的苦难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近年来的许多研究和资料似乎趋向于对此做出否定的结论。我们并不想推翻这些结论和证据。但如果据此说明,在那个社会中没有多少真实的苦难,雇主和雇工之间、土地出租者和佃农之间都是一种温情脉脉的关系,恐怕也与事实相去甚远。既然这种苦难和类似关系中的冲突与怨恨,在各种社会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又如何可能独在中国农村这个人地关系紧张、经济落后的社会中例外?根据詹姆斯▪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的研究,以“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作为衡量公正与否和受剥削程度标准的农民并不需要局外人帮助他们认清每天都体验着的不断增长的剥削情况,不需要别人告诉他切身经历的苦难。局外人对农民运动的关键作用,不在于评价阶级关系方面,而是在集体行动的水平上提供帮助农民行动起来的动力、援助和超地方组织(斯科特,2001,202-247)。因而此处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的苦难和阶级分化的基础在何种程度上存在又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

  黄宗智在其“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一文中极富洞见地提出了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他使用“客观性结构”、“表达性结构”、“客观性主体”、“表达性主体”四个维度来表述其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复杂多重关系,从而对有关农村阶级斗争中表达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解释。

  正如黄宗智明确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表达性建构和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的一致和偏离。我们无须怀疑这些一致性:地主掌握了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富农掌握了另外的15-20%,而土改把地主和富农几乎所有的土地分配给了贫农和雇农,这次土地的再分配涉及了全国耕地面积的43%;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土改是一次重大的社会-经济革命,深刻地影响了农村的每一个成员。但也必须看到,“土改的实践并不是简单地依据村庄的客观结构。无论是在主体还是结构层面,都是由表达来完成客观行动和客观结构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共产党保持着阶级区分存在于每一个村庄的幻象。其选择的政策是在每一个村庄发动类似于善恶相对的道德戏剧表演的阶级斗争,并试图动员所有的农民和城市知识分子来支持党的决定。党建立了一套用以塑造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意识形态来实现这一目的。”换言之,“在土改中,“地主”、“阶级敌人”这样的概念,主要是一个象征性和道德性的概念而不一定是个物质性范畴。”(黄宗智,1998)

  黄宗智也敏锐地觉察到,在1946年到1952年的土改和1966年到1976 年的文革中,农村阶级斗争的表达性建构越来越脱离客观实践,两者的不一致强烈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而党的这些选择和行动又形成了一种话语结构,该话语结构在文革中极大地影响了个人的思想和行动(黄宗智,1998)。这些认识对于深化对革命后的日常生活的了解,并通过这种理解来重新认识革命本身,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黄宗智正确地阐述了“表达性建构和农村的客观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不一致”,但却并没有回答如何在这两维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以及这种建构对于形成农民与国家之间新的联系纽带所具有的重要涵义。尤为重要的是,建立国家和农民之间关系纽带的方式,以及形成这种纽带的机制,会对这种纽带本身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将会表明,在现实与表达存在偏离的情况下,国家毕竟成功地发动和组织了土改运动及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重构了乡村社会结构,基本实现了自己的治理目标。而作为国家仪式的“诉苦”和“忆苦思甜”正是弥合农民的苦难与阶级之间、现实与表达之间距离的最重要的权力技术之一。

  

  2.农民生活世界中的分类。

  

  类型化是任何社会都不可缺少的基本结构,因为分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类意识,是人们形成生活框架(framing)的基础。我们在陕北骥村所进行的口述史调查发现,土地改革之前的农民(那时阶级的分类框架还没有引入)虽然没有阶级分类的意识,但却有着自己的社会类别区分和评判,这是农民生活世界的分类图式。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假如我们同意黄宗智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表达性建构和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客观现实之间”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不一致的一面,就会提出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这种现实面前,在阶级的意识形态分类概念还没有引入的情况之下,农民是如何进行分类的?他们在分类时使用的最基本的标准是什么?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分类,对日后的阶级建构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财主”、“东家”与“受苦人”:骥村曾因马氏大地主集团而远近闻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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