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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熙远:皇帝的最后一道命令——清代遗诏制作、皇权继承与历史书写

更新时间:2007-10-11 17:39:16
作者: 陈熙远  

  

  提 要

  

  清朝以皇帝之名颁布的命令主要有制、诏、诰、敕等形式。其中诏书的目的乃向天下臣民布告国政或是垂示彝宪。其书写格式例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宗,用「布告中外/天下,咸使闻知」结尾。诏书多由内阁撰拟,再呈请皇帝钦定。惟古来帝王多以死为忌讳,臣工往往无由预闻圣意以草拟遗诏,皇帝临终前恐亦未得寓目定案。然而这一道皇帝最后的命令,却可能是其在位中最重要的一道命令。

  本文主要探讨清代遗诏制作与颁布机制的沿革,同时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析论历朝遗诏与帝王的自我历史定位。清代历朝遗诏的制作过程与书写内容,具体而微地反映出从早期皇权对国家机器的掌控,渐转成后半叶国家机器对皇帝的钳/牵制。清初诸帝或亲自酌定诏稿,或于生前预拟蓝本:如顺治以罪己之姿痛自列举弊政,以期惩前毖后;康熙着眼于自我历史定位,俨然是自传式的墓志铭;雍正则关注过去章程的审酌与未来政治的布局。乾隆禅位于嘉庆,所钦定的传位诏既总结一朝政绩,复宣示皇权继承,内容格式实有如「乾隆朝」之遗诏。嘉庆之后,皇帝的遗诏则多于死后由臣工摭拾过去上谕,或概括地总结其在位期间的国情与政绩,已然不见皇帝个人掌控历史解释权的任何企图。在逐渐常规化的制作过程中,皇帝个人的色彩完全黯然褪蚀在格式套语之中。早期皇帝在制度上的酌定或更张,积累而成祖宗家法,中叶之后皇帝多在祖宗家法的枷锁下动弹不得。国家典制层建累构,越演越繁,皇帝个人的威权却在敷衍格套中愈形支绌。

  关键词:遗诏 誊黄 皇权 丧仪 历史书写

  

  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东汉.蔡邕(133-192),〈独断〉

  

  引言:历史论述与大众品味

  

  曾几何时,史学界对英雄史观早已弃如敝屣,而所谓「事件的历史」(借用法国史学界的贬辞l’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即使未加痛诋极毁,至少也冷眼相向,嗤之以鼻,以为小道。自诩前沿研究的史学工作者转向考察地理气候、器物构式或集体心态,藉以检视人类历史长程发展的律则或短期波动的异变。过去构成传统历史书写的主轴——人物、事件与制度,俨然被屏退到史学舞台的边缘:所谓治世或是变局,不过聊备为过眼的场景;突发于一时的运动与事件,顶多是增饰的插曲;至于那些帝王将相与才子佳人,充其量只是可有可无的龙套。历史研究的聚光灯转而投向过去那些沉默大众的集体行为与普遍心态;芸芸众生的日常与变奏才是历史舞台的主要剧目。

  吊诡的是:这些被正史凸显或是被野史渲染的重大事件与关键人物,尽管已在专业史学研究的殿堂里束诸高阁,但却在大众流行文化中成为不断被复制敷衍的题材,并不时经由传媒的炒作,生意盎然地点缀在大众品味的拼盘中。不论是标榜考据的历史小说,或是讲究故实的清宫戏剧,特立的人物与突出的事件依旧是一般大众用来掌握历史脉动的重要线索。

  大清王朝中雍正皇帝(1723-1735;胤禛1678-1735)[1] 以黑马之姿,在康熙皇帝(1662-1722;玄烨1654-1722)仓促登遐之际奉天承运,缵继大统,便是一桩最耐人寻味的历史公案。[2] 尽管清朝历史的发展不必然会因皇权继位人选的改变而有根本的转折,但这段历史事件,却犹如停格的画面或回放的片段,不断招引后世关注的目光与推敲的兴趣。不仅小说作家纷纷竞驰文学的想象,揣摩宫廷政治斗争的内幕、关键人物的个性与故事发展的曲折;考证学者更有如抽丝剥茧的侦探,从现存史料的蛛丝马迹中梳理头绪,排比断案的证据。如果现代与历史之间的对话,总难免失之片段与局部,注定只是一种点对点跨时越空的跳接,那么雍正继位一案,无疑是现代回溯清朝时最常驻足的历史现场,其间聚讼纷纭的一个焦点,正是在于康熙遗诏是否遭到窜改。

  随着清朝销亡,民国肇造之初,关于满清皇室的秘辛稗史便有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并且多对雍正窜改康熙遗诏而入嗣大统一案指证历历。例如民国元年出版的《满清外史》一书,作者天嘏便直言雍正「窃诏改窜」,描写康熙弥留前曾手书遗诏,明白指示「朕十四皇子,即缵成大统」,但皇四子胤禛探知遗诏所在之处,窃得后将「十」字添笔改为「第」字。[3] 蔡东藩(1877-1945)在其初刊于一九一六年的《清史通俗演义》里,更认为是当时北京步军统领隆科多(?-1728)居间上下其手,将康熙临终时支支吾吾的传位口谕径行剪截,捏制成遗诏。原来康熙临终前召见隆科多入内,命他传旨召回皇十四子,但隆科多出来,却遣宫监召见皇四子胤禛入宫。康熙崩殂后,隆科多当众宣读遗诏:「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仰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当时皇八子允禩与皇九子允禟齐声问道:「遗诏是真么?」隆科多正色回答:「谁人有几个头颅,敢捏造遗诏!」[4] 小说名家许啸天(1886-1948)也在其脍炙人口的《清宫十三朝演义》里,表示康熙临终前已有亲笔遗诏,并放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额后面,但被隆科多伺机窃取,一笔将「传位十四皇子」改成「传位于四皇子」,让胤禛顺理成章地承嗣继位。[5]

  清末以降各种稗官野史对雍正矫诏得位一案绘声绘影,倒也不完全出自作者臆造,以为排满革命进行宣传,或为满足阅听大众对宫廷政治的遐想。其实在雍正即位之际便已有类似的耳语流言四处传扬,雍正本人便曾直言不讳:在其继位之初,各种诽语?#123;传早已「备闻于耳」。[6] 证诸朝鲜李朝方面的史料,朝鲜当时访京使者即曾听到雍正矫诏袭位的传言。根据朝鲜冬至行正使全城君李混和副使李万选的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帝崩逝之后:

  十五日大学士马齐、九门提督隆科多,及十二王等相与谋议,称有遗诏,拥立新君后始为举哀,二十日颁登极诏。以此多有人言,或称秘不发丧,或称矫诏袭位。内间事秘,莫测端倪。而至于矫诏,则似是实状。[7]

  为了庆贺新君登极,朝鲜李朝于雍正元年(李朝景宗三年;1723)派遣进贺正使密昌君李樴进京,李樴返国后回报进京情形,也同样指证当时北京确有传言雍正的继位乃「出于矫诏」。[8]

  当雍正六年爆发湖南士人曾静(1679-1736)派遣弟子投书川陕总督岳锺琪(1686-1754)劝反清廷一案。[9] 其中对雍正皇帝最切身的指控,便是他藉助隆科多之力矫诏得位。[10] 这种传闻流布既快又广;不仅僻处湖南的曾静有所耳闻,连东北也传扬开来,例如三藩之一耿精忠(?-1682)的孙子耿六介流放在吉林三姓地方,便曾在八宝家中听过几位太监私下议论康熙遗诏遭到窜改,说是「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罊天下」,而当时四阿哥的胤禛将遗诏里的「十」字改为「于」字。[11] 可见雍正即位之初,矫诏窃位的传闻在京城里便已风声鹤唳,并且透过各种管道四散流布,既流传海外藩邦,也逐渐扩散到陲远地方。

  

  一、奉天承运:政统赓续与皇位继承

  

  凡朝廷德音下逮,宣示百官曰制;布告天下曰诏;昭垂训行曰诰;申明职守曰勅。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

  

  清朝以皇帝之名颁布的命令主要有制、诏、诰、瀣等形式。其中诏书的目的乃向天下臣民布告国政或垂示彝宪。皇帝诏书的格套例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宗,而用「布告天下/中外,咸使闻知」结尾。遗诏无疑是奉皇帝之名所颁布天下的最后一道命令。

  当代曾有学者慨叹雍正夺嫡与否的公案之所以难断,关键之处是因为没有康熙的亲笔遗诏。[12] 但试问古今又有多少皇帝曾于生前钦定自己的遗诏?遑论亲笔撰写。皇帝这一道最后的命令往往并非皇帝所亲拟,甚至未及经过皇帝寓目钦定,本是公开的秘密。明中叶内阁首辅徐阶(1503-1583)为明世宗朱厚熜(嘉靖,1522-1567)崩逝后所拟定的遗诏,甚至收录在其文集里。[13] 小说家也从不讳言皇帝诏书乃由他人捉刀,在晚明冯梦龙(1574-1646)编纂的《醒世恒言》里,便有一段故事提及唐德宗晏?#123;,百官共立顺宗登位。不到半年,顺宗又倏忽崩殂,只得再立新君,是为宪宗。当时有位文臣独孤遐叔因缘际会,转瞬间平步青云,高升翰林院学士,就是因为接连三任皇帝,前后总共四篇大行皇帝的遗诏与新君的登极诏,都出自独孤遐叔之手——「这是朝廷极大手笔,以此累功,不次迁擢」。[14]

  大部分的遗诏既不是皇帝临终前所亲自拟定,也来不及呈请宾天的皇帝寓目定稿。但是这一道最后的命令,却往往是皇帝颁布天下最重要的一道命令。其象征意义不言可喻:朝廷透过遗诏明白宣示皇权的转移与政统的赓续;换言之,遗诏乃以大行皇帝之名昭告天下:旧主虽已宾天,然新君即将承命登基,是以帝制的运作如常,而国祚的延绵无虞。

  顺治元年(1644)十月,清军已完全控制京畿,正准备大举挥军南下,因此特别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地,详细罗列南方臣民纵任流寇而不讨贼勤王等各项罪状,其中一条便是南方文武官员在没有接获明思宗朱由检(1610-1644;崇祯1627-1644)的遗诏下,竟擅立福王朱由崧(1607-1646;弘光1644-1645),伪立新朝。言下之意,没有得到崇祯皇帝的遗诏,福王岂能擅继皇权,自居正统?事实上,崇祯之所以选择自缢一途,恐怕已认定大明江山命脉行将断绝,只得以身殉明,当然不会考虑颁发遗诏。既无崇祯遗诏,明朝政权的赓续便失去法源根据,对清军而言,从此天下政统变成开放之局,天命转系于人心归向。而礼葬崇祯的清军,自可张扬「恭承天命」的旗帜,「爰整六师」向南方「问罪征讨」。

  清军这番冠冕堂皇的兴师檄文,自然是挪用汉人对皇帝遗诏奉天承运的理论预设。反观当时满族本身,又何尝有颁布「遗诏」的机制,藉以展现皇权正统赓续的象征意义?不论是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天命1616-1626),或是清太宗皇太极(1592-1643;天聪1627-1635,崇德1636-1643),在其临终之际或是宾天之后,也都没有制作遗诏布告天下之举。《太祖高皇帝实录》对努尔哈赤死后没有遗诏一事极尽美化能事:以为努尔哈赤「于国家政事、子孙遗训,平日皆预定告诫。临崩,不复言及」。[15] 至于《太宗文皇帝实录》对皇太极毫无预警的死亡,更一语带过:表示皇太极是在「无疾」的情形下「端坐而崩」,当时也没有留下只字词组,交代部族领导权的继承人选。[16] 事实上,皇太极猝死之际满族部族领导权的继任人选仍在未定之天,遑论颁布遗诏。推究原委,并非这两位开国君主临终前来不及留下遗言安排后事,而是当时满族皇室根本还没有为崩逝的领导人制作「遗诏」以昭告天下的习俗。

  严格而言,大行皇帝的遗诏布告之际,当是朝中皇权的转移已成定局之后。而之所以康熙遗诏成为皇权继承的聚讼焦点,正是因为康熙皇帝生前在二度废储之后,嗣君迟迟未定,其生前既无明白指定皇储人选的谕旨,又无像雍正即位后施行秘密建储制度的密旨。因此康熙遗诏遂变成皇权继承唯一法律文件。也难怪一方面雍正以康熙遗诏为其继位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一方面民间传言则质疑康熙遗诏乃为雍正所窜改。

  雍正究竟是「奉天」——得到康熙遗命的钦点?还是「承运」——利用康熙仓卒之际因时利导而夺权?对现代的历史学家而言,雍正口中的人证已难招魂还阳一一对质,当今唯一可以进行覆核的,便是作为关键物证的康熙遗诏。

  当然,历朝实录多载有大行皇帝的遗诏全文,因此问题不在于遗诏的内容为何,而是在于能否考掘出「原件」以供对勘检验。而就目前所知:康熙遗诏的「原件」不仅仍幸存于当世,而且不止一份:两份保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两份则庋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四份中,除了北京的一份疑似钞稿,其它三份皆盖有满汉文并打印玺:汉文是「皇帝之宝」,满文转译成罗马拼音为「han(汗) i(之) boobai(宝)」,确为「原件」无疑。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康熙遗诏的「原件」?而这些「原件」究竟可以为雍正继位之谜提供什么样的解答?显然我们必须要对清朝遗诏的制作与其书写特性进行通盘的考察,才能厘清现存康熙遗诏与雍正继位一案的可能牵连。

  

  二、皇帝诏曰:遗诏制作与历史书写

  

  (一)清代第一份遗诏

  既然当初清军挥兵南下的檄文中,义正辞严地指控南方未得崇祯遗诏的加持,那么入主中原后的清朝,为了赋予其皇权赓续「奉天承运」的正当性,采用汉人制作遗诏的典制自然是势在必行。

  清代第一份遗诏是奉顺治皇帝(1644-1661)之名颁布天下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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