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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照田:中国革命和亚洲讨论

更新时间:2007-09-17 00:41:44
作者: 贺照田  

    

  【作者按】:此稿原载《开放时代》,是本文的最后修改定稿。感谢《开放时代》给我这个机会,使此修改定稿有机会和读者见面。今后参考、引用本文请以此修改定稿为准。

  

  在我看来,能不能意识、体会、进入、理解乃至共有对方的深层困惑与苦恼,是决定亚洲讨论能否建设性深入的关键之一。

  比如,现代中国革命及其社会主义实践是使中国现代史区别于日本、韩国等热心推动亚洲讨论国家与地区现代史的最主要标志。所以,中国革命及其社会主义实践,或者成为议者谈论的直接话题,或者虽没直接出场,却每每成为可以感到的形塑文章和谈话的实在背景。

  就我所读到的文章和听到的谈话论,在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实践议题上,有三种典型的态度方式:一是共产主义实验不是已经随着苏联东欧巨变和中国改革的进行被证明是失败了吗?中国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的大幅改善不正是偏离乃至放弃原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吗?二是一些五、六十年代受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感召和刺激,至今仍关心中国的人,他们在感情上自觉不自觉地希望听到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肯定性谈论。三是各国与地区一些左翼取向的批判知识分子,他们也特别希望听到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肯定性评论,看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传统对中国今天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的这类富肯定性倾向的分析论述。不过,他们的肯定性期待不同于上一种的情感推动型,而是由于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肯定性叙述、评论才有利于把他们所处身的社会制度、观念逻辑相对化,才更方便他们对所处社会批判工作的展开。

  随着中国大陆和世界、中国大陆知识界和大陆以外知识界交往与连动的增加,外面对中国革命和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态度与谈论,也通过各种渠道成了塑造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观念感觉、知识氛围的重要力量。表面看,第一种态度和谈论既根植于世界史明显事实,又配合中国大陆大多数人谈论中国当代史的首要感觉,应该是稳妥无误的。但一旦突破此一谈论表层,深入此一谈论表层之下中国社会大多阶层的实际感觉,就会发现,表层谈论逻辑之下,实有着更加复杂多样的关于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实践、关于毛泽东等的感觉和谈论。假如我们稍用些心力来整理、推究这些感觉和谈论,便可清楚明白,这当中和他们口头主导逻辑不配合的相当部分的谈论和感觉,是既不能用人们既想要社会主义好处又想要资本主义好处的心理来解释,又不能被这些年引起广泛瞩目的"新左派"思潮所强调的对社会大范围急剧贫富分化不满等问题所充分包纳的。而这些情况,往往既非那些海外中国分析家们所了解,有时亦非他们所愿意了解和推究的,因此这些分析家们对中国大陆有着第一种谈论是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生活于中国内部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也无心去把握和推究这些不容易一下清楚整理的信息,反常从海外中国分析家们那里寻找对自己当代中国笼统解释的支持和印证。

  至于第二种和第三种谈论者,我不知道他们实际占国外热心中国谈论者的比例,但由于他们对中国现代史1中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有着感情和理智上的兴趣,所以他们实际在塑造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知识界的现代史感觉上有着突出的作用。在相当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新左派"思潮历史感觉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便是以他们的中国现代史兴趣方式为媒介和背景的。

  推究此三种讨论的态度和方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种谈论虽然确乎是对中国70年代末以来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扼要概述,但由于过分停留于这一理解,乃至把这一理解绝对化,必然导致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简单态度。中国大陆90年代以后意涵对中国革命、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指194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前)全面否定的反激进主义思潮,在很大意义上便是以第一种谈论隐含的--中国当代成就的每一步取得,在极大意义上都是中国革命传统、社会主义体制退一步所带来--这样一种理解与感觉为基础发展而来的。

  而第二第三种态度方式虽能使当事人跳出与第一种谈论所配合的历史感的笼罩,但由于使他们得以跳出此一笼罩的动力是自我情感认同,和寻求构造对自己所处社会的批判契机,因此,我们便常常遗憾地看到,最受他们欢迎的,往往并不是真在艰难寻求中国现当代史深入理解的工作努力,而毋宁是配合了他们情感需要和便于他们批判论述构造的那些论述和理解。这两类谈论者的倾向往往非常明显,以至不少中国大陆学者在一些场合亦自觉不自觉地配合甚至迎合这两种倾向。

  我这么讲,并不是在意指海外中国谈论者对中国当下思想状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我很清楚,中国90年代以来反激进主义面目下的反革命的历史观的兴起,有对八十年代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所以失败的反省,亦有对八九年国家政权武力运用的强烈反弹;也清楚中国新左派思潮历史感觉的形成,既和中国90年代以来贫富迅速分化的现实危机有关,又和他们过于热衷与同样成立于激烈心情之下,因此许多方面不免过于简化的反革命史观相激相荡有关。源自激烈心情又过于热衷与别人相激相荡,使得许多新左派的历史书写和历史论述,实际只是反革命史观的直截反动--也即变成对反革命史观所批判的现象与问题的回护2。新左派的现实批判同情者不少,而其历史观同情者相对较少,很大原因在此。

  从此点看,看似态度与方式有着极大差异的海外三种中国谈论,其实和中国大陆内部彼此激荡极烈的历史观争执一样,共有着停留于可供自我印证的那些现象,却未努力进入另外一些可对自我解释逻辑形成挑战性的现象的问题。有时,我甚且疑心一些人有意停留于一些表象。比如,疑心第一种谈论者中一部分人有意停留于中国当代史流行理解表象。疑心第二种第三种谈论者则耽溺于他们给出的氛围所引出的历史讲述,因为在第二种第三种谈论者所给出的氛围中,参与谈论的中国人或因不愿破坏这亲切的期待气氛,或因还未找到若何安排、叙述使这些期待者兴奋的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那另外一部分不配合此气氛的真实,加上有时难免对自己所处历史的肯定可带给人的支撑和安慰感,共同使得在第二第三种谈论者给出的氛围中,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或不去破坏这亲切气氛,或调动自己能配合这气氛的记忆与知识以配合这种气氛。而这些反过来又往往会加强这些中国外部谈论者对自己关于中国的情感倾向、理智倾向的自信。因此更不会推动他们去进一步探求,如何内在于中国本身来定位和安排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吸引他们的那些现象与事实。

  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这三种态度所倚赖的是不是历史事实这一问题,而毋宁是他们是否有动力突破已有自我状态突入另外一些真实之问题。而强调突入会挑战自己固有状态与逻辑的新事实,在于非经此不断努力,人们便不易开始省思--推动人们去看到他们所看到的现象与推动人们去拥有他们所拥有的心情的历史-社会机制和历史-观念机制到底为何的问题。而不把变动巨大的中国的这些现象和心情放到使它们何以被正面感觉与意识的历史-社会机制和历史-观念机制中去考察、把握,我们实不能理解这些现象与心情于当事人自己讲述逻辑之外的那部分历史意涵和历史功能。所以要真正进入当事人亦无充分时间和心境去理解和整理的变动巨大的中国现当代史,以现成占上风的看似相关观念、理论逻辑为直接依托固然不稳,以当事人井井有条讲述出来的是非为是非亦甚可议。中国现当代史恼人心魂者在此,中国现当代史魅人心魂者亦在此。而要在此恼人、魅人情境中,走出一条突破已有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把握和评价的新路,我以为在面对已有逻辑和解释,并承受这些逻辑与解释所给出的观察和论证、分析后,还必需去发现和正视那些直觉和此逻辑相关,但却无法被此逻辑消融和解释、包纳的苦恼。

  比如,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站在中国现代史内部去看它,就需特别重视对它具真诚信仰且努力付诸实践者的苦恼问题。因为往往在这些苦恼中蕴涵着,既内在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同时又能使已有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感受与理解相对化的认知能量。而这样去突破已有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把握和评价,既能避免过分倚赖外在标准的观点与观察所带来的横入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可能引出的诸种认知问题,又能以贴近当事人的方式看到当事人已有逻辑与解释的不足。而且此种内在于一问题处身脉络定位该问题的把握方式,因可同时清楚意识和此问题发生相关的诸要素的不足和价值,以及这些要素何以以实际发生的方式,因而可使实践者在面对此问题时,能真的克服过于粗暴的外部否定方式,而真正做到内在于此历史-现实面对的方式,即尽量不破坏历史原有脉络,并尽可能连带转化历史中具建设可能性的能量,尽可能重新稳妥安排那些富重新安排价值的历史要素等等。3

  显然,这种内在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分析检讨方式,不是为否定而否定,为肯定而肯定,而是为在尽量据有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原有建设性品质与能量的情况下,发展、转化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从此一思路看中国当代史,便可发现,中国当代史的改革实践虽亦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检讨,但其所基的历史-现实认识与理解却并非我上面建议的谨慎方式,而毋宁只能算是一种在社会主义传统实践挫折的心情和现实紧迫困境的结点上,对历史直观匆促的整理的结果。当然,历史挫折所致的心情和各种现实力量间极强的相互激荡,使得某种认识上的直观笼统在所难免。但先天不足,事后又缺乏根本的补救和检讨,便依之为基径直展开中国当代史,不可能完全不付历史代价的。

  比如,有中国改革总设计师之誉的邓小平应该是对中国所以走上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深有认识和体会之人,亦是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存在问题深有感触和认识之人,但即使这样一个有条件之人,其很大程度基于自己直观认识的把握,亦有若何认识与理解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顿挫,如何在新的情势下转化和安排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宝贵因子与建设性要素,这些方面的判断与思考的不足;亦有对他们所否定之对手所看到的问题在新的情势下该如何解决与制约认识不足诸问题。所以,中国80年代初便开始的以克服家长制、一言堂问题及机构臃肿问题等为出发点的制度建设强调,到后来竟演变成第一把手权力越来越少受限制,不仅在事权,而且在人权和财权方面权力都大大扩张,官僚机构更是加速臃肿扩张,而该方面所以会出现走到出发点反面的悖论局面,不能不说和制度改革初始出发时,认识与指导便有结构性缺陷这一起点不足的状况密切相关。

  所以,我此文关切的重点并不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应肯定还是应否定的问题。我关切的毋宁是一种笼统直观的历史理解的危害问题。因为直观笼统的历史认识方式,影响实践者对其所处身历史现实的深入认识,从而影响实践担当者拥有要作出恰当实践选择所不可或缺的恰切的历史感、现实感。因此它不仅影响认同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者的认识与实践,也影响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者的认识与实践;不仅损害政治家对现实的认识与实践设计,也损害知识分子恰切型定自己的直接时代介入方式,损害欲通过学术工作之展开以积极承担时代责任之知识介入方式真正拥有深刻的历史感与现实感。

  以我自己亲身经历论,八十年代中叶以后,实际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诸多方面的知识氛围,至少在北京的不少大学校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由于这一氛围并没有找到对先前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的合适理解、把握方式,而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与革命和社会主义所强调的集体主义精神对反为动力,这就使得八十年代"回到五四""人的发现""人道主义"等强调,并没有造出当时大多当事人所希望的--既有权利自我意识又有强烈时代社会责任感的个人主义类型。而所以形成和推动者所期望的相去甚远的局面,各种原因中两个具关键位置的原因便是:一、由于事事和革命和社会主义对反,因此,八十年代对人的问题的强调,实际是以和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都强调的集体主义对反的方式来自我构形的,因此在观念形态上先天不足;二、由于没有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富灵感的剖析,因此缺少转化和重新安排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传统中宝贵的理想主义及对民族、国家、时代具强烈责任感的精神能量的清晰意识,从而使得当代史错过了现代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之一。

  因此,当有人追问何以有着两千年义利之辨传统、有着几十年最讲信仰与理想的社会主义实践传统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十余年后便陷入了比搞了几十年、上百年资本主义的社会更唯利衡断一切的氛围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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